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对电影公司，我想人们还是更多地关注公司的产品。你觉得，编剧、导演、演员以及营销，在华谊哪个最强，哪个最弱？
王中军：对影视公司而言，有好导演没有好营销不行，可光有好营销没有好戏也不行，所以我觉得这几块缺哪都不行。但当老板的都会发觉，公司中真正能干活儿的人并不多，这与“二八定律”也很相似，100个人中，真正能干活的只有20个。
苏小和：如果真有20个人干活，那情况也已经很不错了。
王中军：对。越能干的人干的活就越多，他的能力也就得到了更大的提高。在一家电影公司，那几个最好的导演永远在扛大梁，但没有其他人做陪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觉得老板一定要平衡心态，不能觉得谁都应该特别强，都应该如你一样的水平，或者是所有导演都跟冯小刚一样的水平，这是不可能的。
苏小和：2005年，《孔雀》上映，对这部电影人们褒贬不一，你自己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
王中军：这部电影的票房只有1 000万，这也反映出叫好的人不多，票房是最能体现叫好与不叫好的一个数字。就个人而言，我觉得《孔雀》的画面很美，文艺气息非常浓厚，但不商业，人们找不到一个进电影院观看它的理由，因为它也可以通过电视观看。
苏小和：在本质意义上，电影应该是商业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柳传志的忍耐力（13）
王中军：百分之百的商业。就个人而言，拍公益性质的电影当然可以，但作为公司来讲，每一件产品的出现都带着商业的诉求。当然，每件产品的诉求可能不一样，比如《孔雀》，它虽然不赚钱，但却可以为公司树立品牌。在拍《集结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大的盈利空间，实际上我们的诉求不是盈利，而只是为了拍第一部大的中国战争片，同时给冯小刚营造一个探索的环境，出发点非常低。但这部戏最后盈利了，卖了两亿七千万，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非诚勿扰》就完全不一样，它的目标就是低制作、高盈利。不同的电影有着不同的定位，喜剧片肯定就是商业，广告可以无限多。《李米的猜想》则没有盈利的任务，它的目标就是帮助经纪公司，运用周迅、邓超、王宝强、张涵予四个华谊兄弟的演员的明星效应，拍一部很有意思的小电影，赚个口碑。每部电影都可能是商品，但商品的目的不一样。
苏小和：那种所谓的探索电影，华谊有没有拍？
王中军：有，比如《可可西里》、《秦腔》、《卡拉是条狗》、《鸡犬不宁》以及去年的《李米的猜想》。但我觉得，“探索电影”这个词不一定正确，小制作电影并不都是探索电影，所以我更喜欢小电影的称谓。对小电影，我喜欢拍相对温暖和健康的内容，而不喜欢拍那些所谓的揭示性内容。我没这个爱好。
苏小和：就整个中国电影产业而言，它的市场水平如何？
王中军：越来越市场化。很多方面基本已经达到百分之百市场化，很多东西都是透明的。比如，演员的片酬实行明码标价，假设某个演员在电视剧中一集的片酬为10万，50集的戏就应该支付500万的片酬。朋友之间给面子不是给片酬的面子，而是给时间的面子。
苏小和：在这种市场化的环境下，政府主导拍的电影还有吗？
王中军：当然有。在中国，还有纯国有的电影公司，比如中影，但我觉得纯国有不能与国有主导相等同，它也拍商业电影，但它有一些所谓的宣扬主旋律的要求。我觉得，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想想，可口可乐可以拍片子宣传可口可乐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拍宣传共产党的片子呢？其实两者是同一个道理。但它制作出来的影片照样要受市场检验，因此它必须尽量市场化。《集结号》也可以算是歌颂中国军人的影片，但人们就认为它是商业电影，所以，我们不能有偏见，一部出自纯国有电影公司的影片没拍好，认为这是政府主导的原因，这其实还是导演的问题。
苏小和：是导演水平的问题。这是否与产权问题有关？华谊就是纯粹的民营公司，而中影则没有这么清晰的产权体系。
王中军：民营与国有各有各的好，私企并不一定就比国有公司好。最初，我国只有中影这么一家电影公司，这么多年走来，它积累的经验比我们多，积累的资源也比我们多。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优势。当然，民营公司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在题材的选择上更加自由，不会受政府影响。现在，电影行业里国有和民营的竞争也属于一种良性竞争，只有中影还拥有一定的垄断权。那就是对进口片的控制，这是不公平的，这就好比在竞争中，它在拥有一堆砝码的情况下，跟我们谈判。另外，它还拥有CCTV6，中国最大的一个电影频道，这些都是它的砝码。
柳传志的忍耐力（14）
苏小和：它们在靠垄断吃饭。
王中军：对，民营企业在与它竞争的时候会觉得不愉快。
苏小和：像中影这样的公司，它虽然占有一点垄断市场，可能还有一些垄断产品，但在整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它的盈利情况怎么样？
王中军：应该不是特别好。
苏小和：对，产权不清晰的话，也就不会太好做，这是体制原因。
