闷得了不得。
我爷说：“亮——你得回家去一趟。”
我叔问：“干啥？”
爷说：“回去看看婷婷呀，别让她真的回娘家。”
叔想想，想了想，终于回家了。
校院里有人在连夜装课桌，是贾根柱和根宝在连夜拉课桌。贾红礼、贾三根都在帮着装。好像赵秀芹也在帮着装。他们说着话，听不清，像说着婚事啥儿的。还有笑，笑像雨天流过黄河古道的浑水样。
叔在大门口听了听他们搬桌装车的说话声，说笑声，咳一下，待那边的声音静下来，就从大门出去了。
回家了。
到了家门口，一看大门上落着一把锁，心里寒一下，慌忙着到门脑的门框缝里摸一摸，摸出两把钥匙来。开了锁，快步地走进院子里，再开屋门的锁，拉亮灯，四下里扭头瞅了瞅，见正间屋里还是原样儿，桌上娘的照片上落着一层灰。祖先的牌位上也落着一层灰。界墙下的凳子上，放了他的没有洗的衣服和裤子。再走进里间屋，拉开立柜的门。看见婷婷和小军的衣服不在了。慌忙把手伸进柜子里边的一个角里去摸索，摸那放在那里的钱和一个与立柜一个颜色的红存折，摸了大半天，空手出来时，叔想婷婷她走了，丁家又要家破人亡了。
想我丁亮三朝两日该要下世死掉了，眼里有了两滴泪。
果真就又要一次次的家破人亡了，像贾根柱说的那么样，庄里就提前着那家破人亡的事情了。
家破人亡的事，和这年的春天提前到来样，急脚快步赶来了平原上已经布满了绿。田野上的小麦脖子都硬将起来着，蓄了一冬的地力这时都用在了生长上，好的田地和坏的沙土地，在初春里都把小麦养得肥肥的旺。只是旺到半月后，一月后，仲春来到后，沙土薄地的地力用尽后，那时才能看出地的厚薄来，看出一些庄稼的瘦黄来。这当儿，初春里，一片的绿。路边、田头和没有种小麦的荒野地，野草疯着长。长荒了，疯野了，红花、白花和黄黄紫紫的花，飘荡在一片一片的绿草间，像印错、印乱了的花布样。大红中的绿；大绿中的红。一片模糊中的黄；和一片艳黄中模模糊糊的绿，七颜八色着，如一草一花都成了疯子草，疯癫癫的花。竖在平原上的树，不见孤独了，绿叶都在半空晃。晃着长，像唱着歌儿生长样。
那上了千年的古道上，黄河的古道上，被沙土铺盖着的黄河古道上，宽处上千米，窄处上百米，在平原上逶迤迤地铺展和延伸，有着几百里的长。其实呢，没谁知道有多长，好像和天一样长。因为它的长，因为它比平原低，低出一、二米，呈着枯沙的灰黄和灰白，像勒在地球上的一条枯败却又结实的腰带样。可现在，春天了，野草在那古道上四处疯长着，那腰带似的沟壑和平原一个颜色了，也就看不出它的沟壑深浅了。平原是真的一马平川了。一马绿川了。一世界的绿色了。
满天满地都是绿色了。
树都绿着了。
庄稼绿着了。
村庄绿着了。
天地也都绿着了。
热闹也在春天醒转过来了。忙起来，像没有病一样，都忙着从学校往家里搬东西。搬分给每一个病人的桌子和椅子，还有黑板和原来老师屋里的箱子、床铺、脸盆架和一些从哪弄来的木板、檩条与椽子。
叔已经回到了丁庄住。回到了他家去住了。回了娘家的我婶宋婷婷，从娘家捎来了话，说她死了都不愿见我叔。她只想见见我叔死后的样子就行了。说等他死了她来丁庄把房子卖掉，把家当拉走就行了。我叔就只好从学校回到家里住，回家守着门，等他死了她来拉东西，卖房子。
学校里，爷已经不是保管了。谁也不把他当作保管、老师了。他只是住在那里的一个丁庄老人了。热病们，吃饭、下棋、熬药，病重、病轻都与他无瓜葛。没有人再对他敬着了，虽然还是住在大门口的屋，可有人从门口过去了，只是他朝人家点个头，人家才朝他回个头。人家朝他点个头，他也忙不迭地朝人家回个头。至于那几十个的热病们，在教室屋里做些啥，说些啥，病轻了都又干些啥，那些都与他不相关联了。
能让他还住在学校已经不错了。
有一次，他问一个二十几岁的病人说：“根柱的弟弟结完婚，把借学校的课桌还了回来没？”
那人说：“啥儿根柱呀，他是我们贾主任。”
爷就愣在门口上，望着那个年轻的病人说不出话。
那个满脸疮痘的年轻病人也就淡下脚：“你不知道吧？我根柱叔和跃进叔已经是我们的主任啦。”
说着话，那病人就往院子里边走，把我爷留在门口像把他留在了世界外。
就昨天，昨儿天的黄昏里，日头由黄爽朗朗变成粉淡淡的红色时，赵秀芹从学校外边走回来，胳膊弯里挎了竹篮子，篮里放了白菜、粉丝、红萝卜，还有几斤肉，两条鱼和一瓶酒。肉是鲜猪肉，酒是当地最好的宋河液，不开瓶香能飘十里。爷望着走近的赵秀芹，老求少地笑着说：“哟，要改善生活呀？”
