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甚至是科学方面的研究方法几乎可以用杜威早在1910年《我们怎样思维》中提出的探索的五个阶段来概括:“1、感觉到困难;2、困难的所在可定义;3、对不同的解决办法的设想;4、运用推理对设想的意义所做的发挥;5、进一步的观察和试验,它引导到肯定或否定,即得出可信或不可信的结论。”这其中包含严重的缺陷,使科学研究难以达到真理,从而虽然不能确定谬误所在,但是必然与谬误相伴。首先是“感觉到的困难”,当困难或谬误难以察觉时,科学显然是在一条近似正确然而终是谬误的路途上行走,例如当相对论提出后经典力学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曾经是不可想象的;“对不同解决办法的设想”,这种解决办法不可能超越一定的范围,例如有些人可以作出两种设想,而其他人可以作出五种另外不同的设想,这些办法或许都可行,但是不同的人并不能作出所有的设想,因而科学研究的进行可能存在先天的缺陷;“运用推理对设想的意义所做的发挥”,推理并非一定可靠,尤其是在作为推理基础的逻辑似是而非的时候,科学研究在很多情况下是由经验和推演而非直接观察得出结果的,因而为谬误的发生留下了很多空隙;“进一步观察和试验,引导到肯定或否定”,很显然,在这个引导过程中,存在一个预设的判断前提,而这个前提的判断是否成立,成为科学研究是否科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科学研究的这些方法和阶段是必须的,并且是由它们产生了大量被证明是正确的研究结果,但是从更高的层次而言,它们的局限性又非常明显。依靠这样通行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不能保证人们到达真理。例如对物质构成的研究,从分子、原子、原子核的构成再到质子、中子、电子的发现,处在不断的否定过程之中,并且终于有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争论;关于电子层理论,人们无法确知电子层的现象是否真实存在,对于理论的提出到修正到完善,一个发现往往能够摧毁一个现有的理论,所有这些变化均是在经验范围内进行。但是科学研究的历程也表明,在科学探索的路上,经验犯得错误比其他时候多。又如对于光的本质的确定,由微粒说到波动说,双方以各自的经验和发现试图说服对方,却不愿意承认对光的研究还处在远未达到成熟的阶段。这种科学研究方法上带来的谬误在理论物理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对时空本质、宇宙起源等几乎所有问题都还停留在假说阶段,对于其他如生命起源、地心探索等也仅仅是假说。很显然,在这些所谓的科学流派里,必然存在众多的谬误。因为对于人而言,只会有一个观点适用,科学研究方法是人类在今天最有效的研究方法,它往往让人肃然起敬,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它不存在缺陷的理由。实际上,尽管缺陷几乎无法克服,它们的存在仍然也如科学研究方法本身的存在一样,是天然的。这使科学必然的无法摆脱谬误。
2.
人们往往预先设定一个真理,然后不断试图接近,但是往往快要到达时,发现那个想像中的真理不过是个谬误而已。这样的过程反复发生,虽然科学在接近的过程中不断繁荣,但是有理由怀疑表面的繁荣暗示着正在接近的真理是否是一个更大的谬误。
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改进了亚里士多德力学,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也面临一场大危机,这场危机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主流地位的确立而告终。虽然物理学在不断否定的过程中发展,经典物理学理论成为爱因斯坦理论在宏观环境下令人肃然起敬的“近似”,但是又有谁能保证今天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会成为下一个经典力学呢?