王中军：对。比如上影、西影、长影，它们也都是纯国有单位，但它们享受不了这个待遇，没有这个优势，因此，在竞争中，它们与民营公司处在同一个层面上，竞争力或许比民营公司还弱。为什么呢？因为它们还背负着很多政府任务，而这些任务都无法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在中国，电影市场就被三大块瓜分：超强的国有单位、一般化的国有单位与民营化单位。
苏小和：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情况怎么样？
王中军：海外市场就好比一个饼，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真正吃到它。中国一年有约400部电影，但估计只有三四部电影能够走出去，开拓所谓的海外市场。在这个方面，还是我前面讲的，中国电影走出去必须依靠强大的电影公司，如果没有超一流的传媒公司，电影是无法走出国门的。
苏小和：现在，很多电影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奖。
王中军：但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拿奖的电影都没有主流电影院愿意播放，而且我觉得，国际上的各类电影奖项都带有很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比如，在各电影节上，越不主流的电影越容易获得奖项，越灰色、越和本国政府唱反调的电影越容易拿奖，而一部主流电影，一部对这个国家进行正面评价的电影去拿一个金棕榈奖，基本不太可能。这其实是一种很怪异的现象。
苏小和：华谊拍了不少电影，有送去参加过这类评奖吗？
王中军：有参评，但没通过。比如《鬼子来了》。那是10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拍摄的作品，在当时对这个不太懂，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国际社会中还是有一些与我们唱反调的声音存在。这在经济危机面前可以看到，我们怎么做在他们看来似乎都不对，我们去国外进行兼并收购，他们会惊呼威胁来了，可如果我们不去做，他们又说我们没有大国风范。当然，这是由于长期的东西方对垒形成的，属于意识形态的对垒，这个界限虽越来越模糊，但依然没有完全消除。
苏小和：那《鬼子来了》算不算是一个失败的商业案例？
王中军：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失败。那个时候我刚进入这个行业，华谊成立也没多久，我觉得这部电影能为华谊带来影响力就足够了。这对于当时在业界还籍籍无名的华谊来说，《鬼子来了》、《荆柯刺秦》就是两部赔本但赚影响力的电影。但我觉得很值，这笔钱就当我们向市场交付的学费，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家公司的存在。同时，一开始我们就与国内的知名导演合作，如陈凯歌、姜文、冯小刚等，因为我觉得，找一些籍籍无名的导演与演员拍一些小电影，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要想真正进入这个行业，与大导演合作是比较好的选择。
真正的使命是盈利
苏小和：从个人来看，就我国电影产业而言，你们这一批企业家是不是背负着某种使命或者说某种价值取向？
王中军：我觉得，振兴我国文化产业之类的话有点大，而就个人而言，真正的使命就是成功达到董事会给我的要求。
柳传志的忍耐力（15）
苏小和：也就是盈利？
王中军：我们毕竟只是一个企业。我觉得，对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说，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股东谋利，而这一点也最实在。而其他更宏大的使命则由你所在的地位决定，由于现在我们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公司，这就在无形中给我们带来了所谓的使命感，而这个使命感就是拍好自己的电影。前几年如果没有华谊的电影，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热闹度就会差很多，这就是使命，但这肯定不是主要的。
苏小和：这就是商业效果。在中国，我们的电影有时会张扬某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某一种理念，而不是直接了当地说我是企业，我想赚钱。
王中军：我觉得，现在这种痕迹已经越来越淡，过去那种意识形态的张扬则与前些年导演的大师情节，以及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很大关系。在过去，我们的电影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大师，而不是培养商业导演，大师就应该另类，就应该与众不同，他们拍出的电影也应有所不同。可电影没有那么多不同，电影的功能就是娱乐大家，就是通过一个故事，要么让人哭，要么让人笑。一个让人从头哭到尾的电影，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一部让人紧张到头的也是好电影，所以我觉着这与我们的教育有关。
现在，新一代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则在改变，因为人们对导演的评价改变了。原来，人们认为能拿奖的就是好导演，现在则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