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无非是女主人公恋人名字的代称而已。正如《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无非是美男子的代称而已。子产之父就叫子国。《孟子》也有，“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郑国大夫公孙阏即字子都。又有人以“嗟”、“国”为助词；还有人以“嗟”、“国”为动词：“嗟”是嗟叹之意，“国”是“掴”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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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中有麻：若把贤人比美女（2）
好在汉字真的奥妙无穷，不管你怎么说，都能自成一说。总之，只要不与《毛诗序》同，就见“高明”。
爱情这个字眼，仿佛成了现代人摆脱“封建”、脱离礼制的一杆旗帜。我读自朱熹以来的诗家说《诗》，只要跟男女有一点关系的，无不说成是爱情诗。这样一来，以至于屈原的辞赋中，凡是以美人香草喻君臣的都成了爱情诗了，不是有学者就认为屈原之死不是怀才不遇、遭小人谗言而死，而是与楚王争风吃醋而死的吗？
现代人为何非得要是朱熹而非毛诗呢？我以为这里面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朱熹不是有名的保守派、道学家吗？他尚且认为是情诗，那自然是没错的了。而毛诗偏偏什么都要扯到帝王后妃身上去，这自然是胡扯了。
以今观古，以今例古，就成了现代人说诗的通病。他们无视《诗经》时代，不管社会如何淫乱，也不管周礼如何崩解，但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到了孔子以后的诸子时代，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不容置疑的。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啵纭で接写摹匪疲骸爸袃谥裕豢傻酪病Ｋ傻酪玻灾笠病！庇纱斯壑肚鹬杏新椤分辽俨皇歉救烁栌接肓礁銮槿斯肚抑隆�
就诗说诗绝对不是说《诗经》的办法。人们都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朱熹先是信序，继而反序，其转变的目的都是为他的《四书》和理学张目。
汉儒重故训，宋人重义理。宋人之义理，多为沙上楼阁，旋筑旋颓。汉儒之故训，是者甚多，误者亦复不参。解诗者务在返本归原。牛有角，何劳去之；马童首，毋庸续之。
在这首《丘中有麻》诗旨的争论上，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被撇开了，那就是人们一开始就误解了《毛诗序》，以为他是讲《丘中有麻》写的是庄王思贤，实则是“国人思之”。
“丘中有麻”，是说“麻在丘中”，比喻贤人在丘中。《毛诗序》说，丘中之麻是贤人被放逐后亲手种植的，也合情理。“彼留子嗟”的“彼”是指示代词一，不与本句中的“留子嗟”构成复指。相反，连起来，就是说，丘中有麻，那就是贤人留氏大夫子嗟（所亲手种植）。丘就是野，意即贤人在野。“麻”并不是后人所理解的那样，说是麻地中的麻，而可以是一种“比兴”手法，以麻喻贤人。下文的“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都是这个意思。
通观全诗，《毛诗序》所说的诗意在于“思贤”并不是无所依据的。国人看到贤人在野，故而思之，盼望他早早回到朝中，能够给人们带来福祉。“贻我佩玖”，“玖”是一种仅次于玉的石，意味着给百姓带来好处、恩惠。
若把贤人比美女，倒也淡妆浓抹总相宜。若仅仅只看到了美女，则显然不伦不类矣。
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1）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郑风·缁衣
现代人读《诗经》，大都只看《诗经》里的风花雪月，思妇怨女，误以为这是我们的先人在歌唱爱情、追求爱情。实不知，这种风花雪月里却有大寄托，寄托着先民的理想，包括做人、处世甚至为政的理想之道。他们或歌颂或讽刺，把诗歌这种古老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诗经》中饱含着为政之道。我国古代理想之道是什么？就是孔子他们归纳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这种理想之道又是从哪里来的？绝不是因为孔子是圣人，就以为他是天才，他学无常师，熟读经典，就是从当时的“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中来的，而其中《诗经》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
古往今来，政治清明是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对社会的描述。