考察科学史可以发现,科学领域内各个学说流派之间的争论及其结果多少也可以用成王败寇来概括,而非真正的反映真理。例如在光的本质的理论发展上,牛顿一度凭借其在物理学界的绝对权威使光的微粒说成功压制了惠更斯的波动说,然而后来波动说终获广泛承认战胜微粒说。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对科学的确定并没有用过科学的方法和标准,科学本身的进化和界定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科学的。实际上,科学的发展中向来存在众多的学派,每一个学派都号称自己是科学的,或者所有这些学派观点无论多么针锋相对截然相反,它们都属于科学阵营内部。这些学派之间存在着竞争,而这些竞争在很多情况下并非科学的竞争,而是其他方面、如上例所示的影响力方面的竞争。显然,今日成为主流的科学理论,多少仅仅是因为战胜了对手。托勒密地心说体系和哥白尼日心说的对抗掺杂了宗教力量的干扰,苏联政府对遗传学的支持同样是特定的而非客观公正的,美国政府对有关全球变暖的科学研究的干扰等等事例表明,科学早已和其他并不科学的一切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一起,早就不是纯然中立的了。很多理论成为今日的科学,但是却并不意味着它本身是科学的,而仅仅在于它现在居于主导地位。基于这些事实,有理由怀疑今天的科学理论同样是这样操纵和争斗的结果,它们被称为科学的,仅仅可能是因为它们目前居于主导。
当然,这种现象难以避免,因为在对科学与非科学的界定中以及在对不同理论之间、新理论与旧理论的裁决之间,人只能依赖自身,而人恰恰又是所有这些科学与非科学、新旧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创造者。人们不能确知一个更高的标准去统领科学的方向,去使科学变得更科学一点。我们只能依据力量对比。没有更高的科学作为统领使纯粹意义上的科学根本不存在,科学正如被科学批判的其他认知形态那样,多少只是不同时空下不同人的不同观点。
科学可以使人克服很多谬误,但这并不能赋予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科学的尊崇,只能说明它顺应了人们的期待,或许也能暗示它还将给人类带来诸多的福祉,但是,没有理由因此说科学必将给人类带来比其他认知形态更多的好处,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各个主流认知形态就如接力赛上的运动员一样,对于总成绩的贡献是无法比较的,不同的只是起跑的顺序。科学也无法作出比其他主流认知形态更大的贡献。
考察科学史,科学始终与谬误相伴,科学也必然的在每一个地方都与谬误相伴。科学也不可能最终实现人们在赋予它这个神圣名称背后对它的期望。只有相对的真理而没有绝对的真理,同样,只有暂时的科学,没有永远的科学。
3.
科学受到人们特殊的关注并傲然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科学沙文主义甚至否定科学之外的其他一切认知。对科学的这种尊重与呵护超出了科学承受得起的礼遇,甚至使科学也成为意识形态之一部分。实际上,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迷信、神话、宗教之间就像费耶阿本德认为的那样,并无截然可见的区分标准,它们均是人类认知的形态。而作为人类认知的一种,它们又是本质相通的。
科学并不是像宣称和想像的那样神奇,它同样具有欺骗性,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伪科学,伪科学和科学在科学被人们真正寄予期望的那个神圣的境界里是二而一的。我们也不知道那些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否是通过令人信服的手段得来,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是科学的。在对付口蹄疫时,西方世界每次屠杀成千上万只无辜的牲畜,而在非洲,对付相同的疾病,人们却有不用杀戮且有效、却仅仅是没有被科学界认可的方法。原始人类的某些族群甚至存在着比现代动植物学更加详尽的分类,在旧石器时代就存在高度发达的天文学,然而只有到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人类的认知才被冠以科学之名。这似乎是一个给人带来心理安慰、鼓励人去创造的名词。
但是,这又是一种欺骗,科学并没有达到被人们认为和希望的那样神圣完美的境界。我们反复宣称的科学,在认知形态的转变再一次来临之后,将被迅速的抛弃;我们今日的科学,到那时,将成为与今天同一标准下的非科学、伪科学。人类如今以科学名义进行的认知将最终被当作是非科学的。
4.
科学并不能成就人们的梦想。科学不能回答最根本的问题。自然科学只能解决短期内具体的、表面的、细小的乃至细节的问题,而社会科学则更加让人失望。号称科学皇冠上的宝石的经济学的理论总是落后于事实,并且理论从来仅能在几十年间有效,很少有几个理论能被幸运的检验,即使得到某种程度的运用,其实际价值也会因为苛刻的前提条件而大打折扣。甚而社会科学是否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即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硬科学)令人怀疑。
人类往往对未来充满信心。火星车刚一着落,便立即大有对火星之旅和开发、定居火星跃跃欲试的架势;对基因的研究刚有眉目,几乎所有重大疾病都可被基因治疗克服的乐观预言风声四起。可曾记得当青霉素被发现时人们也如今天的乐观,可曾记得当第一个探测器进入太空轨道人们同样的振奋异常。但是,只需要几十年时间,曾经的乐观就会被遗忘,因为它们从未真正实现。科学一度使人们产生了错觉,以为它可以克服社会生活的一切障碍,就像人们曾经相信上帝创造的世界将永远美好一样。然而科学总与谬误相伴,并且科学也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前沿科学如生命科学、宇宙物理之类遇到了曾经的主流认知形态同样遇到的困难,对最深奥问题的解释遥遥无期,甚至科学家也试图借上帝的存在去解释这些灼人的疑问。科学或许能回答短期内具体的细节的问题,但是对长期、抽象、宏大的问题,它正如其他远去的主流认知形态一样左冲右突,试图超越之前主流认知的解释乃至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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