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吗？这种观点的意思是说，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出口困难，而出口的困难与其说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前一段错误的货币政策的结果，即人民币贬值的货币政策。
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这好像与上述第二种看法差不多，但具体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而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不但是交织在一起，而且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思。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的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了。
我强调这两个因素的交织，一是为了表明，这可能使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面对的问题可能比简单面对金融危机更为复杂；二是为了表明，将这两个因素加以区别，注意到两个因素各自的逻辑，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这第二个因素，即国内因素，就是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问题及其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影响。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问题”，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尽管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今天的问题更相近，不如说与历史上那些传统经济危机的问题更相近，或者说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候美国面对的问题更相近。换一个说法，尽管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全新的金融危机，但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最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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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正遭遇跟当年大萧条一样的坎儿
对生活必需品时代和耐用消费品时代进行区分，并强调由前者向后者转型的重要性，对于理解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从而对于理解目前“中国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这样的话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无需再次重复。而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或当时利益关系失衡的关系，也是确凿无疑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另外一个问题：所谓产品过剩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而这个问题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少年来，“将牛奶倒在河里”几乎成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只不过原来说牛奶是资本家倒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垄断利润；而这些年有人查了当时的资料，发现牛奶原来是农民或农业工人倒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维持可以有利润的价格，至少是不愿意在赔本的情况下再赔上汽油钱将牛奶运到城里去。但不管怎么说，被倒掉的牛奶都成了大萧条或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符号或象征。然而，这样一个符号可能会产生误导，即人们将生产过剩与牛奶之类的产品卖不出去联系起来。换言之，就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而言，卖不出去的牛奶确实没什么代表性。
实际上，当时卖不出去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牛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包括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其他产品，如房子、汽车、摩托车、简易冰箱、洗衣机、收音机、电话等等，也就是耐用消费品。这些东西至少在当时是被人们当做耐用消费品的，那时拥有一台收音机的意义不亚于今天拥有一台电视机。当初，胡佛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许下一个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的诺言，他说，他要让“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这就和我们当年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但“两只鸡”和“两辆汽车”却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鸡代表着柴米油盐这类生活必需品，汽车则代表着耐用消费品。锅里有两只鸡，家里有两辆车，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美国和西方正处在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这个转变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我查了一下材料，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的当年，美国的汽车产量已经达到500多万辆。而我们2007年的汽车产量是1300万辆，国内的市场是800万辆。吉尔伯特·菲特和吉姆·里斯在《美国经济史》中写道：“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50万幢（1925年约有100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菲特、里斯，1981）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正是美国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重要时期。无独有偶的是，房地产和汽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仍然是一对难兄难弟。
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年纪大的人可能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假如夫妻两个每个人月收入50元左右，加在一块100元左右，用于购买柴米油盐的可能就得七八十元。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典型的柴米油盐时代，也就是典型的生活必需品时代。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我们逐步进入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转型的时期。不但各种耐用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且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在这个时候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开始是替代进口，接着开始成为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房改，住房成为耐用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家用轿车也开始大面积进入百姓生活。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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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耐用消费品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必须说明的是，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进入这个时代之后，许多过去在经济中不存在的现象在这个时代出现了。
比如说，经济危机的发生。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生产过剩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带有很强的周期性。这种危机实际上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产物。在生活必需品时代，即柴米油盐时代，是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经济危机的。首先，除了偶然的天灾人祸，柴米油盐这些产品的产量起伏不会太大，一般是呈缓慢上升的趋势，这与人口缓慢上升的因素大体能抵消。其次，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是刚性的，起伏也不会太大。对于生活必需品和人口之间的失衡，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这“三把刀”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而耐用消费品时代就不一样了，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要更远一些，只要技术进步的条件具备了，新的耐用消费品品种的出现，产量的爆发式增长就有可能。这样，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就出现了。所以，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成为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常见现象。不过近些年来，由于福利资本主义的体制日益完善，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就如同这次由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就不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相反，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倒是由过度的消费引起的。
再比如说，消费信贷成为耐用消费品时代不可缺少的金融条件。耐用消费品的特征之一是，数量少，单价高。仅仅用当时的即时性收入往往不足以支付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支出，而是需要花掉过去的储蓄，甚至要提前用掉将来可能挣的钱。这样就需要信贷消费。如果没有消费信贷的话，这个信贷消费就无法实现，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就非常困难。以美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信贷消费就开始在美国广泛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信贷消费的迅速发展，对汽车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从而对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消费信贷就是信贷消费的制度条件。所谓消费信贷，就是指金融机构为购买消费品的客户提供的一种信贷业务，它以消费者未来的购买力为放款基础，旨在通过信贷方式预支远期消费能力，来实现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
同时，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后，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因为与生活必需品相比，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国民经济体系大大复杂化了，其信号系统也更加复杂和间接。整个经济体系的整合出现了更高的要求。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尔曾经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他主要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讨论风险社会，但实际上，人类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形成风险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正是由于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同于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过渡的过程就开始了。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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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迈不过坎儿是因为背后的畸形社会
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所以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就是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结构和制度的支撑。如果形不成结构和制度支撑，这种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无法完成。
这个条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结构性条件。至少有这么两点。第一点是一个社会城市化的程度。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至少需要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