衔⒉皇钦媸祷蚨险氯∫宓亩鳌�
苏小和：显然你提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中国的媒体建设，中国媒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效用问题。可惜这一直是我们最大的软肋之一。更多的时候， 媒体仅仅是一种宣传部门的工具，我们还看不到真正有价值的独立媒体。
任志强：国外的媒体，在过于极左的时候会被极右压制。当然也有代表右派的报纸，但大部分一般都是以极左为共性。我们国家因为缺乏这种制约机制，所以很显然会往一边倒。因此当某一媒体产生一个声音的时候，其他的媒体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去跟风，它就变成了一股很强大的力量，那么民众会产生很多的误解。
任志强的逻辑（4）
我举两本书的例子，一本是《乌合之众》，还有一本是《身份的焦虑》。阿兰·德波顿对媒体也是这样的评价：“报纸会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很多书，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媒体的导向性错误。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或者其他类似的情况，是比较典型的表达方式。
苏小和：我能否理解成，你一直在提醒自己独立思考，既不媚上，更不媚众，或者说是主要不媚众？
任志强：从我的知识面来说，由于我们这代人天生就是从政治的染缸当中染出来的，所以从小就开始关心国际大事、关心政治，让我们不关心政治不太现实。所以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说政治和官吏的情况，但是上海的出租车司机是谈怎么做生意、挣多少钱，到长沙可能更多的人关心超女超男。地域文化、生长年代决定了人们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我们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更多的可能还是讨论政治、经济等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
“*”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中国的经济向什么地方去？这个大家比较关心。很多人说我接近于学者，或者说更多地关心宏观经济。确实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就投入改革基金会八百多万，支持他们做宏观经济论坛。我们组织了各种各样涉及宏观经济的活动，因为我们想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中国制度改革、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到现在我们仍然坚持着做宏观经济论坛等活动，这样就使我们和宏观经济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做企业家应更多关心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企业管理的问题，比如说经营机制等，我们也会有很强的支撑。我们也寻求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支持与合作，共同做了很多企业论坛之类的活动。
关于这两方面，可能一部分人更多关心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生存；他不太关心宏观经济问题，中小企业通常和宏观经济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但是这几年可能越来越多地跟宏观经济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说汇率，过去几乎不在乎汇率，但是现在汇率已经影响到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所以现在更多的人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开始关心宏观经济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我们早就已经关注宏观经济了，我们认为它与行业、企业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因此在看问题的时候，我不仅仅从一个行业，而且更多地从国家政策和宏观经济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苏小和：当你这么言说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一些曲高和寡？
任志强：中国有个普遍现象，把家庭内部的文化层次平均一下，大部分还处于初中文化水平。一个电视节目能让全家人都接受，大部分是因为它让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能够接受。《百家讲坛》在一个家庭里可以得到共同的关注，但是一些对话和经济类节目可能较少有人看，也看不懂。
这既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它会限制人们向上走。所以过去家庭一台电视机，或两台，最后可能发展到家庭里每人一台电视机，各看自己要看的节目。目前，在家庭共同观看的节目中，中学文化为主的东西最受欢迎，或收视率是最高的。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可是它成为了一种现实。而我们的媒体更多反映出来的也恰恰是这样的东西，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说这些话的人，大概所有人都能听懂。
任志强的逻辑（5）
所以，如果我们的言说更直接，或者更深一些，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于是媒体就把它演变成了大家能懂的文化，比如说“给富人盖房子”、“穷人要由政府解决”。其实媒体完全忽略了群众应该去听哪种。本来这两个东西的逻辑是对称的，当它变成初中文化程度的时候就是单向的了。所以对于“给富人盖房子”这种表述，受众当然就会产生心理反应。相对来说，当要反映真实东西的时候，这两个对称逻辑就不被考虑了，给忽略掉了，这时候对称逻辑或者构成的责任关系都被抹煞了。 我的市场理论来自于实践
