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负跏窃谌�*大舞台的中央。我恨不得跳出来，骄傲地登高一呼，这是我爸爸画的！
父亲从来都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中当造反派，也许这是他唯一的出轨。我想，*是一个巨大的场，有巨大的磁吸作用。同时他又是伟大领袖虔诚的拥护者，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大革命，他为什么不积极参加呢？包括他给馆长写大字报，一丝不苟，像是在完成伟大领袖亲手交办的光荣任务。我感觉父亲那时心中一定是豪情万丈，充满了崇高之感。
流亡革命者
对*有崇高之感的父亲不得不离开他工作的射洪了。同时作鸟兽散的还有他那些革命战友。因为南充的造反派武斗，失败的一方叫“反逆流”的组织就退守到了射洪。“反逆流”来射洪的虽然是残兵败将，但是连人带枪也有一二十卡车，立即成为小城里的第一大势力。他们无法无天，就像防区时代的田颂尧、邓锡侯之类的四川军阀。糟糕的是他们是支持父亲对立一派的，于是在射洪新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敌对联盟。在他们的半自动步枪和刺刀面前，父亲觉得他们的撤退像离开瑞金北上抗日的红军战士一样悲壮。是绵阳接纳了父亲。这里有我的姨妈、姨父和二舅。当然，绵阳也有他的不少战友，据点就在地区外贸公司。绵阳也是派系林立，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父亲所在的革命组织处境微妙。我的一个姨父不久前还讲起，他曾经陪同父亲去红星楼附近一个小招待所与他的革命战友联络，他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机警，像黑道人物一样鬼鬼祟祟。当然不能老靠亲戚接济。革命组织更不可能提供白吃白喝。如火如荼的革命也让父亲感到不能缺席。他为自己的革命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就是画伟大领袖的像。姨父是绵阳县商业局的一个小头目，人脉宽广。于是首先从商业局开始，然后就引来了应接不暇的定单，有小商店，也有大企业。不过，他画像得到的回报只是管吃管住，再就是画好后送一二样礼品，通常都是一套红宝书，一枝钢笔。然而，父亲不会就此满足。他心中装的全人类，是*的伟大事业。因此，他在即将离开的时候，总会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个要求：纸。这个时期纸成了最紧缺资源。它不关乎国计民生，但是对于*而言，它是军火，是弹药。父亲就以这种方式，一令或几令，源源不断地给所在的革命组织——他心目中最纯正最忠于伟大领袖的战斗队提供纸源。这些纸都被父亲易地革命的那些战友们用于写大字报，更多的是印成了传单。他们的工作，与小说《红岩》里的那些编印《挺进报》的地下工作者无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父亲的文化大革命（3）
那个时期父亲一直在画。甚至从绵阳画到成都。在暑袜街成都市邮电局旁，他与另一个同样是画领袖像的毛头小伙子不期而遇，有过交流。小伙子技法纯熟，才气逼人，有点桀骜不驯。他后来考进了四川美术学院，以一幅《父亲》名扬天下。父亲当时就记住了他那个怪怪的名字：罗中立。
那是父亲最快乐的时期。他那时天天站在高高的画架上，路人都在他下面停下了脚步。人越聚越多，仰视的目光一齐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这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大师拉斐尔。他在罗马西斯廷教堂画圣像，虾一样躬着身子，仰望穹顶，鼻尖上也滴着颜料
档案
父亲敬畏档案。那时的档案，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而可怕的东西。它收藏的都是往事。这可能是你曾经说过的酒话、疯话、大话或者昏话，也可能你真正有过什么过失，比如反对领导，违纪，或者什么时候与谁没有划清界限，立场出了问题。当然，致命的还有男女作风问题，以及更致命的历史问题。它们以白纸黑字的形式，躲在隐秘的角落，就像一群古书里写的那种躲在帷幔后面的刀斧手。平时人们几乎忘记了它们的存在。但是一旦需要，就会凶神恶煞地跳出来，一把抓住你，保证让你刀刀见血。
父亲自己很清楚，他既有出身问题，还有历史问题。他参加过三青团。那还是他当中学生的时候，狗屁不懂的年纪，什么老师一鼓动，呼啦一下一个班大半就进去了。但是分析起来，还是因为他所在的阶级。家里有那么一些田产、房产。据说还有过从皇宫里流出来的瓷器。多年以后，当我在央视的鉴宝节目和收藏书刊里了解了一些常识之后，真为这些擦肩而过的宝物捶胸顿脚。但是那时，我非常痛恨爷爷。因为他没有像他弟弟也就是我的二爷那样，吃喝嫖赌，将家产挥霍一空，在解放时刚好成为贫农。爷爷讲究的是耕读持家，维持一个乡绅的体面。虽然他并没有奋斗成大富豪，但是他的富裕程度在解放时划地主成分还是很合格。父亲在这个地主家庭享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读了初中又读高中，但马上又被这么一个必须装进档案的三青团抵消，并且出现了巨大的政治亏损。为此，凡是运动来了，他都要向组织写交代。这些交代都是要存档的。一次交代就是一块石头，沉重地堆积在他的心头。
