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诗经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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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义诗经 心得- 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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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缁衣,还想起《吕氏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
  “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涂,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褝缁也,以褝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
  这故事是说,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人,丢失了一件缁衣,就到路上去找,看到一个女人穿着一件缁衣走过来了,他就跟上去,说,我今天丢了一件缁衣。女人说,你丢了缁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身上的本来就是我自己做的呀。这个人说,你不如快些把衣服给我。我丢的是双层的缁衣,而你身上的仅仅只是单层的,用单层缁衣顶替双层缁衣,你还不划算吗?
  先秦时,人们喜欢拿宋国人说事,在许多典籍记载中,什么样的蠢事都让宋国人做了。这故事中的宋国人,倒还不蠢,算盘打得很响,这种人要是去做官,会不会成为一个贤人呢?
  应该说,贤人政治作为古代一种理想的为政之道,并非现代人所说的一无是处,它建立在“明君”的基础上。但是,衡量你是不是贤人,用贤人还是用小人,关键取决于明君的判断和选择。好比今天认不认可你是人才一样,关键取决于领导,而历史上的明君却实在不多。
  现代人流行这样一种观念:细节决定成败。《缁衣》中人君给贤人做衣服,说来事情很小,但正是这样一个细节,能够反映出人君待人之诚,用心之真。一个小小的缁衣,往往能够温暖一个人的心。用贤人还是用小人,往往只是那么一念之差,但事关进贤、退恶,关涉事功之成败,邦国之治乱,这能不能给现代人一些借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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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3)
读《郑风》,有一点颇为疑惑,十五《国风》中,郑风21首,是所有风中篇章最多的。而《郑风》在人们眼里一直又是名声不好的。原因在于孔子说了,“郑声淫”。
  《论语·阳货》中说:“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论语·卫灵公》也说:“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郑声”几乎一直被视为靡靡之音;亡国之音;成了一切不好音乐的代名词。
  “郑声”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郑声是不是就是郑风?
  很多人以为,郑声就是郑风,或者郑声就包括了郑风。宋代朱熹就认为,“卫风,男惑女;郑风,女惑男”,把郑卫之风统称为淫诗。这种观点遭到了后来人的反对,而这些被认定为淫诗的其实都是情诗。
  其实,淫诗也好,情诗也好,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其实质还是一样的。
  古者诗、乐、舞三位一体,这自然没错。但是,把苏东坡的《大江东去》谱成流行歌曲也未尝不可。实际上,孔子说“郑声淫”的时候,已经到了“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时候了。也就是说,《诗经》的创作时代早已过去,春秋时代的引诗用诗都不是创作。
  我们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札观乐开始,就可以知道,郑声与郑风其实是两回事。
  季札观乐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风——啵纭婪纭醴纭7纭敕纭俜纭胤纭悍纭品纭路纭Ψ纭⊙拧笱拧獭U飧鏊承蛴虢裢ㄐ械摹妒匪承蛴行┎灰恢隆>咛宓健吨7纭肥保蹲蟠吩兀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曰”字后面是季札的评论。季札既然称“郑声”“美哉”,可知“郑声”仍属“和”的范围。唯其如此,才可能使包括魏文侯这样政治上颇有作为的人都感到“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桑弘羊认为“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嵇康也说:“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既然如此,“郑声”又何以“淫”呢?原因就在于“郑声”过于细腻,突破了“中和之音”的标准。孔子称“郑声淫”,“淫”者,过也。正如明代杨慎在《丹铅总录》中所说:
  “《论语》‘郑声淫’,淫者,声之过也,水溢于平曰淫水,雨过于节曰淫雨,声滥于乐曰淫声,一也”。
  从上述评价来看,都只涉及郑声即音,而没有涉及歌词即郑诗。当然歌词好听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季札评乐的标准是“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侧重音的“度”,认为音乐也须有节制,有节制的音乐便是“中声”,反之则为“淫声”。
  季札的音乐修养是很高的,《左传》中唯一一次演唱全部《诗经》的就是季札出使鲁国这一次。另外,魏文侯对古经古乐也是有很好修养的,《礼记》记载: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魏文侯欣赏古乐一会儿就累了,而欣赏郑卫之音则不知疲倦。这是因为郑声是一种新的音乐,否则魏文侯不会将它作为“新乐”与“古乐”进行比较。在魏文侯时《诗经》创作早结束了,他所听的音乐无疑是根据《郑风》重新谱的曲,是春秋后期兴起的新音乐。
  同样,孔子的音乐修养也是很高的,不仅能欣赏、能奏唱音乐,还能“正乐”。更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曾两次把“郑声”与“佞人”相提并论。所谓“佞人”;就是能言善辩、巧言令色之人,亦即孔子所说“利口之覆邦家者”。在孔子看来;“佞人”口才非不善也,却正借此可“覆邦家”,“郑声”乐调非不动听也,却正借此可“乱雅乐”。如果孔子说郑风淫,为什么他还要编郑诗呢,还教弟子学诗呢?
