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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之津（3）
一颗松动的螺丝钉
单调与局促是学校难以忍受的常态。瘦瘦的书记笑容可掬，但是他的笑只是水面浅浅的涟漪。下面是什么？深不可测。高高的校长从里到外都没有表情，似乎表情于他也是件很吃力的事情。女同事占多数。她们全部是厂里家属。平日里水波不兴，但底下暗流涌动。厂里纠葛和彼此利益很容易在她们中间掀起风暴。
方老师是最让人感觉轻松的同事。他是江津土著，用一口江津土话教一些无关紧要的课，因此他在学校也显得无关紧要。他在厂外教村小的老婆都远比他更像老师。但他却是厂里的知名人士。原因是酒。江津是个出酒的地方。几江牌白酒远近闻名，也就培育了许多像爱家乡一样爱几江白酒的人士，比如方老师。他因为是“半边户”，住在厂外，人们就常常见他醉卧路边。有时厂里救护车呼啸而过，说不定拉的就是他。拉一回他的知名度就往上窜一大截。当然方老师也有受人尊敬的地方，比如炒菜。学校部分同事时不时的聚餐、野炊总是他在推动促成。这是他为我们制造的节日。这些时候他总是亲自操刀、掌勺、端菜，脸膛红亮，两眼放光，笑成一条细线。等到最后一个菜炒完，他才入桌，不停敬酒，与大家划拳，把欢乐推向高潮。可惜这大是非组织活动，不能经常进行，并且我酒量很臭，参加了也无法品味到他们那样的欢乐。
第二年终于有新的大学生分来。而且一下子来了好几个。一石激起千重浪，他们可是一堆石头。这些空降而来的天之骄子立即成为东方红的焦点。他们是车间和办公室的新闻。家有未婚子女的人们都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不久，王万敏被党委书记收为媳妇，张燕不小心陷入了厂区一霸王勇的感情陷阱，成都中医大学分来的任启坤一上门诊门前就排起长队：大娘大妈们心思不在看病而是暗暗替自家女儿打着主意。不过，新同事的到来并没有给我这个“师兄”带来多少影响，因为他们都安排住在生活区。经过了许多区隔与疏离，我或许只是他们眼角余光里的一个细节。
一天，又一天，我的日子不断从一部叫时间的机器里吐出来，像同一型号的产品。单调的生活，单一的居民结构，让我羡慕起那些乡镇上的居民来，比如我曾经去过的珞璜、白沙、油溪和石门，土气、古老、驳杂而生气勃勃，丰富多彩。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学校传出天大的新闻：总务红鼻子老刘被捕了！
老刘是本厂的老师傅，是伟大领袖的同乡，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也许是这个原因，他执掌了学校的物资大权，在我们这些臭老九面前显得颇有架子，我在他那里领墨水粉笔从来没得到好脸色。我见过他的老婆，农转非进厂当的家属，又瘦又老。老刘没有任何爱好，空虚的内心自然容易让那些蠢蠢欲动的邪念茁壮成长。然而东方红这地方太封闭，那时又没有娱乐城按摩房之类，他一个小小的学校总务，长了个红红的酒糟鼻子，土里叭叽的没有谁看得上。别无爱好，闭门不出，所以他就把主意打到了自己女儿身上。他女儿就在我班上，老实巴交，瘦小得可怜，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小孩子感觉身体不对头，原因不明，自己到医院检查多次才被发现受孕。
红鼻子老刘的惊天丑闻我并不幸灾乐祸，反觉得格外沉重。学校太小，我觉得凡是他停留过的地方都污浊不堪，在这个花粉飞扬的季节，学校空气中却飘散着一种不洁的物质。与此同时，风传厂里要清理精神产品，邓丽君的歌要禁止，职工家里的《红楼梦》、《红与黑》和《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书都要没收，搅得我心情很糟。
大江之津（4）
我们都是按计划分配到厂里的。我是计划经济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颗螺丝钉。厂里的工程师，学校的李光林、杨文典等大哥级的同事，都是*前名牌大学毕业的，比如哈军工、哈船院、上海交大甚至北大、清华。他们才真正是闪闪发光的螺丝钉。他们本来都分配在上海、大连、武汉和西安那些响当当的国防军工单位。1965年越南战争爆发以后，伟大领袖为国家的安危深感忧虑。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建设三线。他老人家大手一挥就让这些精英连同所在单位隐入深山。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厂这些螺丝钉们早已被牢牢地拧在了东方红。而我，一开始就是松动甚至是摇摇欲坠的。现在，我决定要自己把自己从这里拔出去。
