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是翰林院编修刘凤诰。《遗诏》经道光皇帝批准颁告天下，文武百官都没挑出什么毛病，一切顺顺溜溜。可问题就偏偏出现了。一个在诺大的京城，官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七品芝麻官——翰林院编修刘凤诰开始发问了，他又怎么会有如此的洞察力呢？
原来，清朝每个新皇帝上台后，都要主持编写前一任皇帝的《实录》，记载先帝言行功业，以备借鉴和纪念。在二十多年前的嘉庆初年，刘凤诰参加了编纂乾隆皇帝的《实录》，最早发现了关于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当时，人们多认为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不少歌颂避暑山庄的诗都曾提到这一点。刘凤诰一整理史料才知道，乾隆皇帝自称生于雍和宫，且在自己的诗集中就说过三次。
相当矛盾！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出生地啊！于是，刘凤诰将此矛盾上交，将球踢给了嘉庆皇帝，请他圣裁。到底是避暑山庄还是雍和宫，请嘉庆皇帝选一个。
嘉庆皇帝也感到意外，他原来也以为父皇生于避暑山庄，并且嘉庆也写过这样内容的诗歌。翰林院编修刘凤诰把乾隆诗集中自称出生在雍和宫的地方都夹上黄签，呈送嘉庆审阅。嘉庆皇帝一看既然父亲自己说生于雍和宫，那就雍和宫吧，于是《乾隆实录》中采用了乾隆出生于雍和宫的说法。
可以说，嘉庆皇帝根本没有重视这一问题，也没有予以解决，因为《乾隆实录》虽然采用了生于雍和宫的说法，但《实录》只抄写五部，放于紫禁城、圆明园、沈阳故宫等地，别说老百姓不能看，就连军机大臣一般也无权查看，而对社会上流传的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并未加以禁止、纠正，甚至连嘉庆公开发行的《诗集》中关于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也未作调整修改。君臣都没拿这个问题当回事，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但是，如今《嘉庆遗诏》重提乾隆皇帝出生在避暑山庄，这轻松一笔又翻出了陈年老账。
【陈年老账，新祸根源】
对于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刘凤诰最清楚不过了。他之所以最终下定决心举报这一问题，还在于他与此时主持军机处的托津有着较深的过节。
刘凤诰是个才子，字写得好，文章漂亮，殿试中过探花。但是一副名士派，架子大，又好饮，经常耍酒疯，人缘、口碑都不大好。嘉庆十四年他主持浙江乡试（考选举人的考试），受人之托，将两位考生安排在相邻的位置，为什么要安排在一起呢？说是互相照应，实际上就是作弊。为此被人告发，经审理，判了流刑（流放之刑）。 。 想看书来
二、遗诏风波（4）
关于把刘凤诰流放到哪里，这里面有个小插曲：嘉庆本来已经定了把刘凤诰流放新疆伊犁，不知道谁在嘉庆皇帝跟前嚼舌头，说近些年新疆不比从前了，发展得不错，经济搞得好，风景也没得说，尤其是维吾尔姑娘能歌善舞，把刘凤诰流放到新疆，等于为他提供了个疗养和观光的机会，建议改为流放黑龙江，那旮旯儿昼短夜长，野兽常常出没，冬天冰天雪地，贼冷贼冷的，这样艰苦的环境有利于锻炼改造云云。嘉庆皇帝一听，有理啊，立即决定将刘凤诰改为流放黑龙江。
刘凤诰后来得知，此事都是托津一手操办，他暗骂托津做事忒不厚道，二人也从此结下了梁子。
刘凤诰在黑龙江呆了四年才被赦免回京。大家可能有疑问，官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怎么还能出来做官？原来，某日，嘉庆帝看到父亲乾隆的《实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一名官员的父亲病危，因为官员的差事交接不顺利，耽误了见父亲最后一面，乾隆帝十分内疚，在《实录》里对此深表歉意。
这些话勾起了嘉庆帝对父皇乾隆帝的思念，再一看《实录》的扉页上编者中有刘凤诰的名字，顿时对刘凤诰产生了怜悯之情，于是下诏说：“刘凤诰从前恭纂皇考实录，曾有微劳，学问亦可，亦著加恩赏给编修来京供职。”就把刘凤诰从流放地召回，让他做翰林院编修。
刘凤诰究竟是出于个人恩怨欲报复正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托津，还是出于职业道德？我认为，前者的可能###更大一些。刘凤诰深知自己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人微言轻，于是找到了原来翰林院的老领导，现在的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
曹振镛，安徽歙县人，自称曹操嫡脉后裔。他在乾隆一朝就属于国家重点培养的青年后备干部；到了嘉庆朝任吏部、工部尚书，成为国家部院大臣；在道光朝，自然成为道光帝的心腹。
曹振镛一向皇帝举报，道光帝就暗自叫好，感到日思夜想的机会终于来了，立即决定向军机大臣发难。《清宣宗实录》记载着道光帝下诏说：
