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一把,洒落一地珍珠--我的乡下岁月- 第29部分

　　但我父亲头上最要紧的紧箍咒还不是这些，而是19　57年获取的一顶右派帽子。以上种种只是数罪并罚中的附加罪，主罪在此。主罪今天再要把它当罪列出来的话，只会成笑话。不提也罢。

　　我也曾纳闷，档案既是历史记载，为什么只见一团漆黑呢？有人说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可我父亲档案里怎么不见他做一件好事呢？那不可能，也不大符合毛泽东思想，这话就是毛说的。可见难的是人在蒙难时记他一件好事。

　　我父亲秉承家学渊源，1932…1935年在南京国医专校，师从国医名宿陈逊斋先生系统研习中医。抗战爆发，南京沦陷，陈逊老转赴重庆，父亲集合在其旗下，在国民政府中医委员会主任陈文虎领导下开办国医馆医务人员训练班、中医训练所，襄助创办《国医周刊》，这也许是全国最早的中医刊物，是中医学走向系统化、现代化重要的一环。1943年在重庆自己开业行医。五十年代初是长沙市中医学会发起人；是中南行政委员会中医委员会委员；是全省中医在现代医院获高级职称的第一人（解放前中医无职称）；是这家大医院第一任中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是农工党省委常委；是省政协委员；其医术若何；其著作若何……档案里面都没有了，只有吓人的东西。十分幸运的是父亲活过了四人帮倒台的一天。等到一切颠倒过来后，见到一些介绍父亲的文字，又尽是光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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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记忆中的父亲
73、记忆中的父亲

　　其实真正看清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如今我倒十分想了解我真实的父亲到底是怎样个人。留在我们儿女们记忆中的他只是个脾气不好，性子有点急，生活刻板有规律，腰板挺直，爱整洁，治学极为刻苦专注的布衣老头。他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搞得有模有式，不计成本，最后搞得兴师动众。辛劳勤俭一生的母亲最怕他做事，说他喜欢“架大势、检大场”，一应大事小事，宁愿自己做，也不要他到场，因此把他惯得从不做家务，在家里就只是看书，或是种些花草，摆弄一些小把戏。

　　他喜欢新巧奇异的小器械，而对此却又十分的外行且固执。我记得，在当右派的日子里他烟抽得厉害，为省钱，自己做了个卷烟机，装了把铡刀，像农村切猪草用的那种。还配有专门的磨刀石。有熬浆糊的锅，和刷浆糊的刷。行头要配全。买了一大捆卷烟纸，大概够用五十年的。这哪是家庭自制香烟，分明是规模工业的搞法。一段时期，市面上火柴要凭票供应，抽烟的人就都改用汽油打火机了。这正好对上他的胃口。他是最先用上打火机的那一拨。不知是那时所有的打火机真有质量问题，还是他爱好装卸的本性。经他手拆了装，装了拆的金属打火机总不下十几个，装了一盒子；一块五十年代买的英纳格也让他在表蒙上钻了个洞，说是让它透气；一台半导体经常被他掰烂，隔三差五就叫当时还在广播器材厂的大姐拿去帮他修；他自制的钓鱼竿有一大捆，三节套、四节套、游鱼钓、车轮钓，各式各样，在我看来没有一根精致适用的，他却视为宝贝，不许我们动。

　　父亲虽在单位是专政对象，无人理睬，而且从1968…1976年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但是背地找他看病的人多年来络绎不绝，从没断过。他最让我们不满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从不知道利用这些关系，为我们捞点好处，使我们摆脱困境？他的迂腐，他的不肯也不善开口求人至死不改。

　　父亲晚年最让我佩服的一件事是他戒烟。那是四人帮倒台后，他重新穿上白大褂的那天，他同时决定戒烟。为病人的健康，也为自己的健康，就只说一次，把五十多年的老瘾一刀割断，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也没有半句豪言壮语，不借助任何辅助方法，就跟他从没抽过烟一样把烟戒了。我见过很多人戒烟。他是最爽利的一个。

　　父亲不喜欢跟我们谈自己，尤其跟我。一直到一九九六年，住在我一处，他看过我写的一篇东西，才大概觉得我是一夜之间长大的，可以跟我说说话了。忽然跟我谈起了往事。这时他的思维和说话都已很迟钝了，津津乐道的也只是他年轻时的习武生涯、打架经历。几次三番，说起1947年因家族涉讼，他从重庆回到乡里，跟仇家狭路相逢，双方打嘴巴仗不过瘾，三言两语，便要动粗。父亲练过太极拳，也学过些武术，加之气愤，毫无惧色。于是站稳脚桩，摆开了架式。谁知对方不待开打，见阵势不妙，拔腿便跑。每忆至此，父亲脸上的得意，亦真亦幻仿佛回到童年。我们平素看他像个做学问的，却原来他最得意的是讲打架。但我们很少听他讲过他的政治生涯、学术生涯、职业生涯。父亲曾记过大量日记。闻革时被抄走，下落不明。据他说里面有他写的检查交代，有学术心得、文献摘抄、病案验方、日常琐事，等等、等等。那应该是了解他的最好的资料，可惜渺无踪影，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憾。父亲1998年去世，享年94岁。我曾撰联，感佩唏嘘：

