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是希望他们玩要有“度”。又说：其实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喜欢打，偶尔玩玩，只是应当找个合适的时间。最后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找个礼拜天，到舍下摸几圈如何。他这种幽默的批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会心一笑。从此，滥打麻将的现象不再发生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潘光旦的人文情怀（5）
他服膺孔子的中庸之道。孔子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认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而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夔庵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费孝通说潘光旦，“他的人格就是位育概念的标本”。
潘光旦极力反对极端。然而过激的事情在他身边却总是发生。
1957年的反右，潘光旦自然在劫难逃。一番为苍生为社稷的良苦用心却横遭诬陷。除他与罗隆基、费孝通的这层关系之外，他获的“罪名”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鼓动土家族知识分子和群众找中央要求自治”。这实在是不白之冤、是笑话。他是社会学者、民族学家，他只不过根据自己所做的科学研究和实地调查的结果向上级作如实反映，提出建议供政府参考而已，岂有他哉？他虽被打为“右派”，但他不多做解释，不怨不尤。令他深感愧疚的是由于他的灾难，使爱妻赵端云精神负担过重，于1958年10月先他而去。早在潘光旦上清华时，家中便给他订有旧婚约，因他的腿截去一只，对方突然毁约。表妹赵端云看上了他的人品与才干，下嫁于他。赵女士贤惠过人，含辛茹苦相夫教子，是个贤内助。抗战岁月，吃了上顿没下顿，为补贴家用，她与梅贻琦夫人一道做一种上海糕点名“定胜糕”（抗战必胜之意），到集市上去卖。相濡以沫三十二载，将一群儿女培育成人。
致命的摧残是“*”。潘光旦的家被抄，被封。他只能在小披屋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居，没有被子，还是费孝通把自家没被封存的被子送来给他御寒。批斗时，一块“反动学术权威”的大木牌挂在颈上，他拄着双拐，被迫与红卫兵一道跑步；劳动改造时拔草，别人能蹲，他独腿，只能带只小板凳，还被红卫兵发现一脚踢开，不得不坐在地上拔。他本有前列腺肿大之疾，因受摧残导致发炎，住进医院。小便都已插上了管子，造反派还来折磨他。老朋友叶笃义去看望他，潘光旦对他讲了自己的三个S应策：“第一个S是submit（服从），第二个S是sustain（坚持），第三个是survive（生存）”。可造反派仍不放过他，常来骚扰。造反派医生也态度恶劣，他自知来日无多。叶笃义劝他要坚持下去，他绝望地说出第四个S：“succumb（死）”。他不愿死在医院，要回家。女儿乃穆备了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把他推回家。家中卧室仍被封着，他只能躺在帆布床上。6月10日病情恶化，老保姆找费孝通。潘索止疼片，没有；又索安眠片，仍没有。费孝通将他拥入怀中，潘光旦就这样在老朋友的怀中告别了人世。当时身边没有亲人，女儿们都同样在受难，乃穆在被批斗，乃夫妻二人由“黑帮”升级为“反革命”，没有行动自由。远在边陲的乃谷在父亲去世一年后方知！
女儿乃穆把父亲的骨灰留在家中，居然遭到单位的严厉批判。无奈之中，与乃商量把父母的骨灰埋在家旁的一棵树下。等到1979年中央民院为潘光旦*时，因时间太久，市井改观，骨灰遍寻不得。女儿们只好精选一只青紫色瓷瓶权代骨灰瓶，存入八宝山公墓。悲哀的是，追悼会上家里连潘光旦的一张照片也找不到，最后从集体照中翻拍放大一张充之。令人扼腕的是1999年女儿们到八宝山扫墓，父亲灵前的那只骨灰瓶也不知被何人弃之何处！女儿们只能祈求父亲在极乐世界安详宁静了。
再说那只潘家的宝物“双葫芦”，当年红卫兵抄家时将它扔在潘家门口，细心的费孝通将其捡拾收藏。费当时自身难保，交给乃侄保存。1989 年费孝通将其“完璧归潘”。只是那葫芦已被摔得有了裂痕，柄上的根须不复存在，颜色也由黄褐变为红褐。一派历史的沧桑，记录着一个荒诞而又温馨的故事。
人死了就死了。有人死了尸在墓在碑在祠在，并不一定能被后人记住或景仰。潘光旦的肉体乃至骨灰均灰飞烟灭，但他的灵魂仍在。他属于大地，属于历史。
1999年末，中央民族大学为潘光旦举行百年诞辰纪念会，出版了纪念文集。他的皇皇十四卷本《潘光旦文集》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关于潘光旦的研究正在升温。
口衔烟斗的潘光旦，一脸的微笑，拄着双拐，穿过雾霭，正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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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彦文的往事（1）
