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我们是中国的展览橱窗”，得注意形象。连持“不同政见”的袁道丰（曾任国民政府驻巴黎总领事，顾维钧老友）也承认：“当大使太太是最适合黄蕙兰的胃口，与西人酬酢应答如流，也确有她的一套。很少有中国大使的太太能够和她比拟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时，宋美龄访美，黄蕙兰将大使馆的套房让给她，好出风头的黄蕙兰也谨慎地退出一切活动。就餐时，将自己与丈夫对面的餐席让给宋美龄。宋美龄接见众多的客人握手时，她悄悄地递上浸过花露水的热毛巾，适时、得体又周到。一次，当众人称赞顾维钧为赢得国际承认中国的地位做出了贡献时，宋美龄还特别提醒大家：“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黄蕙兰也自明，她的价值有一半体现在她雄厚的财力上。当时，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都是黄蕙兰掏的钱。波特兰广场的破旧使馆，黄蕙兰觉得很丢中国人的面子，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顾维钧回国内工作时，她一掷20万美金购下北京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做公馆。父亲寄来大把大把的钱，她都交给顾维钧，要用，再向他拿。黄蕙兰热心公益事业，在伦敦积极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在遭空袭之后的难区抢救伤员。连续4个月，从午夜到次日早晨8点，累得整天和衣睡觉。
由于顾维钧的职务升迁，黄蕙兰的交际也更广泛、高级。参加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与英国大使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几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动，使她备感荣耀。
她大方、 热情，但恪守做人的尊严。
新婚后的第一次宴会上，一位外国大人物为她作诗，并试图与她*。黄蕙兰机智地大声说：“维钧，那个老头想知道中国话怎样说‘我爱你’。”一个法国外交官*地对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是可爱的——个子矮小，弯着腰趿拉着脚走路，而妇女则用缠过的小脚蹒跚而行。”黄蕙兰针锋相对：“我丈夫像苦力一样趿拉着脚走路吗？我是不是一个缠足的小玩偶？”黄蕙兰是位交际能手，女人喜欢她，男人更喜欢。但她认为她那些异性朋友仅仅是朋友。为了为人妇、为人母和自身的尊严，她恪守妇道。然而，外面总有些风风雨雨，顾维钧时有怨言。她说，她对老朋友的款待，只是出于礼貌。一次外交活动后，法国外交官有意撇开妻子，钻到她的车子里，坐在她与顾维钧的中间，伸手摸她。她斥其“住手！”而顾维钧只在考虑他自己的事，竟全然不知！黄蕙兰觉得委屈、寒心。
日月流转，顾维钧、黄蕙兰之间的隔膜在日益加深，顾维钧也渐渐心有另属。黄蕙兰认为：他在巴黎大使任上与异*际的所为，使她蒙辱，她感到愤怒。36年的缘分终于走到了尽头。顾维钧与黄蕙兰离异后，娶了已故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冠笙的遗孀严幼韵为妻。黄蕙兰在晚年撰写的《没有不散的筵席》中，追述她的一生、她与顾维钧的恩恩怨怨；但心态是平和的，有怨气，无恶语。雅量大到连那位横刀夺爱的女性的名字都未提。而她视顾维钧与前妻之女菊珍如同己出，直至终老。
黄蕙兰晚年隐居在纽约曼哈顿，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金的利息养老，1993年12月辞世。顾维钧于1985年11月14日作古。
花开花落水自流。
征引及参考书目：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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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1）
爱丁堡飞出一孔雀
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评定职称时，武汉大学的袁昌英和夫君杨端六都被钦定为“四级教授”。有人评说此举贴切地诠释了“帽子的价值并不等于头脑的价值”这一格言。
袁昌英（1894—1973）号兰紫、兰子，湖南醴陵人。其父袁雪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民国大学部部长，湖南省代理省长，云南财政厅厅长，山东、安徽财政厅厅长等职。袁昌英还有3个妹妹都早夭，她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幼时在老家上私塾，稍长，被父亲接到上海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英文，开始受西方文化的熏陶。1916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时，结识了周鲠生、皮宗石、杨端六等一群湖南籍热血青年。杨端六（1885—1966），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堂，曾赴日本留学，在日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被捕，后得黄兴资助复又到伦敦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袁昌英心仪淳厚、博学的杨端六。适巧，杨端六曾是她父亲袁雪安的门生，素受袁的器重和信赖。由于这层关系，袁、杨日渐亲密。1921年袁昌英获硕士学位。回国后，这对富英国绅士、淑女风度的青年便携手在北京步上红地毯，证婚者是民国耆宿吴稚晖（一说在上海，证婚人是周鲠生）。时袁昌英27岁，杨端六36岁。