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唐玄宗李隆基起，这种局面渐渐就被打破了。
原来，唐玄宗李隆基少经罹难，好不容易铲除了政敌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以及武氏权臣之后才登上皇帝宝座。在这些坎坷的经历中，宦官高力士出力甚大，自然也倍受恩宠。不过，初登帝位的李隆基还是有些抱负的。为了重现大唐太宗的伟业，更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图抱负，尤其是在“开元”时期（公元713—741年），年轻的大唐天子李隆基励精图治、勤于政事、任人唯贤，在他的治理下，大唐王朝很快恢复了元气，并在前代君主的基础上，实现了大唐王朝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空前繁盛的局面——“开元盛世”。
可是接下来，历史仿佛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到了“开元”后期和“天宝”时期，陶醉于盛世局面下的唐玄宗彻底改变了。前期的任人唯贤不再了，取而代之的是任人唯亲，也因为这样，“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无才更无德的杨国忠竟也相继出任大唐帝国的丞相；前期励精图治、勤于政事的抱负不再了，取而代之的是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的享乐了，于是乎，霸占自己漂亮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自然也已无须顾忌了。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杨贵妃之后，玄宗只恨“春宵苦短”，君王从此不早朝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于是，长期陪王伴驾，善于揣摩心思、长于溜须拍马迎合玄宗的高力士便也越来受皇帝的宠爱了，当然他的地位渐渐地也就高了起来，以至于后来，皇子王孙，甚至太子李亨见了面也免不得要呼之为“阿翁”。不过，高力士权力虽大，毕竟还没形成太大的气候。
可接下来发生的“安史之乱”，就在有意无意中为宦官专权提供了契机。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带领一班后宫嫔妃、王子皇孙、文武大臣如丧家之犬，慌忙西窜蜀地。为了稳定大局、平定叛乱，太子李亨在众大臣的帮助下脱离了玄宗的队伍，转道灵武（今宁夏灵武），并在宦官鱼朝恩、李辅国以及亲信大臣的劝谏下于灵武即位称帝。李亨，即是唐肃宗。有鉴于“安史之乱”中外臣武将的离心和叛乱，身为太子内侍家臣、更兼有拥立之功的鱼朝恩、李辅国之辈自然是倍受恩宠，非任何人可比。于是，得到唐肃宗恩宠的鱼朝恩、李辅国，理顺成章的先后出任了位高权重的军职——观军容使、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主要掌握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室印符契，晨夕军号）。在当时，这两个宦官的地位，甚至大大高过了平定安史叛乱、有重塑山河之功的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人。
待平定叛乱，收复两京重地之后，经历了“安史之乱”的肃宗李亨对武将自然不无芥蒂，而对宦官，却大不一样：一则，他们是无儿无女的非男非女的人；再则，他们是自己的家奴，长期在自己的身边，和自己贴心，算得上是自己的心腹亲信。于是，考虑再三，肃宗便决定将掌握禁军大权委之于宦官李辅国。有了皇帝的信任、军队的撑腰，李辅国的胆子更大了，甚至于公然对皇上称：“大家（皇帝）但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置。”以至于后来，事无大小，大宦官李辅国皆以口为制敕，咐外施行，事情完了只对肃宗讲一声便了事。宦官专权，自然引起了朝中士大夫的不满，但肃宗不为所动。
宦官专权到了如此程度，肃宗时如此、代宗时亦如此。到了唐德宗的时候，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了。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在平定李怀光等诸节度藩镇的叛乱以后，德宗对武将重臣再也不能有丝毫的信任了，转而全面依靠宫廷中的家奴——宦官，于是，朝廷开始任用宫廷宦官担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到后来更是添设枢密使二人，亦由宦官充任，就这样由宦官主管禁军，并进而成为了一种常设的制度。
不过，对宦官的过分信任和依赖，很快就让唐朝皇帝们又一次失算了：掌握了宫廷精锐军队的宦官，不但把持了了国策的制定，朝臣、节度使的任免，并进而逐步控制了皇帝、控制了朝廷，甚至是皇帝的生死，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最黑暗最最腐朽的统治时期——宦官专权。
在腐朽黑暗的宦官专权之下，朝官与宦官、外臣与内臣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就从未间断。这种斗争，势必进一步加剧了唐末政治的动荡，唐王朝的崩溃。
一波才平，又一波起。
