工资高的雇员，用低薪的新员工以至临时工、兼职工来取代。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因此产生的痛苦大部分由受损害的员工承受。香港历来奉行低税政策，政府不可能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和失业救济开支，也没有多少减税的空间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今后新加坡和香港看来会走很不相同的道路，分别按照两种对立的经济学理论去实践，最后谁将胜出，谁将率先走出金融风暴的阴影，其意义应该远远超出新、港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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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发挥香港新优势
董建华出任香港特区行政首长一百天，提出了他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也是香港回归中国后特区政府的第一份规划未来的蓝图。一百天终究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对一个新领导人则是检验他施政能力的重要时期。董建华第一个百日稳健如常，使末日论者跌破眼镜。新政府上任后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让香港顺利、平稳过渡，使香港人和全世界真正相信，不仅中国有诚意，而且香港也有能力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现在百日过去了，这一目标大致上已经实现，董建华在稳固的基础上，以新的思路展示共创香港“新纪元”的宏图。在宣读报告的两个多小时中董建华几乎触及香港面对的每一个问题。不过，从近期民意调查中可以强烈感受到，回归后香港社会的注意力已经从政治问题转到民生和经济发展。董建华的报告抓住了这些重点，得到舆论的普遍支持，而他在报告中表示要帮助数十万个家庭购买住宅并为首次买楼的人士提供六十万港元（约合八万美元）的低息贷款，也成为多数香港报章的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回归后的香港面对着一大堆难题，有远虑也有近忧。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因为过去十多年香港“夕阳政府”既无心又无力去解决经济转型带来的新课题，英国人“借来的时间”已近尽头，借来的土地”就要归还，中英政争更使一切事务都高度政治化，许多关系到香港人切身利益的民生、教育、劳工、就业、老人、住宅、新移民、环境等问题，跨越九七的基本建设以及香港未来经济发展方向，都被冻结起来留待特区新政府去伤脑筋。而今，董建华和他的政府要着手解决这一大堆事情，就须在远虑和近忧之间寻找一条合理的、符合最大多数香港人利益的途径。他可以把政府的储备慷慨地用于改善民生，以获取受益者今天的掌声，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力图把香港社会的注意力引向未来的新纪元，把提高香港竞争力作为求取社会发展繁荣及普遍富裕的根本出路。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正确的。回归中国后的香港更加需要“跳出过去思维方式”，以新的时空观规划未来，充分发挥香港的潜在优势。如果中国有希望在下一世纪成为东半球最强大的国家，香港就应该成为东半球最繁荣、发达的国际大都会。香港人若只是着眼于“近忧”，那就有可能如董建华所说，变得“被动守成而安逸平庸”，把握不了国家振兴与世界发展潮流带来的机遇。与亚洲其他三小龙相比，香港在经济转型方面起步迟了许多。但回归后的香港，却有着许多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除了运行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法治体系，除了已经奠定的国际金融、货币、航运中心地位，除了雄厚的财政储备，香港更有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发展的独特背景作支持。当“借来的土地”已成为自己的土地，借来的时间”只不过是英国统治的“大限”，香港完全应该凭借自己的强势，利用香港与中国内地融合而产生的新能量，做出他人想做而做不成的大事业。董建华的首份施政报告达到了这种要求，实而不华，并一扫保守、自卑的心态。在具体决策方面，董建华把推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特别是交通运输项目，作为带动香港再起飞的龙头。以香港的财力，要完成这些工程并不难，只是以前耽误了时机。交通的脉络畅通了，被视为香港最稀缺资源的土地，也就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住宅等民生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另外，特区政府将为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中小企业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包括设立“第二股票市场（创业板）”和加强推广资讯科技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董建华把开发人才资源、改善港人素质作为提升香港竞争力的关键，把进一步加强中西文化交融作为提升二十一世纪香港的国际地位的一大优势，达到英治时期不可能有的最大格局和最高目标，令世人看到“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确有能力做出过去无法想象的成就。有人担心，董建华为香港提出如此雄心勃勃的全面规划，会不会同英国人的“积极的不干预”施政原则背道而驰。但英国人治理香港以“积极不干预”为标榜，首先因为香港乃是它的遥远殖民地；而且，到后来所谓“不干预”变成了无所事事和不负担责任的借口，董建华和特区政府当然不可能继承这样的施政方法。既然香港人在英国管治时不可能做成大事，就应该比英国人更有眼光和智慧，扬弃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殖民统治的一切遗产，从而创造新香港的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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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浙商”，不见“港商”
