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这一点，再来读《诗经》，就有理由相信，《诗经》时代的诗人不可能单纯地歌唱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情”。男女夫妇作为人伦之始，一开始就被纳入了礼制范围。但这种礼制又发乎人情，也就是从人的日常情感、情理出发，以节为度、以合乎人文为标准。周礼并非后人想像的那样是不讲人情、不讲人性的。相反，它处处考虑到了人情人性。因为制定周礼者，其本人也要受到周礼的约束，即便是天子也不例外。
这种制度完不完美我们不去说它，任何一种制度都存在有破坏者。当一种制度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文化之后，人们的一切行为自然会以这种文化为尺度，合者褒之，不合者贬之。也就是汉初说诗者所谓的“美刺”。
后人极为反感汉代人的“美刺”说，其实，这种美刺说恰恰合乎《诗经》时代作诗以及后来赋诗用诗的初衷。《左传》所载种种用诗引诗的记载，尽管是断章取义，但取义的目的都在于委婉地表达用诗者的情志，即借诗言志，或褒扬别人、或委婉地陈述自己的感受。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见诗旨之深。后人不喜欢孔子，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作为春秋时期一位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孔子并非后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保守派。至少他这样说，反映了《诗》的本来面貌。
而后人读《诗》，敢于抛弃一切，只取《诗》的字面意义，因而，读起来无非男欢女爱，再加以一些后人想像之词，这样一部诗集自然喜欢读的人就多了。但遗憾的是，《诗经》也因此成了一部没有多大价值的歌谣了。
“诗亡而后春秋作”，想一想孔子说这句话时的沉重感，也就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了吧。《诗经》标志着一个时代，而《诗经》创作的结束，也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三千年后，我们重新踏入《诗经》现场，谁可以想像，那样一个时代竟是一片爱情、相思之音呢？
可能吗？这答案自己去想吧。
朱熹正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只好把这些诗打入“淫诗库”。
《郑风》中的这首《风雨》，无疑也是朱熹“淫诗库”中的一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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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乱世中君子的可贵（2）
后世朱熹的粉丝们纷纷为之进一步申说。
想像一个美丽的女子吧，在风雨交加、天色昏黑的一个夜晚（？！！明明是白天吧，夜里怎么会鸡鸣不止呢？）仍然践约赴会，守候着“君子”的到来。一直等到雄鸡报晓（？莫名其妙！），“君子”方至。当她见到自己的意中人时，如同划破夜空迎来了一抹晨曦，焦灼不安的心情即刻平息下来，好似大病霍然痊愈，登时精神焕发，喜上眉梢，这显现的是一颗多么坚毅而又晶莹的心，一种何等诚挚而又深沉的爱啊。这样经过了风雨考验的爱情多么宝贵呀！
有的人则觉得这样的申说有破绽，取而代之以另一种解说。他们说，按常理讲，这样的天气，情人来相会的可能性要少一些。但热恋中的女子感到百无聊赖，这样的天气反而更容易引起她对情人的思念。于是她就开始幻想，谁知幻想更使她忧心如焚，心潮起伏，不能平静。可以想见：她这时的思念是多么的殷勤，期待又是多么的焦灼；也许她一会儿在倚门张望，一会儿在顿足骂天。正在她懊丧之际，出乎意料，情人却冒着风雨，带着满脚的泥水，来到了她的身边。这怎么不使她忧心如潮涌的心情转为平静而喜悦异常呢？
这样的想像力令人惊叹！但还是有人觉得不妥，这不是一对完完全全的现代恋人吗？于是，新说又起。
如《诗》学专家夏传才先生就一反常见，认为《风雨》这首诗不是写“相见乐”，而是写“相思苦”。他分析说：“每章前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风雨交加，天色昏暗，群鸡啼鸣，抒情主人公显然是在风雨之夜相思通宵而坐听鸡鸣的。”
别说，这样的观点倒是蛮有新意的。问题是“相见乐”与“相思苦”打起架来了，由谁来作评判呢？总不可能说三千年前诗人是故意这么写的，既可以是相见乐，又可以是相思苦吧。
于是又有聪明人提出更新的看法，他们认为，风雨是象征男女两性交合的情景，那么这首诗便是写两个人在做爱。诗中的女子享受了做爱的快感后，焉能不平静下来？焉能不喜形于色？焉能不有病自愈？依据便是《周易》，又印证了朱熹的淫诗说。
这可能就是诗的妙处。
问题在于，既然后人可以新意迭现，为什么就不允许汉人那般的说《诗》呢？动辄冠以“以诗附史”，或者斥之为经学家的胡言乱语呢？
在我，我宁愿相信毛诗的胡言乱语，也不敢接受现代人的妙论高论。