  

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4)
可见,“郑声”原本是产生于《诗经》之后的一种被称为“新声”的“靡靡之乐”、“亡国之音”,与《郑风》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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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仲子:是兄弟阋墙还是墙头马上(1)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郑风·将仲子
  读《诗经》学史,常让人哭笑不得。且不说,在《诗经》的解读中,宋人反汉人,清人又反宋人,今人又反清人,反来反去都以为自己比古人高明,都自以为回到《诗经》时代。单因为一句“郑声淫”,致使淫诗(情诗)说大行其道,弄出许多笑话来。
  读《红楼梦》,鲁迅先生说,道学家看见淫,革命家看见排满。没想用到其实读《诗经》,早就有了道学家看见淫,现代情诗专家看见爱情了,这比起《红楼梦》来说,要早得多呢?!
  这一首《将仲子》原本是一首关于兄弟阋墙的诗,到了现代学者眼里生生成了什么“热恋中的女子唱起情人的诗”了。
  他们真的看见什么了吗?没有,其实他们什么也没看到,只看见了一个“墙”字,就立即联想起“墙头马上”、“约会西厢”之类爱情小说来了。
  因为一个“墙”字,诗就成了这样唱的了:
  求求你呀,小哥哥,
  不要再翻我家的后花园了,
  不要再压伤了我的杞树,
  并不是我爱它,
  而是怕我爹娘的闲话
  哥呀哥你可要记住
  爹娘的闲话,
  让我害怕呀。
  诗中的男子显然就成了这样一个偷情高手了,而学者们想像出来的“少女”,无疑又是一个崔莺莺,或者李千金了。
  你看,这《将仲子》里面的崔莺莺多么楚楚可怜呀,既盼望情人夜夜与自己厮守,享受巫山云雨,颠鸾倒凤的幸福,又因为害怕父母、兄弟、旁人的闲话,口里轻轻地跟情人枕边低诉,下次不要再来啦,踩坏了我家的树倒不打紧,惊动了老爹老妈、大哥小弟、街坊邻居可就麻烦大了。你没听孟老夫子都讲,“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众口铄金啊,你没听说隔壁的阮玲玉妹妹就是这样死的呀,死前还写了四个大字:人言可畏。我至今还胆颤心惊呢!你没看见前门的关盼盼姐姐,就因为那个多事的白居易放了个屁,就绝食死了呀,我好害怕了。说着,就直往情人赤裸的怀抱里钻。
  我由衷地佩服起现代人的想像力了。其实,这首诗后面还可以接上一句男子的对答: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岂不更妙?!
  不过,正当人们同情“少女”在付出了纯真爱情又得不到父母兄弟邻居的理解时,正当人们借此大力批判“封建礼教”扼杀人性、阻断爱情之时,现代的登徒子们的手段更高明了,一个短信、一个电话就可以免去无数次逾墙爬树之苦了,也免去了崔莺莺们对飞唾成河的担忧。
  人言固然可畏,但我觉得人心更可畏,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不仅仅一句话而已。人言杀不死人,人心才吃人不吐骨头。现代人的心比三千年前好不到哪里去。
  依孟子所言,在三千年前,既然这些崔莺莺们的做法为父母、国人所不耻,我怎么可能相信,诗中的少女还敢把自己的“丑事”编成了歌来唱呢?即便不是少女自己编成的,是旁人编成的罢,这样一种违背“礼教”、为人们所“贱之”的幽会偷情的事情有可能被“正人君子”们写成诗、谱上曲到处传唱吗?孔子在教授《诗经》之时,会把它当成爱情诗来讴歌?真令人匪夷所思。
  孔子是那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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