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了，这会儿侧过身来调皮地对我耳语：“我吃抗抑郁的药，你觉得我应该大声说出来吗？”我们两个都格格地笑出声来，虽然这笑话其实没那么可乐。
我们接着开始讨论“恐惧”的话题。乔问大家害怕什么。大家用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失败”是最大的恐惧，我补充说“被拒绝”也很可怕。没有狡猾和躲闪的恐惧，所以乔劝诫大家要“正面迎接”恐惧，一位女士—我后来才知道她也是一名职业教练—强调了“真正去感受你的恐惧”的必要性。这话似乎让帕美拉很受用，她像默尔一样还保持站立的姿态，虽然已经比较靠边站着了，她回答说：“那是尊重自己的感受！”但是，恐惧，一旦去面对它，它也就很快消失了。乔的总结也说：“问题在于，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就像耐克说的，Just do it！（尽管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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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联谊世界（3）
现在，帕美拉有了个主意：大笑，准确地说是“一种人造假笑”，至少以假笑开始，慢慢这笑声就会像有了魔力一般转化成真笑。她发出了一阵长达5秒钟的大笑，辅以一个结尾“瞧，明白了吧？”但是这阵假笑并没有被成功地接下去，大多数在座的人都用轻微受惊的神情看着她。她试了试用更高的分贝—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觉得自己再也忍不住了，我打算加入她，否则的话，接下来就会有一阵难堪的冷场。
我们越过“健康”和“钱”的障碍，直接开始讨论乔所谓的“空档期”问题，他把这个看做是简历中的一个慢性病—发病原因是失业时间太长。这可能就能体现出我在求职领域的幼稚程度以及与固定上班族之间的长期距离了，因为我过去从未意识到没有工作对求职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缺陷①。乔希望我们认识到空档期，接受它，并看到它的光明面，比如说，在你失业待家期间学到的东西。我举手发问：“如果空档期是在家中抚养孩子的话，算不算？”我还在期待至少引起房间里女同胞们的同感，不过我终于发现，我还不如说自己牺牲了增加收入的机会。乔的眼睛不舒服地扭向一侧，使得默尔不得不上前一步表示这个问题可以在“新手训练营”中得到解决。特德在一旁大声说我强调了“在管理孩子时学到的时间管理技能”。
真是好得很，莫非我的简历上应该写“谈判复杂的幼儿交通问题”，还有“领导家中三个极有创意的团队成员”？我想起最近一些文章谈到中上阶层的许多职业妈妈，选择了在孩子成长的头几年留在家中陪伴他们，但同时也非常希望以后能够完全恢复工作。一位妈妈在接受《时代》采访中表示，“自己绝不希望因为暂时留守家中的这个选择而受到职业上的惩罚。”但是看来妈妈大军作为一个长期失业人士的组成成员，在这里是要失望了。
11点整，在一片衷心的掌声中，乔结束了演讲，我利用这个空当儿开始慢慢移向门口。默尔这时正在向一位新近找到工作的“新手训练营”毕业生致以祝贺，不料我刚到大门，就听见她喊道：“芭芭拉，现在还没到走的时间！”她竟然能从那么远的地方读出我的名牌！我大为吃惊，同时又有点不好意思，毕竟被公开揪出来了。我站在那儿看一个40岁左右的亚裔美国人—就是找到工作的那个幸运儿—拿着一把小锤子敲一个巨大的金属铃铛，意为他是今天的“敲铃人”。我又朝门框后退了一步，但是帕美拉就在我身后，牢牢地封锁了去路。“你会失去这个名牌的”，她轻声对我说，我很合作地平静下来，准备偃旗息鼓放弃努力了，因为我已经对走出去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假如我还打算继续尝试走向自由，没准儿有更强壮的忠实会员扑上来捉住我。
因为在我看来事实就是那样。如果利润不是目标（也的确不会啊，因为每个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志愿者），那么一个潜在会员在前面的流程结束后就溜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强烈怀疑自己栽进了默尔对俱乐部的忠诚情感中，接下来发生的事似乎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像我这样的新人—共有6个吧—被请到旁边一个房间里进行特别讲话，表明帕美拉对我所持名牌那么关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为了更容易甄别谁是新人。
新人的特别聚会结果是一场对“新手训练营”的大型推销活动，这个为时3周每天8小时的训练项目收费600美元呢。由特德和帕美拉主持的这场推销，以播放证明训练营有效的录像带开始，而我们这些新手呆坐着，脸上挂着冻结的期待。特德说，这是一个很有强度的训练，内容从简历修改到身体语言再到电梯发言无所不包。除了这些，我们还要录制3分钟自我推销的录像带，这个会被一直修改到完美为止。特德站在我的座位旁边，指着一张介绍训练营课程表的海报，突然哭了。
