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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对朱师傅说：“朱师傅，别不好意思，要收钱。”
朱师傅笑着说：“那哪儿行呢？那成什么事儿了呢？”
我也曾对朱凡说：“你爸不好意思收钱，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要收！”
朱凡也和他父亲那么憨厚地笑，不吱声儿。
“朱霞，你收！”
朱霞也笑。
“嫂子，他们都不好意思，你出面收！在这一点上不必学雷锋，不必搞无偿服务！”
她同样憨厚地笑。
我也曾暗中对某些关系亲密者打招呼——“咱们都不要让人家朱师傅白修车啊！”
人们都说对。
其实街口就有修自行车的。但那修自行车的天一黑就收摊了。住在楼里的大人们或学生们，往往晚上了才想起自行车有毛病，怕影响第二天上班上学，于是只有求助于朱师傅。而朱师傅从来有求必应。即使自己没空儿，也是先应下来，让儿子修。尤其冬季的晚上，不能把自行车搬屋里修，只能将电灯拉到外边，冻手冻脚地修……
这不给几元钱真是让人过意不去。
但据我所知，他们是从来不收钱的。非塞钱给他们，反而会搞得他们非常窘。
我妻子的自行车，我儿子的自行车，他们也不知贪黑给修过多少次了。
我们也只能送些东西，变相地表示感谢。
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过病，厂里为此发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总之几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愿。证明人们对朱师傅和他的一家都是很友善的。也证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
原本仅容得下一张床的传达室里间，四口之家是显然的，绝对的没法儿同住的。但这世上在一些人看来是显然的，绝对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们，往往也就不那么显然不那么绝对了。正所谓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间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气儿却可以大一些。朱师傅捡了一张破木床，修修，将两张木床摞起来了，成了双层的床。又捡了一块板，晚上临睡前将下床接出一条。就这样，显然而又绝对解决不了的困难，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朱霞和母亲每晚睡下床，睡得多么挤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师傅自己，则每晚在厂里到处找地方借宿。好在厂里有些供值班人员睡的床，一般情况下他借宿不会遭到拒绝。
现在，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师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着。
但我从未见朱师傅愁眉苦脸过。
朱师傅另外还有没有收入呢？
有是有的——四处捡些废物卖。
他清除七个垃圾通道时，常将易拉罐儿，塑料瓶眼细地挑出来攒着。我也常见他推了满满一车废物送往什么地方的废品站。
朱师傅一家（2）
我曾听有人说：“嘿，又发了，也许卖不少钱呢！”
我不相信现而今谁靠捡废物卖会“发”。
倘真能，为什么我们城里人不也“发”一把呢？
一个易拉罐儿几分钱，一斤废报几角钱，这我也是知道的。一车废物卖不了多少钱的。明摆着的事儿。
朱师傅挣的是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人显然的，绝对的不愿挣的钱。也是显然地绝对地在靠诚实的劳动挣钱。
故我常将能卖钱的废物替朱师傅积攒了，亲自送给他。
有次我问：“怎么最近没见朱凡啊？”
他笑了，欣慰地说：“去学电脑了！”
这一位中年的，安徽农村来的农民父亲，就用自己卖废品所得的钱，供他的儿子去学最现代的谋职技能。
现在朱凡已经在某邮局谋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尽管收入和他父亲的收入一样很低微，但毕竟的，全家多了一份收入啊！
某日，朱师傅见了我，吞吞吐吐地问：“你看，如果我想在车棚这一角用些胶板围一处我睡觉的地方，厂里会同意吗？”
我说：“我不是早就建议你这样做了吗？只管照你的想法做吧，厂里我替你说。”
厂里的领导也很体恤他一家。
现在，朱师傅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就在门房的边上，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用胶板围的一个箱子似的“房间”。睡在里边，夏天的闷热，冬天的森冷，大约非一般城里人所能忍受。
现在，这一家人已在北京——确切地说，在我们童影的门房生活了七八年了。除了朱霞，朱师傅、“嫂子”和朱凡，都在为生活而挣钱。不管一份工作多么脏，多么累，收入多么低微，在北京人看来是多么不值得干，不屑于干，在他们看来，却都是难得的机遇……
在风天，在雨天，在寒冬里，在赤日下，我常见“嫂子”替朱师傅清理七个垃圾通道，替朱师傅打扫宿舍区和厂区的卫生。也像朱师傅一样，从垃圾里挑拣出可卖点儿钱的东西。她替朱师傅时，朱师傅则也许往废品站送废品去了，也许另有一份儿活，去挣另一份儿钱了。