真正的诗，作者的用意只可能一个。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也说得通，恰恰便是问题所在。
《风雨》中，从字面上来也看不出情人的影子。唯一一个“君子”，在《诗经》时代是贵族贤人的称号。我们没有必要给他加上“新道德”的帽子。“风雨凄凄”、“风雨潇潇”、“风雨如晦”，在诗中是兴，参照《诗经》时代的思维模式，所对应的便是社会的乱世。况且还有“鸡鸣不已”，这里的鸡并没有说明是那种打鸣的雄鸡。鸡鸣不停，显示的也是一种鸡飞狗跳、草木皆兵的氛围。这是一幅风雨交加，凄清寒凉，鸡声啼叫的景象。
“既见君子，云胡不夷？”，意思是见到了人们盼望的君子，还担心什么这样的现象不会平息呢？下面的“云胡不瘳”、“云胡不喜”与之构成递进关系。有了君子，社会乱象就会“夷”——“瘳”——“喜”。古典的君子，只有在乱世中才会感到他的可贵。
所以，《毛诗序》说，“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其他三家诗说法一致。一首诗旨明确的诗，哪来后人那么多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高论妙论？
可笑后人，见不得“君子”二字，一见君子就自然而然地往男女关系上猜想。其实，真正的君子在男女关系上没有那么多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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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衿：三千年前的希望工程（1）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郑风·子衿
很多人一读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马上想到了三国曹丞相的诗。还可以顺口把后面的几句念出来：“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不由得感叹，多优美的爱情诗啊。不知曹丞相又爱上谁家的姑娘！
可惜曹丞相也是玩政治的高手，爱情嘛、女人嘛，不过是在没有杜康的情况下，顺便玩玩聊以解渴。他的《短歌行》却是境界高远得多，岂是女人可思？思贤求贤而已。放下好好的美女爱情不思，他思贤干嘛？当然是为了他更高的玩法，玩天下归心的政治游戏。
《郑风》中的这首《子衿》，知名度远不如曹丞相的“青青子衿”。
我始终怀疑，饱读诗书的宋代儒学大师朱熹，会没读过曹丞相的“青青子衿”？他不知道此“青青子衿”正是从《诗经》中抄来的？作为长年在书院讲学的一介学者，他会不知道“青青子衿”正是从他这里受业的莘莘学子的代称？何以会在《诗集传》中指称这首诗是“淫诗”？难怪在他的同时代就有人说他所做的都是些无甚意义的“杜撰”书了。
从朱熹的时代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就被剥离得只剩下一条“内圣”了。至于“外王”，朱熹敢吗？赵家皇帝都不敢，你一个小知识分子岂敢？君不见两宋间那些个声称要饮马黄河、直捣黄龙、收复山河的岳飞、辛弃疾们，一个个落得个什么下场？
既然知识分子的“外王”这一途不敢了，只剩下“内圣”了，那就只好拼死了往书堆里钻，据说现存古籍版本最好的就数宋刻本了，价值连城。知识分子敢于担当的道义、责任与人文精神都成了书里的蠹虫了。宋以前的文人武人化的精神传统也成了一缕游丝。
朱熹之后，庶几那一条“内圣”也没了，只剩下一条“内裤”了。
每每听到现代人津津有味地谈论这首《子衿》是如何如何优美的情诗，我的心就痛了。现代人的浮躁病由来已久。经历过几次三番的轰轰烈烈的运动的洗礼之后，又沐浴了几场商潮滚滚的冲浪，现代人开始沉醉于“爱情”了。爱情大约成了治疗国人浮躁病的希望工程。
一个老是沉吟在《十八相送》里的悲情恋情的民族，一个把自己的风华正茂的年华局限于祝英台式的相思与回忆里面的青年，其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历史上有许多镜子可照。
作践一首诗不要紧，可是作践老祖宗的精神与文化就是典型的不肖子孙。
《子衿》所透露出来的便正是我们民族难能可贵的自省精神。
诗人以一个教师的身份表达了他对乱世之间，学校不修，学子四散的忧思情怀。“青青子衿”，在后世也就成为学子的代称。按周礼，古代学子着青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校服。另外，“父母在，衣纯以青”，表示自己始终是晚辈。郑国称学为校，各地都设有乡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善者，我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吾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必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其唯二三臣？’”
子产担任春秋末年的郑国的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