而要达到政治清明，在现代人看来，要靠法治；而在我们古人看来，要靠贤人。贤人就是有德有才的人。《诗经》时代，不是没有法，周礼就是法，但有了法，还得有人去执法、守法。法向来只针对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是可以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礼不一样，礼最初是直接针对贵族上层的道德要求，后来礼也适用于下层人们，成了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贵族上层阶级不能失去礼，礼失或礼崩，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贵族沦为庶民，贵族地位的丧失。而下层庶民一旦掌握了礼这种贵族文化，他就可以跻身上层社会。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兴起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贤人政治被现代人称之为“人治”。但在古代，却被视为为政之道的首要条件，是政治清明的重要保证。
贤人是君子的别名，往往也是与小人，与恶吏、谗人相对立的。《诗经》中有好几首这样的诗。如《缁衣》、《卷阿》、《巷伯》、《巧言》等等，而《缁衣》又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首。
《毛诗序》说，“《缁衣》，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行，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
武公就是郑武公，是郑国第二任国君。他的父亲郑桓公，《史记》说，“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郑国开国比较迟，却是春秋时期一个重要的诸侯国，桓公后来做了周天子的司徒，但在“烽火戏诸侯”之后不久和周幽王一起被犬戎斩杀于骊山。武公即位后，不久就灭掉了郐国，郐国为祝融八姓中妘姓支族后裔在中原地区所建诸侯国，在两周之际其统治区域包括今河南省的密县、新郑、郑州、禹县一带，武公灭郑后就迁都到刽国的都邑，改名为“新郑”。武公后来也做了周天子的司徒。《史记》还记载了他的一件小事，当时武公夫人武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寤生，立为太子，一个叫段。但太子是倒着出生的，吓坏了武姜，武姜自然也不喜欢这个儿子，而段出生时很容易，武姜喜爱段，想立段为太子。武公生病临死前，武姜到病塌前请求武公废太子另立段为太子，但被武公拒绝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武公是不受枕边风影响的。所以，《毛诗序》所说武公“善于其职”看来不是虚言。
《缁衣》歌颂了武公如何礼贤尊贤，给他做缁衣，坏了重新“改为”，旧了另外“改造”，不适宜了，另外“改作”；贤人没地方住，武公提供他免费的商品房（馆舍），贤人吃饭不方便，武公亲自打发人把饭菜送上门。所谓“三敝而三锡之”，“三就而三餐之”。
故《礼记》引用孔子所说：“于《缁衣》见好贤之至”，《礼记》还有《缁衣》篇，记录了孔子的话：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
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2）
在郭店楚简出土的《缁衣》简中，这一句则是“夫子曰：好美如好《缁衣》”。美与贤意思都差不多。可见孔子对《缁衣》的重视。
自古以来，亲贤臣，远小人，就是明君的做法。君臣关系十分看重贤与不肖的区分。
《论语》中子路问治国之道。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贤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已而雠之。贤者怨之，不肖者雠之，怨雠并前，中行氏虽欲无亡，得乎？”
孔子自己是亲身领受过这种小人在朝的滋味的。小人或奸臣虽然不得势，但倒会生乱子，今天给你一小鞋，明天给你使绊子，明里搞不过你，暗里总有办法。
《说苑·君道》载汤问伊尹任贤之道。伊尹回答：
“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道忧，下无邪恶，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好贤则进贤，恶恶则退罢，如此则“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孔子于三代兴亡治乱之际熟谂于胸，故于善善恶恶之关系自格外措意。《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也载景公问晏子为政之患，晏子答以“患善恶之不分”。孔子闻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进，则不善无有入矣；不善进，则善无有入矣。”
孔子认为，善恶是互相敌对消长的，由此以见好善恶恶之不可稍怠，其与为政治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小人进，君子则退缩，没有别的原因，显然是君主用小人之才而不用君子之德。小人巧于迎合并且显得颇为殷勤，挟其长处善于投其所好。
历史上的许多经验也告诉我们，君主治国，其刑辟之繁省与其能否好贤恶恶，亦即能否求贤得贤用贤有一定关系。奸臣当道，恣意妄为，滥用刑法，法又管不着，礼也莫奈其何。而且，一个政府的官僚机制总是有一定限制的，这种小人多了，势必占据了大量资源，阻塞了贤人的进身之路，而关键的是，小人在位，极大地败坏了社会的风气。所以，君王须有真正的好贤恶恶之心，怀切实的求贤若渴之情，而后方能得贤；得贤而能真正用贤，然后才能“刑不烦而民咸服”。
说到缁衣，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