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洪中学美术组的七八个主力都在车上，那可怜的操哥只有忍气吞声，让我们眼看着他一身呕吐物被冷风吹干，起壳。
一路的劳顿都由成都加倍地回报了。因为我们第一次进了大城市，并正正规规住进了滨江路的招待所。我们最大的收获还是在省展览馆——当时叫万岁馆，这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我们是专门来参观这里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我们都是狂热的美术爱好者，一半是热爱，一半是为了将来谋生。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到毕加索、凡高、列宾，这些名字我们已经熟悉得如同自家兄弟。国内画家更不用提了，我指的是油画家，如罗工柳、靳尚宜等，他们的作品我们经常临摹。而国画则显得老土，丢人，早已被唾弃。展览馆展品几百件，其中不乏大师级人物。于是我们差不多就是与大师们面对面了。我们在心中又将自己提拔了一格。这样，我们离艺术大师的梦想又近了那么一点点。
小城正在失去记忆（5）
省展览馆实在高档，红色花岗石地板打了蜡，光可鉴人。为了表达未来大师的霸气，我与志勇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狠狠地在地板上吐一大泡口水，好像这样展览馆就有了被我们占有的意味。
回到射洪，才发现我为之热爱的太和镇如此之小之破之土。我和志勇坐在涪江河边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志勇说，我们两个未来的大画家还住在射洪这么个破地方实在太委屈了。我说，射洪就是小，你看街道好窄，我担心要夹住大鼻子苏老师的鼻子。两个心在别处的少年越想越气。后来，两个人叹一口气，还是回去画吧，画成大画家一切都有了。走，未来的达？芬奇。走，未来的毕加索。
我们成天都在画。文化馆、学校，还到处写生。行色匆匆，背着画夹，满身自己故意涂抹上去的颜料。我们最喜欢在学校里画。画时像大画家作画一样旁若无人，咪着眼睛，近前，退远，反复在画稿上凝视，眼角的余光却观察到同学都带着羡慕的目光在围观。男同学，更多的是女同学，包括那些平时骄傲得不得了的体育尖子和歌舞明星。等他们恋恋不舍地走远了，我们才将憋了许久的笑声释放出来，笑得在地上打滚。有时，我们还顺手在黑板上写上“打倒大画家陈霁！打倒大艺术家杨志勇！”当然，谁也看不出是我们的笔迹。我们最得意的作品是周恩来像。1976年1月9日，周恩来逝世，全校悲痛。傍晚，校长把我们召到办公室，亲自把画遗像的任务交给了我和志勇。明天上午9点开悼念大会前就要画好巨幅画像，时间紧迫，又是重大政治任务，校长腾出了自己的办公室，亲手端来火盆。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不过，我们不甘心当无名英雄，一定要让睡在隔壁的校长知道我们工作的辛劳和思想的革命。于是两个未来的大画家在你一笔我一笔地作画时，不是凳子响就是桌子动，还有两个革命小将的豪言壮语和激情对话，更严重的是校长的办公桌被烤糊了，满屋焦味，烟气熏人。一夜折腾让我们敬爱的校长彻夜难眠，次日主持悼念大会时满眼血丝一脸憔悴。全校师生十分感动，都以为校长悲伤过度。
太和镇是一个最宜于梦想的地方。我们成长的岁月被它抹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并点点滴滴地完成了对我们的基本造型。虽然我们美术小组的铁哥们中只有志勇现在是扛着大校军衔的专业画家，陈三在成都当着不大不小的官，孙扬在美国纽约干着当年曾被我们奚落的外科医生勾当，小平则在德阳研究他的三星堆，我更是早早地撂了画笔，但我们的理想之火从来没有熄灭过。
我们没有成为大师，志勇也没有。但我们离开后的射洪画坛（如果说这里有一个什么“坛”的话）一直热闹，出了不止一个“大师”和一批“著名”画家。这要怪孙竹篱——一个真正的大画家。他曾是四川画坛一个最响亮的名字，响亮得如同春雷滚过巴蜀的天空。孙竹篱几十年深山练剑，上探石涛、八大、吴昌硕，扬州八怪，下追黄宾鸿、齐白石、张大千，还有自成一绝的诗书画，所以一出山便以老辣的笔墨和清新的格调艺惊一方。画界都说他是中国又一个陈子庄，又一个黄秋园。他的成功让太和镇一些人眼红不已，蜂起仿效，一时卖得太和镇经常颜料短缺，宣纸脱销。然而孙竹篱命薄，还没来得及充分品尝成功便被癌症夺去性命。这就成全了一批人：小城大师迭出，一夜之间冒出了无数孙竹篱的嫡传弟子。在他们脏兮兮的画案上，“孙竹篱”成了另外一种人民币，一版再版。成都市场上的假孙竹篱，大半来自射洪。 。 想看书来
小城正在失去记忆（6）
家
