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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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唱彻《诗经》五百年的歌与乐中，却包含了思想史、社会史、风俗史中最切近人生的一面。欢愉、忧戚、哀怨、愤懑，诗思中蕴蓄的人生伦理、信仰道德、价值观念，乃至思维方式、情感意志，却又是思想史、社会史、风俗史中精纯的一章。而与史不同的是，诗且携着思想的精灵、语言的精灵，穿越逝水流年，于是，精神的与物质的闪光碰合在一起，若干散落的历史断章，竟因此可以编联成篇。扬之水先生的一番话，真正道出了《诗经》的谛奥。现代人把《诗经》当纯粹的文学来读的观念，湮没了许多历史的细节，漂洗了诗思中的思想精灵，自然也就贬抑了《诗经》的价值。
《诗经》是先民的歌唱，同时更是先民的史诗。
我们读惯了后世历朝历代的中兴诗词大都如“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而《诗经》中流连于战争场面，类似《定之方中》这样的中兴诗却是极少极少。
公元前660年，狄人攻卫，卫人恨五世国君之淫乱，拒绝替他们卖命，军无斗志，士无战心，卫懿公战死，卫国灭亡。卫国遗民不足千人渡过黄河，齐、宋援卫，拥立戴公，庐居于漕邑（今河南滑县旧城东）暂栖。不久戴公又死，弟文公继立。齐桓公发兵戍守亡而复存的卫国。但是漕邑不宜建都，公元前658年，齐桓公率诸侯助卫文公迁都于楚丘。
卫文公受命于危难之际，认真地吸取了前辈卫君的教训，转而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卫国由此中兴起来，国力日渐强盛。公元前642年，邢与狄还以为卫国一如以往好欺负，勾结合攻卫国，卫文公率兵果敢地击退了敌军，次年又###邢国，以报先前菟圃之役，其国力非昔日的卫国可比。卫文公不乏文治武功，称得上是历史上少见的中兴明君，这一首《定之方中》便是国人追忆文公当年的中兴之举，颂扬这样一个堪为后人师表的中兴之君，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他的景仰与尊敬。尽管穿越了三千年的岁月，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辉。
先来解题。“定之方中”的“定”是星宿之名，是营室之星。朱熹说，“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夏正十月，在节气上是农历小雪之时。这时，定星位于正南方，因此，北极星也可明确，南北既明，东西四方也就都可以正了。
“楚宫”即楚丘之宫，在今河南淇县东边。“揆之以日”，“揆”，度也，就是根据日影来确定宫室的走向。这首诗的第一章是说，定星黄昏出现在正南方的时候，文公率领大家营造宫室宗庙，工程计划得很有声色，宗庙宫室建好后建厩库，厩库建好又建居室。一切完成之后，又种上榛、栗、椅、桐、梓、漆，说将来树木长大，可以砍伐做琴瑟！十月后期正值农闲，严寒尚未至，古人于此时修宫筑室，自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至于栽种树木，古代在宫殿庙宇建筑旁需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类，也有一定规定。楚丘宫庙等处种植了“榛栗”，这两种树的果实可供祭祀；种植了“椅桐梓漆”，这四种树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古人大兴土木兼顾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非常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对现代人也有着重要的启发。“爰伐琴瑟”，很有意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国之初就考虑到了将来能歌舞升平，琴瑟悠飏，可见时人深谋远虑与充满自信，非苟且偷安之辈能比，诗中隐寓的褒美之意能让人久久品嚼。
卫文公的尽人事，敬天命，在三千年前，是典型的效仿文武周公，所以孔子也对他们极尽怀念追思。古代天人合一观念，到了春秋时期，人事与天命已经有了明显的分界，而且人的地位已开始与天并立，甚至还逐渐超越于天。孔子虽然敬天事鬼，但显然是把人放在第一位的，“不能事人，焉能事鬼”，这样的思想表明春秋时期人文精神的跃动，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卫文公的做法，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搁现在，我们也不得不予以肯定。
定之方中：从现在起，脱胎换骨（2）
你看文公，“升彼虚矣，以望楚矣”，亲自登高望远，勘察地形，考察蚕桑。一系列的身体力行果然不负所望。在接下来的占卜中，连神都给予了首肯，先人事，后天命。天命也给予了这位尽人事的明君以丰衣足食的预兆。
接下来，诗的第二章便着重写卫文公的躬劝农桑。夜里春雨绵绵，黎明时分天刚转晴，文公便侵晨起身，披星戴月，赶往桑田，观察蚕桑的长势……这样一幅具体的历史细节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德配天地，恩及国人，不辞劳苦，用心周全，力图复兴的明主风范。由小见大，文公平时夙兴夜寐劳瘁国事的情景，都可想而知。