他演说的时候我一直在神游，所以现在必须快速回过神来，回忆一下他刚才在情绪失控时讲了什么—好像是他的一个邻居被裁员后，好几个月都没跟特德提起这件事。他在痛失一段解体的友谊，还是某些东西提醒了他失业最初几个月的孤独？还有他怎么会有一只乌青的眼睛，也许？
我不禁要伸出手去安慰特德，但是帕美拉不耐烦地坚持要接过解释海报的任务。受到如此斥责，特德总算平复了，虽然眼泪还在从他的脸颊上滚下来。
我终于可以站起来离开了，心想可能永远也不知道特德到底怎么了，还有默尔，我们的魅力领袖，究竟是圣人还是魔鬼。毫无疑问，这里其实没什么忠不忠诚，志愿者们不遗余力地推动“训练营”的唯一原因是有事可做：投身“40岁以上俱乐部”的活动总比独坐家中等电话响强吧。而特德的失控也让我更加了解：无论今日的企业世界中在发生些什么，无论企业的疯狂如何在侵蚀了人们之后却将他们一脚踢开，总之伤害是绝对已经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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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联谊世界（4）
接下来跟金伯利进行的课程上，我向她报告我已经成功地进行了联谊。“所以你建立了一些关系？”她急于知道答案。
“啊，只跟那些参加联谊会的人聊了聊。”我承认，并简要介绍了“40岁以上俱乐部”的情况。
“但是他们都是失业人员。跟那些人联谊毫无意义，除非他们有你想进的那些公司的关系。”
这就是我同病相怜的朋友们—白领失业大军，他们竟然都不值得我花费一点时间！我是经鼓励去参加联谊会的，回来人家却只认为你在浪费时间。
“你看，”她试着换了种方式说话，“你想进的都是哪些公司？”
我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了些新想法，所以，我说：“一直在想，我在健康这个领域里做过很多事情，也许我可以在这方面多强调一下。也许可以去医药公司。”
“医药公司，不错，”她说，“还有别的吗？”
“医疗物品供应公司？”
“还有吗？”
“呃，不知道了。”
“医院呢？医院怎么样？”
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或者不记得有哪所医院需要公关人员—这是看医疗账单时心生愤懑的另一个原因吧。那么我怎么跟医院人士建立联系呢？
“你有家庭医生吧？”
我承认我有。
“那就跟她建立联系！”
“但是她忙得都没时间告诉我我的血压是多少，更别提和我谈职业问题了。”
“她应该有接待员的吧？”
我承认她的确有。
“那就和这位接待员建立联系吧。”
我没说什么。我并不是无谓的骄傲，但是我觉得这个建议有点伤人。我这样一个人，一个按我简历所写是“极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却需要讨好一个诊所的接待员，让她给我提供职业线索？而且，更不用说这位接待员小姐看起来比医生还要更忙乱呢。同时，金伯利继续对我灌输要“四面出击”寻找关系的必要性，比如，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乘客。几乎任何人都值得我迎上笑脸去寻求门路，除了我那些在求职世界中搜索的兄弟姐妹。
课程结束了，我把我的冰茶续满后，坐下来反思我对金伯利的反感，这种反感似乎已经和当前的情形不成比例了，我雇用了她，她是我的选择；她应该帮助我，而且，当然，这无论如何仅仅是一次新闻风险，我没有真正的情感筹码在其中。然而，我的不喜欢已经上升到恨意的高度，如果我了解了这种不满的根源，那我的整个求职过程都会大大受益，因为她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排斥我的企业世界，那种藏在欢乐面具后的深入骨髓的冷漠。实际上，“面具”这个主题在我的背景阅读中出现过好几次，比如，理查德·桑内特在《性格的腐蚀：在新资本主义制度工作下的个人结果》，还有罗伯特·杰卡尔在《道德迷宫：公司经理人的世界》中都反复提到企业职能部门人员被要求带上“面具”，就像古希腊戏剧中的演员一样。杰卡尔说，公司经理人强调实行严格自我控制的必要性、要求自己用面具将所有个人的情绪和意愿都埋藏在一张和善亲切、面对公众的笑脸下。
金伯利完美地发展了这种必要的虚伪，即使我不喜欢她，我的整个目标还是希望被金伯利已经掌握了的那种公司文化所接纳，所以，我需要去“直面”我的嫌恶并将之克服。但是在达到那种超常的境界之前，我似乎卡在与我的年纪伴生的一个情感空间中动弹不得：我恨你；请爱我吧。
好吧，“讨厌”作为一种情绪虽然存在，但是我还是必须用职业的态度来修正我的求职过程。我制定了如下每日计划：
早上7∶30：起床，早餐，读报，查CNN新闻，看有没有重大灾难性事件—恐怖分子袭击、小行星碰撞，等等—那可能会影响我最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提醒我修改一下当日计划。不过，我拒绝像真去办公室那样整齐着装，还是坚持穿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