婚后，杨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主任会计，兼《东方杂志》撰述。袁昌英则执教于北平女高师，教授莎士比亚，成为我国第一位研究莎剧的女学者。为求精进，1926年袁昌英舍下嗷嗷待哺的女儿杨静远，只身赴法，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戏剧，两年后回国，在上海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当教授。不久，杨端六应李公朴之邀，出任中研院经济所代所长，与李四光、傅斯年同事。这一时期，他们生活稳定，情绪饱满，是袁、杨两人的著述丰收季节。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学术专著陆续在商务出版。早在1920年，杨端六、赵元任等3人就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个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全国作巡回演讲。杨端六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席谈》等3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的负责人兼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杨演讲时毛泽东作了记录，曾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将讲词刊在1920年10月31日的《大公报》上。袁昌英于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30年出版了她的成名作《孔雀东南飞》。这部“借旧题创新作”的剧本，突出伉俪爱与亲子情之间的矛盾，给焦母以同情。她的剧本的新意，给沉闷的剧坛带来了新气息，受到了世人的关注。阿英、苏雪林对这只爱丁堡飞出的“孔雀”都给予热情而中肯的评论。
经济学家杨端六崇尚理性、务实，他被公认为中国商业会计的奠基人。袁昌英热爱文学，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他们夫妇交游甚广，拥有一大批社科文艺界的硕儒时彦朋友，是时人钦慕的一对学者型伉俪。
珞珈三杰一大姐
珞珈三杰者，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也。
她们相识于20年代初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时代，聚首于3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当时袁昌英任外文系教授，苏雪林执教中文系，凌叔华是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夫人，主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武大坐落在武昌东湖边，珞珈山下。其时三人风华正茂，常有佳构问世，同为好友并被誉为珞珈三杰。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2）
三杰中，袁昌英年龄最大，学历最高，资历最深，是武大首批聘任的教授，又是在武大任教时间最长者。她聪慧过人，接人待物又有英国淑女风度，当属三人中的大姐。
袁昌英是位思想、事业型的女性。在教学上她挑大梁，一人授“莎士比亚”、“希腊神话”、“希腊悲剧”、“现代欧美戏剧”和“中英翻译”等7门课，她恨不得把自己胸中的知识一下子掏给学生。她讲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精选几位作家的代表作，做深入细致的解剖，然后再指定阅读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她不仅抓教学，而且抓科研。她向学生传授3种读书方法：“游戏式”、“跳跃式”和“讨论式”。 她还提倡三到：即“眼到”、“心到”和“手到”。要求学生深入进去，由表及里，着力提高他们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归纳能力。她并且把自己阅读的所思所感形成文字，与学生交流，她这种教法深受学生的欢迎。
袁昌英教学最讲究“认真”，1939年敌机在乐山大轰炸，她家片瓦无存，连毛巾牙刷都要靠友人接济，可是她照样坚持上课。通货膨胀，生活困难，有的教授到外校兼课，以贴补家用，她始终把精力用在本校的教学上。教学之余，挤出时间从事著述。她的散文小品《忙》，是身兼教授、作家、主妇、母亲等多个角色的袁昌英的真实写照。战乱岁月，原本大教授、大作家的大小姐袁昌英，入难敷出，不得不辞去佣人，自己下厨操持柴米油盐。令人发笑的是，她第一次用秤，竟将秤砣放在秤盘内，将要称的食物挂在秤杆上；为了学会做菜，她用小本子记上十几种做菜的方法。如“烹鸭”一条，她写：一、把鸭子捉来；二、用刀将鸭杀死；三、在沸水中去毛；四、……她的迂腐，被友人讥为书呆子。
袁昌英精心教书，不忘育人，她非常关心年轻学子的健康成长。在介绍西方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时，总持批评态度。当时武大学生剧社演出王尔德的《莎乐美》，希望她为剧本说几句好话，可她实事求是，善意提醒大家：“别为美的艺术所诱而误认为其内容的健康。这种病态的、颓废的作品披上优美动人的艺术形式最易于把人们引入歧途。”
她爱国，用作品热情讴歌前方将士、鞭笞大后方政府的*现象。她的爱国情怀在《朴朗宁教授》和《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的感想》中有充分的体现，一直为后来的研究者瞩目。
她不仅嘴上说，而且身体力行。她的心里总揣着国家、民族。她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书《中国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