苍天不负有心人。卫国的崛起有史可鉴。《左传·闵公三年》载：“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卫国转眼间从一个灭亡之国成为中兴之国。又说：“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才几年时间，卫国在文公的管理下，仅军事实力就增强了十倍，有兵车三百乘了。那个时候，一个国家的实力是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的。大国才千乘，而一个小小的卫国，转眼间就有了三百乘，可以想见文公的中兴之效。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也这样高度评价了文公治卫，他说，“不数年而戎马寖强，蚕桑尤盛，为河北巨邦。其后孔子适卫犹有庶哉之叹，则再造之功不可泯也”。
孔子离开鲁国之后，先后在各国奔走十四年，历国十二，分别是周、齐、卫、匡、蒲、曹、宋、陈、蔡、晋、叶、楚。其中，周、齐、楚居停时间都不长；曹、宋、叶路过而已，基本上没有故事；去晋国仅仅隔河而止；蒲、匡亦路过之国，而且皆曾被围困；陈、蔡倒是各居三年，却也被围困过，以致曾绝粮。其他时间大都在卫国度过了，每次遇困而归，都不曾回鲁反而之卫。由此可见孔子对卫国的好感和亲近。
孔子第一次去卫国，是在他56岁时。那是他刚刚辞去鲁国的司法部长一职，跑到子路妻兄家暂住。此时是卫耿公主政，他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就是说你鲁国给你多少俸禄，我卫国也给你多少。这种魄力和手段，现代人也还用之呢。孔子第三次去卫国，卫灵公得知后，“喜，郊迎”。高兴得不得了，到郊区远远地迎接孔子。而卫灵公还算不上有道明君，孔子曾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说的就是卫灵公。到了孔子晚年，史载，孔子弟子多仕于卫。
卫国与孔子的缘分，若非卫文公的中兴之力，恐怕是不敢想像的。《定之方中》便直接告诉人们：要想一洗耻辱，光有一种理想，光是口里说是没用的。从现在起，脱胎换骨吧。
危X：古人不见今时月（1）
危X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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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评选春秋时期十大明君，我总以为，“五霸”都不足以与卫文公相比。春秋时代是一个出英雄的时代，可真正的英雄不在于征服沙场，而在于征服人心。故武王开国，即命周公制礼作乐，并非是为了他们少数几个人的享受。他们的礼乐不是后世那种“舞低楼心杨柳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而是为了更多的人受到礼乐的洗礼，文明起来。是故《汉书·艺文志》引“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以想知，那些人们的能力和水平确实有限，亟待教化提升。
这首《危X》便是卫文公中兴之时，目睹卫国遗风尚存，故而命作诗以止过去之淫奔之风。什么是“诗教”？这就是诗教。
恋爱自由很有可能是自古至今处于青春期的男女们共同的向往，没有自由，就有挣脱束缚以求取自由的冲动。然而，我倒以为，正是这种不自由产生了爱情的神圣性，自由就是这样一种悖论、吊诡。太自由了，爱情得来也就没有什么付出了；太自由了，爱情的魅力也就容易在自由中消融。就好比，一朵温带的花，如果放到热带去，一会儿就会死去。爱情是需要恒温的。恒温中的点点细节，往往胜过热烈中的一时激情。
三千年前的礼制，原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它渗透着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如处世的困惑、家庭的生活、父子之礼、夫妇之情、兄弟之义、教子之方、交友之道等等。三千年前的礼制，原也最平易，最切近人生，上参天地，下应夫妇，中及君臣，都是在礼制的包容之中，呵护之中。
不必想像古人是多么愚钝，也不必设想古人是如何封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群先进的思想者，他们在思考，他们在求索，他们在实践。正是他们的努力，才有我们今天文明的展开、文化的创新。“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今异时，思想悬殊。然而，人性中永存的共性是不会逐水而逝的。
任何时候都有另类，都有反叛者。固然主流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如长江干道中的流水，不也夹带着污浊，但也不要以为反叛就是革命，就是勇敢。
通过反面说教，以规范当时的礼仪制度，这就是诗人的命意。
为什么把现代人喜爱的彩虹称作“危X”呢？“危X”这个词，一看就像是两条虫，不是什么好的寓意。
其实，彩虹的正名就是虹蜺，也是两条虫。《音义》云：“虹双出，色鲜盛者为雄，雄曰虹；闇者为雌，雌曰蜺。”
在后人眼里，彩虹是美的象征。不仅入诗入画，而且还把地上那连接彼岸的桥都称之为长虹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