唐昭宗李晔天复三年（公元903年），除去宦官刘季述没多久，就在士大夫官僚集团还在提心吊胆的时候，宫廷里的另一个大宦官韩全诲却抢先出手，与风翔节度使李茂贞勾结，竟将唐昭宗李晔挟持到了凤翔（今陕西凤翔）。
原来，大乱之后，宰相崔胤进封为司徒；朱全忠也由东平郡王进封为东平王。此刻的朱全忠马不停蹄，掉转枪头，乘势又攻灭河中节度使王珂，尽有其地。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也趁乱买好，勒兵入贺，不费一兵一卒，又得尚书令官职的嘉赏。不久，他率兵还镇。崔胤主政后，想把军权完全从宦官手中夺回，由文臣掌军。唐昭宗李晔自己不能谋断，召问禁卫军将。这些人不喜为宰相、文臣所制，对答道：“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于是，唐昭宗李晔仍委宦官韩全海和张彦弘统领左右禁军。崔胤未得禁军军权，不停上言唐昭宗李晔尽诛宦官，韩全海等人则不断哀求唐昭宗李晔。唐昭宗李晔一时起妇人之仁，遂不听崔胤之言。但事后手握军权的宦官们总是担心唐昭宗李晔说不定哪天真听了宰相崔胤之言，于是大宦官韩全诲决定挟持皇帝依附颇有实力的风翔节度使李茂贞；另一方面，没有掌握到军权的宰相崔胤对唐昭宗李晔也颇有微词，对宦官更是增添了几分怨恨，于是，更倾心结交朱全忠。
当时，朱全忠与李茂贞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一个想拥皇上到洛阳，一个想劫皇上去凤翔。这时候恰恰有崔胤密信送于朱全忠，信中说道：“取威定霸正其时也。大王今不速来，恐后悔无及！”收到崔胤密信，这对早有野心掌控中央，扩充势力以成就大事的朱全忠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绝佳机会。所以，朱全忠一听得知此等好事，立即发兵汴梁（今河南开封），打算在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引导下乘黑夜突然杀进长安，以迅雷不急掩耳之势，解除宫中禁军的武装，斩杀宦官，控制唐昭宗李晔。但事有不密，消息泄露，大太监韩全海立即纠结李继筠、李彦弼等禁军军将，裹挟唐昭宗李晔以及诸王、官人奔往凤翔，同时纵兵大掠内宫宝物。等朱全忠到了长安，唐昭宗李晔已经被挟持而去。为了泄愤，朱全忠下令将留在长安的大约800名宦官尽数诛杀。朱全忠在长安城内只呆了一天，见实在没什么便宜可捞，掉头便到了凤翔，并在城东扎下大营，准备与风翔节度使李茂贞一决高下，抢夺唐昭宗李晔。
第一章 出身乱世（9）
当然，在抢夺唐昭宗李晔之前，朱温朱全忠和风翔李茂贞少不得要耍弄一番心机，把自己打扮成李唐王朝的卫道者。单就与李茂贞的这场战争而言，两个军阀争夺的对象似乎只是一个形同虚设的皇帝，且都装出一副唐王朝忠臣干将的模样，誓言维护皇室的地位与尊严，同时声讨对方。其实，明眼的人都知道两个军阀看重的自然不会是唐昭宗李晔这个傀儡，而是依然附着在他身上的那一层尚且还有利用价值的别无可替的“皇帝”的招牌！这种策略和手段，在整整一部中国古代史上自然也远非前无古人，更不是后无来者。远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的春秋时代，管仲为了扩大齐国的影响、确立齐国的霸主地位而提出的“尊王攘夷”，近则有东汉末年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其后两晋、南北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然，战争毕竟是实力的对抗。论实力，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自不能与朱全忠相抗衡。况且，朱全忠是志在必得，更兼有士大夫的官僚集团的鼎立支持。但是，凤翔城池坚固，一时间也攻不下来。为此，李茂贞亲自上城道歉，并让唐昭宗李晔手诏劝朱全忠归镇。
久战无功，更因粮食短缺，朱全忠于是移兵转攻邠州，并击降驻守的静难军节度使杨崇本。朱全忠还归河中后，不久又派部将朱犮宁带兵，西击李茂贞。宰相崔胤亲自从华州赶到河中，向朱全忠泣诉，求他前去救驾，并且言道，如果朱全忠再不发兵，李茂贞有可能劫圣驾到蜀地，如果那样，天下就将大乱！为了取悦于朱全忠，宴饮之时，崔胤不顾堂堂宰相之尊，亲手执符板，为其唱歌助兴。
思索良久，朱全忠再次率军5万，往征凤翔。时值冬日，天气苦寒，更兼连日大雪，久围之下，城中粮草皆尽，冻死饿死折不可胜计。往往街上一人倒地还未死，身上肉已被旁人割削而食。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李茂贞甚至只能杀狗杀猪供“御膳”。唐昭宗李晔迫不得已，卖掉自己的御衣和小王子们镶有珠宝的小衣服买东西吃。双方乏食交战，还不忘互相谩骂。城上凤翔守军骂城下“夺天子贼”，城下围困的汴军骂城上的守军是“劫天子贼”。
一日，围困日久的凤翔守军心生怨言，争吵着要杀韩全海等致祸的宦官，韩大公公吓得向李茂贞叩头求哀。面对危局，李茂贞再也挺不住，秘密拜见唐昭宗李晔，表示要诛杀韩全海，与朱全忠和解，奉皇帝还长安。唐昭宗李晔大喜，忙派一小太监领凤翔兵四十人逮捕了韩全海以及禁军首领二十多人，当即处斩，把这些脑袋放在一个大筐内，送去城外的朱全忠的大营。
唐昭宗李晔皇帝终于被朱全忠抢到了手。
为了取悦朱全忠，李茂贞还急诏崔胤回朝为相。当然，想进一步加保险，李茂贞又要唐昭宗李晔把女儿平原公主嫁给自己儿子宋侃（李茂贞原姓宋，因依附太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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