故事2006
2006年盛夏。对江津而言，这本该是一个水汪汪的季节，绿肥红瘦，广袤的原野被厚重的绿荫所覆盖。然而大旱，大地被热风大块大块地灼伤，连片枯死的竹林，摇曳着触目惊心的焦黄。墙上的爬壁虎再没有从冬天活过来，像一些破鱼网挂在那里。在江津火车站附近的三岔路口问路，摆摊的年轻女人问我是不是去东方红。她说到这个地名时就像说自己家人名字那样自然，但是我好一阵都没有反应过来。东方红，这里有过这样畸形的名字吗？即使有，现在还可能继续使用吗？
确实依然叫东方红的工业区，小街格局依旧，但已被密密的地摊、修理铺、商店和餐馆挤满，充斥着腐烂菜叶、生活污水和酒菜的气息，像任何一个小镇那样随意和世俗。赶街的农民，叫卖的小贩，满街的江津土话更模糊了它与其他小城镇的边界。我从水果、蔬菜和廉价工艺品之间穿过，从吃串串香和炸酱面的人丛中穿过，从茶楼、网吧、ok厅和挂着“丧葬服务一条龙”招牌的什么公司旁边经过。我调动一切记忆来认识眼前的这个东方红，然而它却躲在这些小镇繁华背后不肯出来。
是学校唤醒了我全部的记忆，甚至唤醒了小径上的那些脚印，墙上那些苔痕，还有无数早已隐入记忆深处的面孔。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教室还是那些教室，连锅炉房、厕所、操场的一砖一石都保持着原貌。只是树被全部伐倒。这些与工厂同龄的法国梧桐当年就已很高大，二十余年过去，似乎又高大了许多。原先它们站立在道路两旁和操场四周，整齐成行，像士兵的警戒线。现在，这些“士兵”像是中了弹，仰面倒下。一地木屑是它们碎裂的骨渣。操场上几位民工告诉我，这些树全部淘汰，换种观赏树种。
我当年经常打乒乓的活动室看来早已无人活动。室内积灰很厚，球台堆在角落，脚架锈烂，台面散架。这一堆黑糊糊看不出眉眼的东西，正在被时光消化。
还在放暑假。但我当年经常上语文课那个教室的门并未关死。我推门而入，在墙角寻了一个粉笔头，还像当年第一次走上讲台那样，工工整整地在黑板上写下：“第一课 谁是最可爱的人”。然后转身，清了清嗓子，面对下面虚拟的座无虚席的学生，用标准的普通话喊一声，同学们，上课．．
已很难找到同事。工厂已经破产，被其他企业兼并。老大哥老大姐们退休后差不多都选择了回老家。可爱的方老师成为*功的痴迷者，神神秘秘，远离人群，闭门不出。和我同时的年轻人纷纷步我的后尘，早已在船沉之前逃离。只有任启坤、蒋萍夫妇还在坚守。启坤已经从厂医院下岗，开了个小诊所，怀才不遇，大骂贪官。蒋萍是学校的末代校长，亲自为我们的学校划上句号。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江之津（5）
我的学生已很难找到几个。考上大学的一去不返，有技术的远走深圳上海打工。堂堂军工企业，当年就已经沦落到靠生产组合夹具、自行车配件度日——这在我看来，它当时就已是一个癌症患者，有条件的人，谁会为它殉葬？
晚上，我们在学生于红开在江津闹市的餐馆聚会。赵金霞、于红、杨开红、代红……她们身上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影子。这些过去用普通话怯生生地回答问题的学生，现在她们夹着香烟，摆弄着手机和mp4，大声用江津话说笑，大胆评论当年的老师，坦率地介绍自己的生活。这完全是关于学校信息的大发布，是20 余年空白的大填补，是许多问题的大揭秘。但是温川没有来。这个当年我班上鹤立鸡群的优等生，质朴、聪明、勤奋，几近完美，是我最器重的尖子。但上高中后她优势渐失，并且被许多同学超越。高考落榜，进厂当了工人，现在又成了赵金霞的嫂子。一再打电话她都以有事推托。她是有心理障碍，觉得自己混得一般，无颜见老师吗？
还有一个学生的名字被偶然提起。我感到心里格登了一下。那时的她腼腆，文静，一说话就脸红。作文很有灵气。我依稀记得曾经在她的作文本上写过长长的批语以示欣赏和鼓励。离开江津多年以后，我突然接到她寄自三亚的一封信。她用娟秀的字体写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在海边检贝壳。我检了好多漂亮的贝壳。但是它们是我无人可送的礼物，所以我最终把它们重新远远地扔回了大海。若干年以后，当潮水再次把它们推向浅滩，有游人把它们检起的时候，有谁知道它们从前的主人那些感伤的故事呢？”这是一个女孩子把自己的心扉向她欣赏的异性半开半掩。我按捺住内心的暗自得意，与她断断续续通了两三封信，口吻像一个心理医生，更像一个教父。后来才知道，她读了外语学院，毕业教书。英俊的男同事狂追不舍，然而她却另有期许。她另有期许是因为她近乎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