赵秀芹脸上跟着堆下笑：“给贾主任和丁主任俩人做饭呢。”
我爷说：“不是大家都吃肉？”
秀芹说：“贾主任和丁主任去向政府要来了一笔照顾款，大家都说要给他俩单独买上几斤肉，买上一斤酒。”
这时候，爷才知道根柱不叫根柱了，根柱是了丁庄热病委员会的贾主任。跃进不叫跃进了，跃进是了丁庄热病委员会丁主任。爷知道校园里边有了一番新的天地了，有了新的次序了，像乡政府、县政府、地区和省里换了领导样，一切都不是原样了。
改天换地了。
爷觉得心里有些酸。有些酸酸的寒，可又觉得毕竟热病们的日子好过了，这就没话儿可说了。没啥儿可牵可管了。可是就今天，就过了一夜到今天，百无聊赖时，爷从屋里走出来，在门口站一站，绕着学校的围墙走了一圈儿。围着初春的绿色走了一圈儿，像绕着他家走了一圈样，待回到学校门口时，就见病人们，个个大汗淋淋地从学校扛着东西往外走。有的扛了教室里的两张桌，有的扛了一个大黑板，还有的，两个人抬了学校放在一个墙下风道的一根大檩木。再有的，没有抬也没有扛，几个人用一个板车推着原来学校老师的床。他们一个个，都脸上发着光，兴冲冲地把学校的东西朝着丁庄运，朝着自己家里搬，如爷在梦里看到的地上开鲜花，地下结黄金的时候忙的庄人们。人人都手忙脚乱着，边走边说着：“你的桌子比我的桌子好，木板比我的桌子木板厚。”
“你的那根木头是榆木，要卖了肯定比我这桐木贵。”
“你分的床是栗木吧？我家分的床是椿木的。”
说着都从开了大门的学校涌出来，像了一股水，闸门一开泄了出来样。我爷不知道发生了啥儿事，他沿着围墙朝人群快步赶过去，到门口拦下有病还扛了三张课桌的根柱的堂弟贾红礼：
“你们这是干啥呀？”
贾红礼让头从那高到半空的桌下钻出来，瞟了一眼说：“干啥呀？去问你家老大丁辉我们干啥呀。”
说完就走了。
愤愤走掉了。一人扛了三张新课桌，像生了气的山羊扛走了一架能长草的山。爷还是不知发生了啥儿事，呆呆地立在校门口，待又有一个人扛着一块黑板出来时，他看见那黑板的一个角上有一颗螺丝钉，明白那黑板正是平时他代课时最爱用的榆木黑板了，面儿光，木纹绸，写字时又滑又肯吃粉笔。为了擦黑板时的便，他在那黑板的右下角上拧下一颗螺丝钉，在那钉上总挂着用蒸馍布改的抹擦布。可现在，那黑板被谁背着走，人被盖在黑板下，如藏在壳里的蜗牛样。
爷过去把那黑板一下掀落在了大门口。
赵德全从那黑板下面露了出来了。他望着爷脸上挂着对不起的笑，嗫嚅着叫了一声“丁老师”。
“是你呀。”我爷说：“背黑板你回家给谁上课呀？”
赵德全有些惊怕地瞟着爷，忙扭头四处看着解释着：
“我不要不行哩，这是贾主任和丁主任分给我的呀。大家都要了，我不要就得罪大家了，得罪两个主任啦。”
说完了，他还朝着身后小心地看，见院里没有人，忙又对爷说：“丁老师，你要心疼这黑板，就拿到你屋里藏起来，别说是我给你的就行了。”
爷就摸着那黑板：
“你要这黑板有啥用？”
“做棺材，”赵德全抬头看着爷，脸上飘了一层儿笑：“人家都说你家老大把县里给三邻五村的病人照顾的棺材卖掉了。现在根柱和跃进当了主任啦，就要给每个病人补发一口棺材板。”
爷便愕在那，木在校门口，看见赵德全的笑里面，有一层死的青灰色；就想他确实活不了几天了，是该准备一副棺材了。也就想起他有两个月没有见着我爹了。想起来他很早就做过的爹在县里幸福厂里拉棺材的梦。想起了几天前做过的爹四处大卖棺材的梦。
月光和日光一样儿亮。日光同月光一样温顺和柔和。
到底是着春天了，漫无边际的小麦硬了脖子后，又硬起了腰杆子。田野上零零散散分布着浇地的人，锄草的人。连那些热病轻缓的，能走能动的，都到地里忙着了。村庄里，丁庄、黄水、李二庄，还有远近左右的夏家集、古道口，老河口和明王庄，也都在春忙中到处都是荷锄拿掀的人。爹还是一个村、一个庄地去卖他的黑棺材。每到一个庄，他都弄来一张桌子架在庄口上，拿出一打儿县上发的盖有公章的表格放在桌头上，然后通知庄里各家有热病的人，说只要填上一张表，在那表上写上你的姓名、年龄、发病史和目前病状啥儿的，盖上村委会的章，再在表上签下自己的名，按上红手印，证明你确实有热病，确实到了今天活着明天要死的田地里，你就可以买上一口成本价的黑棺材。那棺材在市场上要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