毛彦文，早被历史丢在某个角落，只在人们谈论吴宓的情感世界时，偶被提及。吴宓是位爱情至上主义者，他曾在讲台上对着学生朗诵他的情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成为一时笑谈。在吴宓自导自演的爱情悲剧中，毛彦文留给世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位薄情寡义的女子。这是一种误读。美东密西根大学历史教授罗久华（罗家伦之女）认为，“毛彦文女士堪称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位传奇女性”，她多彩多姿的一生，不乏可圈点之处。
毛彦文（1898—1999），浙江江山人，生于一乡绅之家。其父毛华东，承祖业经商，因不善经营，家道日渐中落，牢骚满腹颓废一生。其母朱环佩，容貌娟秀，温柔智慧，虽不知书但达理、识事、贤淑。家庭本来挺和睦，但因毛彦文的母亲生了5个女儿，成了罪人，在家中受尽婆婆的虐待、丈夫的冷落。父亲先纳妾生一子，后又在外金屋藏娇。母亲不堪侮辱，与其相争，常遭殴打，两人分居。祖母素不喜女孩，毛彦文自幼由外祖母抚养。母亲含泪对小彦文说：“月仙（小名）记住，你们姐妹长大了要为我争气，好好做有用的人！”……这在年幼的毛彦文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深知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之苦，决心做个自尊、自强、自立的新女性。
幼年的毛彦文在家受到私塾启蒙教育。她天资聪颖，对新生事物有天生的敏感和兴趣。1913年江山县发起天足运动，成立天足基金会，她勇敢地上台去讲演，并郑重地捐了一枚银元。由于她的聪明，被县里保送进杭州女师讲习班，两年后毕业当了小学教员。毛彦文志存高远，想读大学，旋入吴兴的湖郡女校，专攻英文。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她与同班的朱曦（熊希龄的内侄女）结成知己，以至影响了她的一生。
1919年的北京“五四”运动，波及吴兴，湖郡女校的学生要上街*，洋校长不准。毛彦文、朱曦和张维桢（罗家伦夫人）等6名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向校方交涉，终获胜利。在写标语、演讲、*的同时，毛彦文还主持编辑了一份《吴兴妇女周刊》，宣传女性解放。次年，毛彦文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因教会学校背景，遭拒。后转报北京女高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毛彦文为南高师不准她报名而愤愤不平，给时为南高师教务长的陶知行（即陶行知）写公开信，大胆质问，刊登在上海《时事新报》上。此信一发表，舆论大哗，引来众多呼应者。陶知行亲自私函毛彦文，委婉解释并提出欢迎她以申请转学方式来南高师就读。毛彦文个性强烈，“我认为既被拒绝考试于前，决不愿申请转学于后”，于是北上求学，与苏雪林、冯沅君同为北京女高师的同学。1922年她转入南京金陵女大，主修教育、社会学。
毛彦文年轻气盛。在浙江省政府机关工作时，当时的省主席蒋伯诚在一次机关大会上突然点名要毛彦文上台演讲。由于事先未被告知，毛彦文不买账。她知道这是当权者对女职员的一种戏弄。蒋连叫3次，在同事劝说下毛只好上台，没好气地说：“承蒙主席抬举，命令讲话，想临时考试彦文是否合格做省政府职员，希望及格，谢谢主席。”然后从容下台。毛彦文受到在台下听演讲的马寅初的赏识，认为她落落大方，演讲得体，并说以后可帮助她出国深造。
毛彦文的往事（2）
毛彦文青年时代的惊人之举，是出演了一场轰动江山的逃婚事件，成就她成为“近代中国婚姻史上少数敢于挺身冲撞传统婚姻藩篱的一名时代女性”。在毛彦文*岁时，父亲将她许给生意场上的友人方耀堂的儿子方国栋。稍长后，毛彦文心有所属，与青梅竹马的表兄朱君毅有约。在毛彦文进杭州女师时，方家不放心，决意提前迎娶。暑假，父亲软硬兼施，迫毛彦文就范。毛彦文不从，决心与父亲打斗到底，闹得家中上下不安。方家迎娶的花轿到了城门口，家中已开始大宴宾客，母亲怕闹出人命，委言相劝迎亲者：由毛家选好时辰后再进毛宅。乘父亲酒后小睡的片刻，在母亲与四舅父（朱君毅父亲）的帮助下，毛彦文逃之夭夭。最后迫使婚约解除，毛家退了彩礼外还赔了一千大洋。恼人的是，此事传遍江山乃至浙江，谣诼四起，指责女孩子不该上洋学堂念书，并捏造毛彦文与朱君毅有暧昧私情。竟有人写成小说《毛女逃婚记》传播。母亲流泪说：“月仙，你把我们的面子丢尽了。”毛彦文被人指指点点，不敢出家门，似乎成了名教罪人。
毛彦文的心上人当属表兄朱君毅。朱的父亲是毛的亲四舅。毛彦文幼时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与表兄睡的是一张床，直到朱君毅到县中上中学才终止。毛彦文虽自小受娇宠，唯我独尊，但对表兄唯命是从，处处维护。她在大家庭中公然说她最喜欢“五哥”（朱君毅行五）。有点自私的朱君毅，爱把自己的玩具锁起来，只对小表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