“嫂子”推垃圾车的步态，腾腾有力，显示出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样子。
这一家的每一个成员，似乎总是那么乐观，似乎总是生活得那么亲情融融。
有时我不免奇怪地想——他们的乐观源于什么呢？
当然的，我知道，他们一家人要通过共同的努力，早日积攒下一笔钱，然后回安徽农村去盖房子。
那须是多大数目的一笔钱呢？
三万？还是五万？
他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呢？
似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再豁上七八年的时间也不足惜。而且，一定要达到，一定能达到。
难道，这便是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因由吗？
哪一个人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哪一个家庭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家庭，身在到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不谤世妒人，不自卑自贱，不自暴自弃，一心确定一个不超出实际的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生活目标，全家人同舟共济，付出了一个七八年，并准备再付出一个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实现呢？
我清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这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很可敬吗？
自尊，自强，自立——于老百姓而言，不就是得像朱师傅一家一样吗？
十分难得的是，他们还有那么一种仿佛任什么都腐蚀不了的乐观！
这乐观可贵呀！
我常对自己说——朱师傅是我的一面镜子。他这一面镜子，每每照出我这个小说家生活的矫情。
我也常对妻子和儿子说——朱师傅一家是我们一家的镜子。
相比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我和我的一家，还有什么理由不乐观地生活？我们对生活所常感到的不满足不如意，不是矫情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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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哥哥的信（1）
亲爱的哥哥：
提笔给你写此信，真是百感交集。亦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屈指算来，弟弟妹妹们各自成家，哥哥入院，十五六年矣！这十五六年间，我竟一次也没探望过哥哥，甚至也没给哥哥写过一封信，我可算是个什么样的弟弟啊！
回想从前的日子，哥哥没生病时，曾给予过我多少手足关怀和爱护啊！记得有次我感冒发烧，数日不退，哥哥请了假不上学，终日与母亲长守床边，服侍我吃药，用凉毛巾为我退烧。而那正是哥哥小学升中学的考试前夕呀！那一种手足亲情，绵绵温馨，历历在目。
我别的什么都不想吃，只要吃“带馅儿的点心”，哥哥就接了母亲给的两角多钱，二话不说，冒雨跑出家门。那一天的雨多大呀！家中连件雨衣连把雨伞都没有，天又快黑了，哥哥出家门时只头戴了一顶破草帽。哥哥跑遍了家附近的小店，都没有“带馅儿的点心”卖。哥哥为了我这个弟弟能在病中吃上“带馅儿的点心”，却不死心，冒大雨跑往市里去了。手中只攥着两角多钱，自然舍不得花掉一角多钱来回乘车。那样，剩下的钱恐怕连买一块“带馅儿的点心”也不够了。一个多小时后哥哥才回到家里，像落汤鸡，衣服裤子湿得能拧出半盆水！草帽被风刮去了，路上摔了几跤，膝盖也破了，淌着血。可哥哥终于为我买回了两块“带馅儿的点心”。点心因哥哥摔跤掉在雨水里，泡湿了。放在小盘里端在我面前时，已快拿不起来了。哥哥见点心成了那样子，一下就哭了……哥哥反觉太对不起我这个偏想吃“带馅儿的点心”的弟弟！唉，唉，我这个不懂事的弟弟呀，明知天在下雨，明知天快黑了，干吗非想吃“带馅儿的点心”呢？不是借着点儿病由闹矫情吗？
还记得我上小学六年级，哥哥刚上高中时，我将家中的一把玻璃刀借给同学家用，被弄丢了。当时父亲已来过家信，说是就要回哈市探家了。父亲是工人。他爱工具。玻璃刀尤其是他认为宝贵的工具。的确啊，在当年，不是哪一个工人想有一把玻璃刀就可以有的。我怕受父亲的责骂，那些日子忐忑不安。而哥哥安慰我，一再说会替我担过。果然，父亲回到家里以后，有天要为家里的破窗换块玻璃，发现玻璃刀不见了，严厉询问，我吓得不敢吱声儿。哥哥鼓起勇气说，是被他借给人了。父亲要哥哥第二天讨回来，哥哥第二天当然是无法将一把玻璃刀交给父亲的。推说忘了。第三天，哥哥不得不“承认”是被自己弄丢了——结果哥哥挨了父亲一耳光。那一耳光是哥哥替我挨的呀……
哥哥的病，完完全全是被一个“穷”字愁苦出来的。哥哥考大学没错。上大学也没错。因为那也是除了父亲而外，母亲及弟弟妹妹们非常支持的呀！父亲自然也有父亲的难处。他当年已五十多岁了，自觉力气大不如前了。对于一名靠力气挣钱的建筑工人，每望着眼面前一个个未成年的儿女，他深受着父亲抚养责任的压力哪！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