“七月二十五，恸遭皇考大行皇帝大故，彼时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朕在谅暗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但思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自不至有误。及昨内阁缮呈遗诏副本，以备宫中时阅，朕恭读之下，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之语，因请皇祖实录跪读，始知皇祖于康熙辛卯八月十三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复遍阅皇祖御制诗集，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因命大学士曹振镛、协办大学士尚书伯麟、尚书英和、黄钺，传旨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
此段话的意思是：先帝去世的时候，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我在悲痛之中，未能看出错误之处，而今看到如此重大的失误，我也有责任。想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不至有误。但昨天送来《遗诏》的副本，我看《遗诏》末尾有爷爷乾隆帝“降生避暑山庄”这句话，就找来爷爷的《实录》来对着看，才知道爷爷生于雍和宫，再看爷爷的诗集，其中说降生于雍和宫的地方共有三处。《遗诏》却说降生于避暑山庄，传旨给军机大臣，让他们给我说明白。
此时的军机大臣肯定懊悔到了极点，早知如此，当初何必画蛇添足，说什么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但皇帝已经指着鼻子要他们“明白回奏”，只好硬着头皮解释。军机大臣的回奏很快呈上了道光皇帝的案头，他们为自己辩护说：嘉庆皇帝的《诗集》第六卷、第十四卷两次提到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至于《乾隆实录》，藏于内廷，我们看不到，也不让我们看，所以不了解。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遗诏风波（5）
应该说军机大臣的回奏十分强硬，辩驳得也很有力，因为乾隆皇帝的《实录》固然是神圣的文献，但嘉庆皇帝的《诗集》也同样神圣。你爷爷自己说生于雍和宫，你父亲又说你爷爷生于避暑山庄，你父亲和你爷爷的分歧，让我们这些手下何所依从啊？更何况《乾隆实录》藏在内府，我们无权翻阅，古人不是说不知者不为罪么。
于是事情就僵在这儿了。
事情既已捅开，那就要给众人个交待。
不然，朝野中会有两个关于乾隆皇帝出生地的说法，这有损皇家脸面，而且事关社稷，也大不严肃。然而，如果不强词夺理，这个事情就没法解决了。于是，道光皇帝蛮横地认定军机大臣“误会诗意”，“实属巧辩”，不给军机大臣再次分辩的机会，立即做出决定：将托津、戴均元两名领班军机大臣予以降四级处分，撤出军机处。
道光皇帝是在借题发挥，从处理的过程来看，其中无理之处不少：
1、关于乾隆皇帝的出生地问题，乾隆和嘉庆说法不一，这是意见分歧的根源，不能怪军机大臣，最多只能责备他们知识面不宽，没多找几本参考书读读；
2、道光皇帝自身有失察的责任，《遗诏》毕竟已经审阅认可，他没有把好关，将责任全部推给军机大臣是过分之举；
3、从常理可知，这道包含有“错误”遗诏的拟定者肯定不是当头儿托津、戴均元，应该是他们的属下、在军机处班次靠后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两位领班没看出问题，固然有责任，但你道光帝不是也没看出来吗？结果那些起草《遗诏》的人未被深究责任，托津和戴均元却被撵出了军机处，确实难以服众。
或许是出于以上歉疚的考虑，道光皇帝到此为止，再也没有纠缠这个问题。托津死于道光十五年，终年81岁。戴均元死于道光二十年，终年95岁。而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经道光皇帝这番折腾，搞得天下皆知，以致成了清宫疑案，至今无人能解。
此次“遗诏风波”表面看没有掀起大的波澜即宣告结束。所以，读清史的人往往对此有所忽略。但其实，这绝不仅是君臣之间个人恩怨的反映，更重要的是道光皇帝对政府实行了一次有目的的改组，道光皇帝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之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
三个月后，曹振镛荣升军机处领班、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从那之后，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不折不扣。此后，曹振镛执掌军机处达15年之久，基本上确立了道光王朝的政治风格和用人标准。
今天看来，曹振镛的知名度已经不大，知道他的人不多，因为他是一个做官不做事的人。
但是若论有清一代，三百年间谁在位时间最长，谁的仕途最平坦，谁最会做官，可以说非他曹振镛莫属，纵览清朝一代，无出其右者。他的仕途堪称一马平川，步步高升，无灾无难，年届80岁才退休，当官长达52年。
然而，曹振镛一生基本没有建树。民国初年纂修《清史稿》，在写《曹振镛传》时，仅用七百多字就描绘出了他的一生。虽然，他当了五十多年的官，而且位极人臣，可是一提笔才知道，除了一生履历以外，真是毫无可圈可点之处。
【多磕头，少说话】
很多人知道清朝官场有一句做官的诀窍——“多磕头，少说话”，这就是曹振镛为官多年的座右铭，并奉为圭皋。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