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战区的客观情况相当复杂，天气多变，很难掌握。有时本是晴空万里，但顷刻便会雷雨交加，或者平流雾从海上铺天盖地而来，对战斗起飞和飞行安全都构成极大威胁。夏日的气温，高时可达42摄氏度以上，以致跑道上都能够煮熟鸡蛋。地勤人员如果赤膊触及机身，就能烫出燎泡。因此，他们即使在盛夏也要身穿厚厚的工作服维护飞机。飞行员进机舱开始作战准备时，地勤人员还常常主动为他们遮出阴凉，不停地往他们嘴里塞冰激凌，或用电风扇吹。然而即便这样，还是有飞行员会难免晕倒在机舱里。
由于大陈岛距离我军的机场近在咫尺，岛上国民党军队的雷达及其派遣的特务，都能够将我军航空兵的起飞架次、飞行科目、编队序列等及时报知台湾。敌人对这一作战海域、空域都比我们熟悉，敌军飞行员在技术、战术上也优于我们。在作战态势上，敌防我攻，敌人据有以逸待劳之优势……
1954年10月底，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命令：在登岛战役发起之前，要对敌军占领的大陈岛、一江山岛发起突然攻击，将炸弹扔到岛上，炸掉敌人的雷达、高射炮、工事及海面舰艇……
聂风智立刻召开作战会议，让曾幼诚宣布作战命令：
“为了进一步打击活动在大陈岛一带海域的敌舰，封锁困扰盘踞在沿海岛屿的敌军，创造解放沿海各敌占岛屿之有利条件，前线司令员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决心从即日起，以空军为主，协同海军舰艇和海岸炮兵，集中轰击大陈港内或出巡之敌舰以及敌地面军事目标，杀伤其有生力量。”
通过研究战例，世界上许多登陆行动在临战准备阶段就遭到失败的教训，使张爱萍、聂风智高级指挥员等不由想起了“制空权”理论的发明者意大利人杜黑。包括登陆作战在内的现代战争更是如此。他们再次重温杜黑在1921年说过的一段话：“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并接受战胜者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 德国空军参谋长科勒在论述德国战败的教训时也曾指出：“一切取决于制空权，其他都是第二位的。制海权不过是制空权的附属物。”
宁波栎社机场，原是一个荒芜已久的旧机场，杂草丛生，到处坑坑洼洼的。
一个机场一般就是一个场站。不了解空军部队内情的人，常常误以为航空兵部队没有后勤，编制只有司令部、政治部、机务处……其实，空军的场站就是航空兵师或航空兵团的“大后勤部”。而它之所以称得上“大”，就在于它不仅担负师、团的一切后勤保障，而且自己还有齐全的司、政机关，较全的直属保障单位和许多分散值勤点。
夺取制空权（7）
为了修复这个机场，空军栎社场站陆军第20军58师172团的官兵们接到任务：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其修复，让战鹰能够顺利起飞。
当时连队普遍缺额较大，一般只有*十人。人员不足，又连遭阴雨，天气十分寒冷。战士们随身携带的雨具只是一个四方块儿的雨披。它的优点是在野外露宿时可以拉起来搭帐篷，行军、执勤时遇雨可以披在身上防雨。但对施工挑土填坑来说就不方便了——肩上挑着担，手被裹在里面使不上劲儿，不能甩开膀子干，因而战士们大多宁可淋着雨也不愿使用它。
有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不少战士在施工时仍然不披雨披。大概15时光景，在1连2排挑土的地方来了一位瘦瘦高高的干部。他径直问战士：“你们是哪个营、哪个连的？”
2排长王立云回答：“1营1连的。”
“1连可是个英雄连队啊！”那瘦瘦高高的干部很有感情地说，“1947年的莱芜战役，1连在小洼战斗中打得英勇顽强，出色完成了任务，获得了‘人民功臣第一连’的光荣称号……这次你们修建机场，也是一项硬任务，时间紧，困难大，老天爷又捣蛋，老是下雨。”
2排长王立云说：“我们一定克服困难，坚决完成任务！”
“说说看，”那瘦瘦高高的干部问，“你们准备怎样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大家一时不知所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晓得怎样回答才好。
那瘦瘦高高的干部又问：“现在天正下雨，你们怎么不穿雨衣？”
6班长苏贵玉说：“我们发的都是雨披，披在身上挑担，手使不上劲，走路不方便。”
那瘦瘦高高的干部说：“不穿雨披，外面淋雨，里面淌汗，内外夹击，容易感冒。现在连队本来人员就不足，病号增加，劳动力减少了，怎么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想想办法？”
大家一时又不知道应如何回答。
接着，那瘦瘦高高的干部向2排长王立云要了件雨披，披在身上，并从6班长苏贵玉手里接过担子，挑着就向前走。
这时，指导员田家志走来，示意苏贵玉赶快追上去把那人肩上的担子抢过来。那瘦瘦高高的干部把雨披还给6班长时说：“试了一下，还可以嘛。”
他离开工地时，特别关照指导员田家志：“要关心爱护战士，雨天施工一定要披上雨披，不要怕麻烦，要让大家懂得爱护好身体，才能完成好任务……”