故乡的体味和体温让我对她像狗一样敏感。后来我明白了，对故乡的这种感觉最终还是来自家。对我而言，家是游移不定的，故乡在射洪的确切部位也就是不确定的。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那天怎么就把车子直接开进了广场。我本想绕开太熟悉的北门而选择了从河边入城，但我东拐西拐突然就到了这里。这不像是我开车来到了这里而是广场冷不防跳到了我面前，故意要吓我一跳。广场非常大，感觉中大得恐怕连成都也没有。这里根本没有下雪，阳光明媚恍若春天。阳光照耀下的整个广场被一种声音笼罩。像风声，像雨声，像放大了许多倍的蚕吃桑叶的声音。这是许许多多声音的高度拥挤、粘连和压缩，密不透风，浑然一片，因为其它一切杂音都被它席卷和消化。这是麻将！是麻将在成百上千双手的抚弄下快乐的大合唱，是麻将在广阔空间里在最自由放纵状态下的众声喧哗。人们在这里快乐地接受着它的统治，呼吸着彼此的呼吸，快乐着彼此的快乐。我傻眼了：这种大规模聚集群众的功能，原本只属于*年代的天安门广场啊。
看见了一棵黄桷树。还有两棵老槐树。尤其是槐树让我眼睛一亮，像时隔几十年后见到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儿时伙伴。这时，我才辩认出我就站在原来的家门口！那时所谓的家其实就是文化馆，是父亲在文化馆的卧室兼办公室。后来母亲因病进城，我，还有弟弟、妹妹，都跟着进城上学。一大家人居然能塞进那十几平米。好在那时父母骨瘦如柴，我们也老长不大。
母亲实在能干。除了治病，她居然可以用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对付五张嘴巴。甚至偶尔还照顾一下父亲在朋友面前的面子。她还以自己示范的方式让我们学会勤劳、坚忍、谦逊和礼貌。父亲则一心扑在工作上。长期以来，他的工作常常是在宣传部某位干事指挥下，与包括孙竹篱、大鼻子苏老师在内的一帮子人不断地写，画。画伟大领袖，画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宣传画。用美术字写毛主席语录，在城墙上写“将无产阶级*进行到底”之类的标语。他最出风头的是大跃进时在城西老鸹山上写的一条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每个字足有一幢楼大，笔划也粗如城墙。加上一个奇大无比的惊叹号，更像是全县几十万人民的齐声呐喊。这条标语是县委决定之后，由父亲带领整整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完成的。多年以后，父亲讲到此事时，脸上还堆满成就感。
父亲也是我最初的偶像。还在乡下时，他曾带了县宣传队就在我上学的学校戏台上为全乡贫下中农演革命节目，曾经背了枝用来打野鸭的小口径步枪从学校经过，曾经拿了本子在学校外的河边画一幢老屋，引得放学回家的同学都叽叽喳喳地议论这是谁谁的爸。这些是对我在那些乡下孩子面前虚荣心的强大支持。有时我与父亲从乡下进城，一路上金黄的油菜山洪一样从山腰流泻谷底，形成大小不等的金色湖泊。喜鹊欢叫，燕雀啁啾，我的想像在父亲的光辉照耀下飞翔。我不停地提问，比如汽车和摩托车谁跑得更快，美国和苏联倒底谁厉害，毛主席是不是天天吃肉等等。好像父亲从来没有被问住过。他几乎是城市的代言人，一部专为儿子打开的百科全书。我还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蛮标致。这更让我佩服。他说，你要多读毛主席的书，我就天天翻那本砖头厚的毛选。他说，毛主席专门把大学毕业的儿子送到乡下劳动，怕他把书读迂了。于是，我又真的怕成书呆子。就想，一天到底该读多少页书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城正在失去记忆（7）
我进城上学后，小城投射到父亲身上的光环在不知不觉中淡去。并且他的谨小慎微和不谙世故在我面前暴露无遗。渐渐，我已在心中将他平视。还有，他胆小如鼠却常常对我声色俱厉，这让我好几次在同学面前丢面子。一天我又端起饭碗到文化馆报栏前边吃饭边看报。这报栏是我窥视小城之外广阔天地的唯一窗口。而父亲一贯活学活用伟大领袖的思想，经常在我面前批判死读书，读书死。当他又一次声色俱厉地硬将我召回家中，又继续声色俱厉地教育我时，一场反对旧秩序的起义终于爆发。当着他的面，我一脚将脚上的木板拖鞋使劲踢向空中。拖鞋触到天花板后，在父亲的惊愕中砸向地面，声音惊堂木一般响亮。没等他反应过来，我早已跑上了大街。我这次完全是想完成一个男子汉形像的塑造，也是一次精神独立的公开宣言。我觉得父亲那些陈词滥调早就听够了。他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应该被冲个落花流水。激情让我充满了勇气和智慧。在大街上乱走时，我设计了许多报复父亲的方案。想得最多的是让自己消失，其中消失的方式中还包括死或装死。想着父亲知道我“死”后的无比震骇，就窃笑，就享受着报复的*。大胆的造反却以平淡收场。是母亲居间调停将此事摆平。从此，我与父亲的关系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我变得比以前更加规矩，画画也更加勤奋；父亲则对我大加放纵，以致后来我在许多重大事情都自作主张，包括对美术的背叛。我的这种作派让妹妹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