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的鹰或沙漠上的狮。她怕荒凉。她怕深的大的撼动。也不喜欢和比她知识更低的人来往，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领导别人或替人类赎罪的念头。也不喜欢和娘儿们来往，因为不惯琐琐碎碎。
人们虽然了解她的并不多，但是愿意和她做朋友，从她那里分得一些人生的热闹。她也不甚了解别人。她只是在极现实的观点上去看待别人，而这也正是宁波人的风度。宁波人做买卖，并不需要考察对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却是只要交易得公道，手续弄得舒齐（完整），便这么的一言为定，而除此之外，也就无须再有别的什么来说明人生，说明世界。所以她容易把别人当作好人。在她所生活着的世界里，有许多好人，可是不能想象有崇高与伟大的人；也有苦人，可是她只懂得他们是在受苦，而对于他们的不幸却不求甚解；也有可憎的人，但在她看来可憎就是可憎，一切都是这么简单明白的。
她喜欢说话，和她在一起只听见她滔滔不绝的说下去，说下去。但并不唠叨。听她说话，往往没有得到什么启示，却是从她那里感染了现实生活的活力与热意，觉得人生是可以安排的，没有威吓，不阴暗，也不特别明亮，就是平平实实的。
她的作风是近于自然主义的。但不那么冷，因而也没有由于严冷而来的对于人生的无情的关照。
她会说俏皮话，但她的俏皮话没有一句不是认真的。她长的模样也是同样的结实利落；顶真的鼻子，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无可批评，因之面部的线条虽不硬而有一种硬的感觉。倒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生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她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与完成，是那样的幽沉的热闹，有如守岁烛旁天竹子的红珠。
她的离婚，很容易使人把她看作浪漫的，其实不是。她的离婚具有几种心理成分，一种是女孩子式的负气，对人生负气，不是背叛人生；另一种是成年人的明达，觉得事情非如此安排不可，她就如此安排了。她不同于娜拉的地方是，娜拉的出走是没有选择的，苏青的出走却是安详的。所以她的离婚虽也是冒险，但是一种正常的冒险。她离开了家庭，可是非常之需要家庭。她虽然做事做得很好，可以无求于人，但是她感觉寂寞。她要事业，要朋友，也要家庭。她要求的人生是热闹的，着实的。
有一个体贴的，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丈夫，有几个干净的聪明的儿女，再加有公婆妯娌小姑也好，只要能合得来，此外还有朋友，她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于料理家务之外可以写写文章。这就是她的单纯的想法。
。 想看书来
没有禁忌的苏青——胡兰成（3）
有时候看她是胆怯的，她怕吃苦，怕危险，怕一切渺渺茫茫的东西，以命运为赌博那样的事，她是连想都不敢想。因为她是生活于一个时代的。只有生活于一切时代之中的人才敢以命运为一掷，做出人家看来是赌博的行径，而仍然不是渺渺茫茫的。在一个时代里看来是否定的东西，在一切时代之中却有它的肯定。
但苏青究竟是健康的，充实的，因为她是世俗的。她没有禁忌。去年冬天沈启无南来，对我赞扬苏青的《结婚十年》，就说她的好处是热情，写作时能够忘掉自己，仿佛写第三者的事似的没有禁忌。我完全同意他的这赞扬。苏青的文章，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不受传统的束缚，没有一点做作。她的心地是干净的。
承她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浣锦集》，里边的文章我大体读了，觉得是五四以来写妇女生活最好也最完整的散文，那么理性的，而又那么真实的。她的文章少有警句，但全篇都是充实的。她的文章也不是哪一篇特别好，而是所有她的文章合起来做成了她的整个风格。我这么的写了一点关于她之为人，或者有益于读者的了解她的文章，不知道苏青本人以为怎样？
寻找苏青——王安忆（1）
寻找苏青
王安忆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金性尧老先生的《忆苏青》。文中有一节，是写五十年代，金性尧老与苏青所见最后一面，「她穿著一套女式的人民装」这套服装确是出人意外，总觉着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青，因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
苏青是在我们对这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中的那个旧人。她比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隔膜似乎能够理解，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她的回来是对文学负责。即便是在文学里，她被我们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细节，再进一步抑或还有些环境的气息。那弄堂房子里的起居，夹着些脂粉气，又夹着油酱气的；从公寓阳台上望出去的街景，闹哄哄，且又有几分寂寞的；还有女人间的私房话，又交心，又隔肚皮。这些都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张爱玲却是远着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个，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着距离，将自己藏得很严。我们听不见张爱玲的声音，只有七巧，流苏，阿小，这一系列人物的声音。只有一次，是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不慎露出了一点端倪。是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冷战时期，有一晚，在浅水湾饭店，隔着房间打电话，范柳原忽念起了《诗经》上的一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总觉得，读诗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情故事，说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这只是个说法，其实，是在那「死生契阔」中。那个时代的上海，确有着「死生契阔」的某种特征：往事如梦，今事也如梦，未来更如梦。但这是旁观者所看见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剑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的声音听到头来，便会落空，她满足不了我们的上海心。因此，张爱玲是虚掩起来看的，这还好一些，不至坠入虚无，那些前台的景致写的毕竟是「上海」两个字。
苏青却跃然在眼前。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们好像看得见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说，这种虚构的体裁里，都可看见她活跃的身影，她给我们一个麻利的印象，舌头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说敢做又敢当。我们读她的文章，就好比在听她发言，几乎是可以同她对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坐在窗前看。我们是可在苏青身上，试出五十年前上海的凉热，而张爱玲却是触也触不到的。
。。
寻找苏青——王安忆（2）
可是，我们毕竟只能从故纸堆里去寻找苏青。说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为这五十年的风云跌宕，有着惊人的变故，故纸堆也积成了山。许多事无从想象。即便从旧照片上，看见一个眼熟的街角，连那悬铃木，都是今天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时的人和事，苏青在眼前再活跃，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她的上海话是带口音的，有些乡土气味。那样的上海话讲述的故事听都听得懂，想却要想走样的。所以，当知道苏青在我们身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惊得很，总觉得她应当离我们远一些。张爱玲不是远去了，她避开了穿人民装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旧人，虽生犹死。苏青为什么不走？由着时代在她身上划下分界线，隔离着我们的视线。
苏青的文字，在那报业兴隆的年头，可说是沧海一粟。在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一个小论坛，谈着些穿衣吃饭，侍夫育儿，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她快人快语的，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活。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当然，不是钻木取火的那类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进步以后的，科学之外，再加点人性的好日子。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口，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这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梅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苏青就是和你讨论这个的。这种生计不能说是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这样的生计没什么诗意，没什么可歌泣的，要去描写它，也写不成大篇章，只能在报纸副刊的头尾占一小块，连那文字也是用的边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末节。
苏青是有一颗上海心的，这颗心是很经得住沉浮，很应付得来世事。其实，再想一想，这城市第一批穿女式人民装的妇女，都是从旗袍装的历史走过来，苏青是她们中间的一个。不能接受的原因只在于，苏青留给我们文字，使她幡然眼前，而其余的人，都悄然淹于历史的背后。所以我们就把苏青的形象规定了，是旧时的装束。再说，她又没有给我们新的文字，好让我们去揣度新的形象。说起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