收工前，指导员田家志到指挥部开会回来后对全连同志们说：“大家知道下午要我们披着雨披干活的是什么人吗？”
官兵们都说不知道。指导员说：“是张爱萍，大干部，中央军委的副总参谋长，还兼着我们‘前指’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大家听了，浑身上下热乎乎的兴奋不已。他们从此在雨天施工时，都自觉地披着雨披争分夺秒地大干，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抢修栎社机场的任务。
其实，这些天张爱萍一直马不停蹄地在基层连队跑。每当他见到年轻的战士，心海中总不禁会泛起一阵感情的涟漪，身上也分明感受到无数双青春的眼睛。这是些多么可爱的年轻人啊！他认为眼下，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有着一种共性的东西，那就是为了实现一个神圣的理想而不惜赴汤蹈火的真诚与执著。
王保俭当时是空军航空兵第20师58团的机械师。为了参加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行动，他们七八个人挤在一辆车上，从南京大校场机场出发疾行一夜，赶到杭州笕桥机场，又几十个人每人一块铺板，挤住在日本人盖的大马棚里。
夺取制空权（8）
王保俭负责的那架飞机发动机寿命快到200小时了，按照规定必须换下来全面检修。为了保证战鹰能随时升空作战，更换飞机发动机的工作只好放在夜里进行。他和战友们将飞机推进机堡，用竹竿挑起电灯，手持工作灯便连夜干了起来。在检修将要完成时，有一个机械员报告，他安装的部件中有一颗小螺丝帽找不到了。王保俭想，这可是个大事，如果掉到发动机内部，就可能造成重大事故。于是，他们在发动机的各个部位寻找，从到过的各个地方找，又把每个人的衣服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大家将穿着的鞋袜脱下来，才发现是在一个同志穿的工作皮鞋底部橡胶花纹里卡着呢！
有一天，天刚蒙蒙亮，战斗警报就响起来了。王保俭和战友们赶紧起床，集合跑向停机坪。他们打开飞机蒙布进行飞行前检查和试车，忽然发现左发动机转速表突然不指示了。这可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啊，延误了战机不得了！王保俭急忙让仪表师梁振良把旁边一架没有任务的飞机上的转速表拆下来，迅速装到那架准备起飞的飞机上，保证了转速表的正常投入工作与起飞参加战斗。
11月1日上午，一支由解放军空军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组成的飞行大队，在空军航空兵第11师副大队长王*率领下，呼啸着向大陈岛方向飞去。
在他们出发前，张爱萍曾不无幽默地向聂风智、杨焕民等华东军区空军的几位首长说：“今天是11月1日，蒋介石的生日。我们的飞行员在中午12点准时投下炸弹，是给蒋介石送去的‘寿桃’、‘寿糕’，很有意义。”
当时，我军装备的是杜－2轰炸机，双引擎涡轮发动机，是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过的。
强烈的阳光照射着云层。11时左右，王*率领的机群接近大陈岛上空。三十多架轰炸机，还有三十多架歼击机掩护。
这时，盘踞岛上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午餐。但他们防空部队的高射炮群还是突然开火，弹光给云层点缀出团团花瓣。
望着自己机身下边高射炮弹曳出的一道道白烟，王*微微一笑，藐视地撇了撇嘴角。他拿起话筒，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不慌不忙地下达了“开始攻击”的命令。
随后，王*带领4架苏制伊尔强击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虎下山般地直向国民党军的高射炮阵地俯冲下去。一颗颗重磅炸弹带着尖锐的呼啸声在国民党军的阵地上爆炸，顿时，一片烟火，敌军刚才还“嗵嗵”作响的高射炮被炸得七扭八歪。王*等飞行员在几千米高的空中，清晰地看到高炮阵地的敌军官兵或被炸得血肉横飞，或像没头的苍蝇，为了能找到一个藏身之处而狼狈地四处瞎跑、乱撞。
翱翔在高空中的王*此刻已不是微微一笑，而是高兴地发出爽朗的欢笑。
与王*同样高兴得还有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20师的师长马宁和60团团长张伟良。
这马宁是位很有传奇性的人物。他是曾参加过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陆军战斗英雄。在战争年代，马宁5次负伤，左腿因伤残比右腿短4厘米。就是这样的身体条件，他却执著地要学习飞行，在飞行速成班里仅学习了一年零四个月，就以优异成绩第一个放了“单飞”，被人们誉为“中国的阿列克塞·米列捷维奇（前苏联作家波列沃伊的小说《真正的人》中的主人公）”。马宁当时刚满30岁，什么工作都是身先士卒，几乎所有训练科目都要先飞一步，取得经验后再让其他同志飞。苏制杜－2轰炸机，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