2005年10月
前不久到中越边界广西一侧的东兴市采访边境贸易，发现在这个人口刚过十万的小“市”里面，居然有一万三千个浙江商人在做生意。因为来自香港，当然要问地方官员： “这儿有没有香港商人？”很少见到。”回答颇令人失望。街头有几家店铺，牌子表明它们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也许其中也有香港资本的公司，但远远比不上浙江商家的气势。浙江省的两大小商品市场，都已经在东兴建立了分市场。绍兴商家聚集的纺织品市场形成了“一条街”，前后投资三亿多，共一千余人，来得早的已有七八年，甚至在东兴结婚生子，买地建起住宅楼。投资一亿元刚建好的义乌小商品贸易城里面，来自台州的商人最为活跃。他们一面把浙江出产的日用品销往越南，一面又把整整一层楼面变成越南红木家具批发中心，吸引了一批越南商人前来设摊位。我问贸易城老板“这么大的投资是否收得回来”，他说： “不急，先考虑把生意做大，回收投资是以后的事情。”这许多的浙江商人到小小的东兴，可见这里大有商机，但为什么不见港商呢？十月十九日，广西首府南宁就要举办第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摊位比去年第一届增加一千个，主办方告诉我，已报名参加的香港公司约五十家，多于去年；但在全部两千多个摊位中，五十来家香港公司只是一小块，一定比不过浙江商人。以距离而言，香港与广西及东盟的关系要比浙江近得多。如今，“九加二”泛珠三角经济区已经成形，香港也是其中一员（还往往摆出“龙头老大”的姿态）；未来五年，中国与东盟又要建立“十加一”自由贸易区。这两个总数都为十一的概念叠加起来，其中蕴藏着的机会可谓无穷无尽，浙江人已经抓到手中，香港人怎会看不到？广西的官员说，最近确有一些港商前来考察投资环境，但主要是因为珠三角缺劳动力，缺电，生产成本上升，而不是着眼未来的广阔前景。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对外开放时，香港人是外来投资者的先驱，更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拓者，连带着，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港式文化，都影响和改变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但现在不同了，香港人在内地已失去了往日的进取势头，市场经济先驱者的地位已经让给了浙江人；除了珠三角地区，香港投资者在中国东部几个大城市，主要只是经营房地产和商场；在台湾商人迅速扩张的IT产业面前，港商已是大为逊色，更不必同美、欧、日的跨国集团相比了。香港回归中国已经八年多，香港与母体的连接越来越紧密，然而，香港人在中国内地发展中的作用却越来越小，越来越边缘化，这正是危机之所在。当然，香港这块地方不会有大问题，尤其因为它得到中国内地经济起飞的有力支持；以香港为窗口同中国往来的四方商家和专业人士也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们着眼的是中国内地庞大空间。有问题的只是香港人，特别是那些香港生、香港长、只懂在香港一地生存的中年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实际上，危机早已来临。
中国“入世”改变香港“中介”地位
1999年11月
中国有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是影响香港未来许多年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就像二十年前邓小平决定对外打开中国的门窗那样。中美谈判达成协议，特区首长董建华和商界名人李嘉诚都连声叫好，香港股票市场恒生指数连日飞升，重新突破一万五千点水平，表明内外大小投资者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市场前景也一致看好。一个月来香港确实好消息不断，股价指数差不多增加了四分之一，住宅市场的交易也明显转热。最近几天新楼发售处时时出现人潮，到大型私人住宅区看楼的人数增加了二三成，有些打算出售豪宅的业主听到中美达成协议的消息后，立即提高售价。这些天，香港人的账面资产重又厚实起来，民众的信心也随之回升，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各项信心指标的数字比月前普遍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多。经历两年多的心理低潮，香港市面上现在总算可以感觉到一点乐观的气氛，相信今年圣诞节和明年农历新年的消费会比去年好转许多。
但香港人在为中国“入世”叫好的同时，媒体上也出现不少为香港前途担忧的声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可以长驱直入内地市场，香港还能不能继续发挥目前的“中介”作用，香港企业还有没有竞争优势，香港日后会不会被上海取代？说得更加明白一点，香港经济会不会因为中国“入世”而衰落下去？这个问题不容易讲清楚，首先因为所谓的“中介”作用可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