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晋侯之病是违背了君子四时，在不该享乐的时候享乐，不该办公的时候办公，这就妨碍了哀乐之气的宣泄。
晋侯只是一个例子，诗中的“君子”显然也是这样。不问民情，不关心国家大事，却在一边醉生梦死，这样的“君子”不正是一种讽刺吗？
“君子”一词极有可能是周人的发明，所见甲骨卜辞和殷商旧典中均未发现君子一词。但在西周人嘴里，“君子”是经常听到的。在周初文献中，君子常与小人对举，言其地位尊卑。在如今君子的含义中，仍有这层意思在。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多少带有因地位、生活来源差别所导致的追求不同之意。战国中期，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其所谓君子也偏重于劳心劳力的差别。
殷商崇神尚力，周人崇文尚德。相比殷商，周代的文化是一种“新文化”。“君子”一词最初还有道德品行之义。上层贵族兼而有品德者，才是真正的君子。只有贵族身份而没有品德者往往成了《诗经》所讽刺的“君子”。这是周人的等级观念和尚德精神交汇的产物。我们还可发现，《诗经》中对君子的赞颂声中，“德”字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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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阳阳：转型期间的君子（2）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周天子的权威逐渐失落，社会出现阶层分化，一些贵族在战争中失去了原有的贵族身份，沦为平民；而一些平民，由于掌握了贵族的文化，逐渐上升为新的贵族，原有的君子观念有所改变，而加上德观念的不断下移，对君子的含义，更加重了品德方面的内容。所谓“君子比德于玉”（《礼记》），玉成了君子修养、磨炼的象征，也就是正如玉是通过对石的磨炼而成一样，君子更需要后天的修养。
这种对君子要求后天的修养，又是先秦时期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它逐渐摆脱了原有的以出身和血统来衡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观念。
《君子阳阳》中的“君子”正是处于这一转型时期，由于贵族地位的失落，而导致人心的混乱，食其禄而不理其事，在乐舞声中麻醉自己，追求那种感官的刺激和享受。这种“君子”已经远离了周人心目中原有的道德审美规范。
真正的君子，也就如《诗经》中对君子所歌颂的那样应该是一种温柔敦厚的人格规范。《诗经》中，男人尚君子，女人尚贤淑。君子应有仁德操守节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须仪表端正，言行举止合乎礼仪规范，如《小雅》中所说“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君子的秉性须稳健谦和，温和敦厚。就连《诗经》中的女君子，也是文雅、贤淑、识大体、守礼仪的。
失落了贵族地位的君子，对于平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从此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跻身于上流社会；而对于贵族来说，显然是一种悲剧，他们除了加强自身修养外，仅靠自己的贵族身份是无法保住君子身份的。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之处、精华所在。可见，君子的内涵经历了贵族地位加君子品德到贵族地位失落而侧重于君子品德规范的变化转型，《君子阳阳》中的君子则正提供了这样一个转型中的“君子”范例。
扬之水：愿借一片水；合成两片月（1）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王风·扬之水
如果远望真的可以当归的话，那么这世界上就少了那无数的征夫思妇，当然也就不会有盛唐边塞诗的繁荣。
盛唐的边塞诗其实是一些白面书生的想像或者游历的产物，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气象？边关万里，明月如照，国内是一派强盛和繁荣的景象呀，连手无缚鸡之势的李白、杜甫们都意气风发地佩上一柄宝剑。就好比今天的什么歌舞团也热衷于赴边关哨所做献爱心义演，当作一次旅游一样，唐代的诗人也对边塞趋之若骛。
不过，这样的好景却并不多，更多的时候是边关万里，冷月无声，偶尔伴随着几声凄厉的鸟鸣，令人毛骨悚然。人的心情就是这样，越是豪情万丈之时，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即便西出阳关无故人，照常要出；而越是情绪低落之时，再好的美景都令人却步，你听，“不知何处吹芦菅，一夜征人尽望乡”。就是这样的写照。
其实，边关还是那个边关，月也还是那样的月，变了的只是人的心情而已。