　　近百年，历坎坷，尝遍酸甜苦辣，始悟正道；

　　逾七秩，铸佳业，不离望闻问切，终得成仙。

　　待续　　74、岳父

74、岳父
74、岳父

　　书薇的家人虽不是黑五类正规军（地富反坏右），但也属21种人。讲起她的父辈也是够复杂的了。她生父杨蹊径早年留学加拿大，获工程硕士学位。归国后先是各处教书。后在国民政府湘省教育厅任职。时值1944年，中日战事最烈期间。日军为打通湘桂通道，进逼国军滇缅后方，发动衡阳攻防战，时称衡阳会战，为抗战后期最大一次战役。处于湘桂交通要道的东安县县长一职临战出缺。谁都明白，此时此刻这决不是个肥缺。存亡危急之秋，岳父被指派为代理县长，出生入死，组织军民，协同主力部队作战。衡阳沦陷后，他曾作诗叙其事：

　　家仇国耻两层忧，阻敌东安欲斩酋。

　　击揖中流钦祖狄，鞠躬尽瘁恭卿侯。

　　忠奸顺逆谁先辨，成败利钝我未筹。

　　自古盖棺才论定，岁寒松柏见劲遒。　

　　东安这段经历，家愁国难同时袭来，其间许多事，想必极为复杂，以至有“忠奸顺逆”“成败利钝”难辨之慨。但我相信他是无愧家国的。此诗写于衡阳沦陷后一月，显然不是供发表的。因为战事失败，无功可表，所以它必是在舒吐真情。其间悲歌正气，完全是言为心声。事实上，书薇也是从父亲遗物中看到这首诗的，并非从什么宣传资料中得来。万不料，建国后，肃反时这期间的一件事被他17岁，追求“进步”的亲侄女（愿上帝宽恕她）揭发成了罪状，把某次枪决汉奸之事，说成他解放前有血案。为此，人民政府判他坐了十年牢。其实撇开这件事的性质不谈，光这件事的可信性就是个大问题。当时他一个县长无权判处任何人死刑，那时也还讲点法制，必得通过程序。然而不容分说，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抓你，我肯定不会犯错误；不抓你，我有可能犯错误。那就抓。这就叫极左。代理八个月的战时县长，不惟有功，竟至罹祸，他心里的冤屈不知有多大。

　　抗战胜利后，岳父即赴东北，担任过长春市教育局长。旋又复转任职湘省教育厅。1949年，时局飘摇，省主席程潜召集各部密商起义之举。教育厅长李祖荫因病告假，岳父代行主事，参与起草和平起义宣言，通电全国，他是跟在陈明仁之后第四个签名的。正因为如此，解放后，论功行赏，获省教育厅留用，他还当了几个月副厅长之职。然终究不惯新式官场，乃去职转赴长春，任东北科学院编辑主任。这件事解放后他竟未作声张，现在猜想他大概是怕人追究他挂冠离职，拂逆善意，乃不识抬举之举。是后来服刑期间，偶见报载毛泽东接见程潜等民珠人士，触发感慨，说：同为起义之人，自己与程的境遇有如霄壤之别。同狱战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检举此事，谓之心怀不满，抗拒改造，狂妄到竟敢跟程潜相提并论。幸亏抚顺监狱不愧是模范监狱，竟然去调查了解，查证了此事，将他作起义人员对待，即刻释放。并说他为何不早说。此时他已冤枉坐了五年牢。这件事他在忆及追随程潜起义的诗里也记述过：　　　　　　　　　　　　　　　　　　　　　　　　　

　　为民收拾旧河山，湘上梓云未等闲。

　　勉效驰驱忝末议（追骥尾——原诗修改句），谬蒙捉掖出红墙。

　　……

　　岳父坐牢是由检举揭发始，又由检举揭发终，始信人言之可畏，我这个未见过面的岳父，看来是个十足的书生。

75、继父
75、继父

　　书薇的继父罗巧贤，祖上在醴陵广有资财，富可敌县，号称罗半街。继父高中毕业本想读普通工科院校，这也是家中对他的期望。恰逢七七事变，满腔热血改考了军校，学机械。1940年军校毕业即入伍，派驻印度加尔各答，编入中国远征军机械化部队，为军中机械师。曾参加缅北密*战役，将日军逐出南亚，沿滇缅公路，一路厮杀回国。胜利后，领中校衔。卷入内战，又是东征西讨，疲于奔命，最终在淮海战役被俘。至此，他已从军近十年，狼奔豕突半个亚洲，真叫做“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此时的解放军正需要技术人才，劝其入伍。这本是一条坦途。但他十年来席不暇暖、食不甘味，厌战到了极点，思乡心切，不肯加入解放军，便回到长沙，后来在省机械厅谋了个饭碗，闻革下放桃源小镇太平铺，后调津市湖拖，为这个现代化工厂的草创立下过汗马功劳，却失意半辈子。连个工程师都是等到八十年代才给他的。等不到评高工，就退休了。这件事继父是耿耿于怀，难以瞑目的。继父忠厚老实，苦酒自尝，从不发半句牢骚。只在一次喝酒时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