苏小和：你那么多的市场经济理论，尤其是对自由市场的理解来自于哪里？
任志强：对市场的理解，一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实践经验。理论学家和经济学家常常看不出来或者说不出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践基础。在10年或15年以前，我们就跟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张维迎、樊纲、茅于轼等经济学家，我们相当熟悉，他们就是专门研究企业管理的。我说如果你们每人拿着20万块钱，你们能把企业办好吗？他们认为不能，虽然他们可以指导你，或者有很多高深的见解。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发生过这种争论，如果没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很多事情是无法用理论去解释的。我们和经济学家相比差在哪儿？我们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可是没有办法把它提炼出来，提炼的过程要靠更系统的理论支撑。这些理论可以把它提炼出来，变成企业管理的精华，变成一个共性的东西。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他们的案例课里有很多华远的案例，但是他们把案例提炼出来的东西实际上在实践中是我没有想到的，或者是我没有想完全的东西。
苏小和：经济学、管理学与实践的合作，导致我们有个理性上升的可能。
任志强：对，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们对市场理论的敏感主要来自于实践。
苏小和：不过我说实话，很多人在实践中还是更多地关注既得利益，或者是极有可能被宏大叙事的主流声音遮蔽。比如你之前提到“左倾”或者“右倾”，我想稍稍展开一下。我所了解的王绍光，你应该很熟悉，他就是一个主张政府驱动经济的所谓的新左派。但是我们平时听张维迎演讲，他更多的是倾向于市场派。我不是说他们两个对立，我想问你个人怎么评价这个现象，怎么确保在这样的理论选择中找到相对合理的事物。
任志强：还是要靠实践经验来判断。事实上，我们的历史一直就是靠政府驱动。计划经济就是完全政府。吴敬琏老师在总结我们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早期主要还是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或者说是有计划的商品模式；然后改成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就是西方的自由经济。我们现在实际上还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比如说资源的垄断还在政府的手里。如果没有资源，想要施行完全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这已经注定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也就是说资源配置的大头在政府手里。
苏小和：这么说起来，现在有一些对自由经济的呼吁，事实上是基于对政府干预太多的一种反驳，一种提醒？
任志强：一些人的确在强烈呼吁自由经济，这是针对我们政府干预过多的情况提出来的。过去是计划经济基础，现在要用完全市场经济的办法去拉着经济往前走，要改革。如果现在承认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而且认为它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话，就不会有继续改革的动力，就会满足于现状，就会让人误认为，从计划经济改到商品经济，然后改到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改革就不需要再继续往前走了，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以这两派之间主要的斗争是在这儿，一种想法是改革到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为止就够了，还有一种想法是因为改革还不够，还要继续进行。虽然现在政府力量很强，但是可以做到逐步削弱自己的力量，让市场继续往前走。 。 想看书来
任志强的逻辑（6）
但是我们改革的过程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所以在世界经济发生变化的时候，两方又再继续争斗。比如说，政府是不是还要回来救市的这些问题。如果是政府主导型，那救与不救都是政府的事。比如说对宏观调控的一些看法，好像人们都认为热的时候叫宏观调控，那冷的时候就不叫宏观调控了吗？为什么冷的时候就变成了政府救市呢？实际上，热的冷的宏观调控同样都是救市的一种方法，都是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中去调控市场，这是一样的东西。不能到某个时候说“已经市场化了，不能让政府救市”，某个时候又说“融入市场化，需要政府救市”。这是矛盾的。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或者从企业的角度来理解，我觉得这两个形式是一样的，和宏观调控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没有任何差别。经济过热时政府救市，无非救的是过高了要往下走，那么下一个救市就是由低处往上走。两个是一样的，逆势而行的政策调整都叫救市。
苏小和：最近大家的确比较迷茫，在里根之前，凯恩斯主义时代，人们认为政府管理经济那是理所应当的，好像是一种真理。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过来以后，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发挥到极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经济形态的主要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