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是守卫在边关的士兵仍然不得不横着戈矛站在冰凉的月光下，前方便是悠悠不断的河水，在月夜里缓缓地流着，是那么得轻，是那么得慢，哪像自己故乡的黄河水呀，一泡尿的工夫，黄河就已远去。这里的水流平缓得那么安逸，即便是一束小小的茅草、一根短短的荆条甚至一束蒲叶都漂不走。“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他们的人怎么不跟我一起来守卫呢？凭什么叫我们老死在这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啊！我是这么思念着亲人，想我的亲人一定也在盼望着我早早归去。“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是啊，每一个征夫的背后，似乎都站着一位思妇，谁不盼着能借一片水，合成二片月呢？如今水是有了，可惜不是家乡的黄河水，而是这慢悠悠的江水，何时才能流到目的地，把家乡的月和我这边的月合二为一啊。
想当年，那种“伯也执殳，为王前躯”的场面，是何等慷慨；而今天子失政，诸侯异心，竟出现了“怀哉怀哉，曷月还归”的急迫心理。前后的变化何其大也？
孟子说，“知人而论世，读诗以观心”。要理解这其中的原因，还当透过这首《扬之水》来看。
一般认为，这首诗是周平王时被派遣往申、甫、许等地戍守的周地戍卒所作，描写了将士久戍思归的情感。故而《毛诗序》说此篇“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于母家，周人怨思焉”。周平王的母亲是申后，申侯之女，故称申国为母家。申国邻楚，常被楚国侵伐，平王便派兵守卫申国。后人进一步解释，说“申、许为中国门户，楚不得申、许，北方未可窥也。今用重兵扼之，未始非东迁后之要务，然申于晋、郑诸国为近，而于周差远，平王既不能正申侯之罪，号令四方，复遣京旅远戍仇国，只觉侯国之民安堵如故，而王畿之民奔走不逞，更代无期，归期莫卜，戍者所以怨也”。 大概是说平王不该厚此薄彼，来帮自己的亲戚来守边。这种情形大概与今天驻守伊拉克的美国士兵一样了。
至于为什么申国人自己不担负起守边关的任务，现在不得而知了。也有学者考证本事，认为周王室派兵守申、甫等地，是为了与南方诸国争夺资源。不管出于哪种原因，部队反正是不好带了，人人望乡，个个思归。但是在周人眼里，正是申侯这个人当年勾结夷狄攻杀了幽王，才使得平王借了申侯的力做了君王，如今平王不去追究申侯的责任，反而假公济私，帮助申侯来守边，害得我们这些将士背井离乡，遥远归期。将士之怨就在这里。
说到这里，我还想来说说这首诗的作者问题。现代人普遍认为，这首《扬之水》是一典型的民歌，是征夫戍卒所唱的歌谣。我倒想问一问，如果是民歌，那么是守卫申国的士兵写的呢，还是守卫甫国的士兵或者守卫许国的士兵所写呢？
扬之水：愿借一片水；合成两片月（2）
《诗经》里有三首《扬之水》，分别在《郑风》、《唐风》和《王风》。其辞虽有同异，但都是以“扬之水”起兴。刘玉汝曰：“窃意诗为乐篇章，《国风》用其诗之篇名，亦必用其乐之音调，而乃一其篇名者，所以标其篇名音调之同，使歌是篇者即知其为此音调也。后来历代乐府，其词事不同，而犹有用旧篇名或亦用其首句者，虽或悉改，而亦必曰即某代之某曲也。其所以然者，欲原篇章之目以明音调之一也。”就是说，篇名相同，乐之音调自应相同，如果作为民歌，怎么会出现三个地方的“风”既同题，又同音呢？显然民歌说是不成立的。
且不说守边士卒大都为武士出身，能否作出诗来尚是个问题，单说配合诗的乐，就不是谁都可以作出来的。《乐记》认为，唯独君子才能创作出具有艺术形态的乐。作为艺术的高级形式的乐之所以只能出于君子，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圣人的政治的功利目的的驱动和德的外化。《乐本》也说：“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这不是歧视众庶，而实实是符合当时礼的精神和现实的。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在他看来，音乐不是单纯的赏心悦目的艺术样式，不是人人可以用来愉悦之物。诗和乐是具有礼的规定性的，是有特定的等级的。这些都是艺术欣赏中不可理性的规律，是不可逾越的。
《诗经》时代，诗是要言“王政所由废兴”的。这是对作诗的要求。所谓“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君子、庶民的情，都可发而为诗，见诸歌咏。但并不是任何作为民之性的情都能创作出好的艺术，发乎情是普遍的，也是有限的，止乎礼义，却是高尚的，合于理性精神的，只有进德修身之人才能做得到。
《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虫鱼之名。”孔子的着眼点在于事父、事君，学诗的目的是要归结到事君事父能力的提高，文学性是从属的，从属于礼和政治。孔子教导弟子和儿子学诗，却从未将诗视为独立于礼的文学作品或文学样式。
即便到了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