不久前我故意揭父亲的短，说，你的同学不也有参加地下党的吗？你为什么就不呢？那样你还可以弄个离休干部当当，偏偏你却参加了什么三青团。他苦笑了一下，默认了还是从小胆小怕事。然而他马上又强调，他的确也追求进步，到处找进步书刊看，还参加过民盟。解放以后，县里一位来自民盟的王副县长还曾经带信让他去找他。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工作，就没有把这当回事，轻易地就脱离了民盟组织。我就笑话他，幸好你解放前没有参加地下党，不然的话你早就被杀了头，或者被捉起来，吃不住那些稀奇古怪的酷刑，当叛徒。参加民盟没有抓你只是你运气好。比如你的叔叔，我的三爷不是因为参加了民盟被抓，被吓疯了吗？多亏了解放得早，不然你作为民盟分子也要被国民党捉去，谁知道你那时会怎样表现？但是，他的档案里没有记录一个进步青年参加民盟的光荣历史，只有像可怕的传染病一样的三青团。不久前我才知道，解放前的民盟成员现在也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啊。
父亲的文化大革命（4）
怀揣到今天的惊人秘密
父亲那见不得人的档案，已经判定了他没有资格成为无产阶级*中的革命战士。他最多只能争取成为团结的对象。然而他被自己的内心所蒙蔽，所鼓噪。因为他胸膛里跳动的一颗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对伟大领袖的一切号召都会作出积极响应的心脏。他不能不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这样一来，他的行为既与自己的身份不符，又必然要和周围形成冲突。比如馆长，还有一位出身贫农革命觉悟又特别高的女同事。父亲一直以为馆长对大字报和批判会的理性和善意会心存感激，谁知道人家那颗脆弱的心已经深深受伤，给批判他那些人以痛苦是他最需要的良药。女同事是一个没有任何业务专长的人，她的唯一的强项就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革命觉悟，很不幸，她与父亲还不是一派。但是我对她印象却满好，因为我第一次吃的苹果就是她给的，我至今记得她给我苹果时的笑容可掬。好多年以后，当我知道给我苹果吃的阿姨和馆长叔叔联手向父亲下狠手时，我简直不能接受那个事实。
那些年除了寒暑假，我每个月都要往返县城一次，时间都是在父亲刚领了工资的时候。每次，父亲照例是让我好好吃让一顿，回锅肉，鱼香肉丝，至少是一盘鱼。多数时候还可以看上一场电影。但是，看到满城的大字报和杀气腾腾的标语，看到一个个倒着写并且还划上了红叉叉的名字，我总感到父亲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每次我临近文化馆时都忐忑不安，都要先张开全部的感觉器官，捕捉关于他的蛛丝马迹，特别是要看有没有批判他的标语和大字报，再就是向最先见到的叔叔阿姨打听他行踪时，观察对方的脸色。我感觉那时心里一直咚咚猛跳，像是等待一次判决。直到找到他，看见他要么是在外面画，要么是在会议室写标语，一脸轻松，我悬着的一块石头这才放到地上。于是，父子俩高高兴兴出去吃饭，晚上看电影，然后在第二天拿钱回家，向母亲报告平安。
整个*期间，我只有一次进城没有见到父亲。那天我恰好在文化馆门口碰上了他的好朋友冯叔叔。他对我说，他们正关起门开会，不能请假，怕还要好多天，你先回去吧。说着，他摸出20元钱给我，又说，这是你爸爸留在这里的，他没有什么事。我看了冯叔叔一眼，他的目光迷离，捉摸不定。虽然我回去依然向母亲报告了平安，但是冯叔叔的眼神让我不安。
父亲没有事，后来真的得到了证明。因为后来我再去城里时，爸爸依然一脸轻松，依然在画他的画，让我彻底放心。直到今年，大地震前那个星期天，我照例回家陪他，在河边喝茶聊天，商量他的80 大寿，听他讲80 年的人生感悟。话题转来转去就讲到了*。他漫不经心地告诉我，1970年，“一打三反”时他曾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进城没有见到他那次，他正在坐“学习班”，隔离审查。这把我吓了一大跳。始作俑者正是馆长叔叔和给苹果的阿姨。他们一直在档案里寻找撒手锏。但档案里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像是过期失效的毒药，现在对父亲已经不具致命的效力。他们需要新的利器，并且轻易地找到了。因为父亲虽然谨小慎微，但太没有心眼，居然将一幅巨幅领袖画像锯了。因为他觉得画像太旧，又是他早年所画，他太不满意他过去的水平，他要自我否定。于是他废物利用，将这块大木板切割，亲手做成文化馆大厅里那尊巨大领袖石膏像的基座，请领袖站上去，让他威严的目光可以俯瞰更加广阔的世界。父亲完全没有想到，他是带着崇高的革命感情朝现行反革命的目标奔跑。 “毁坏伟大领袖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