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实际上，任何两种精神都会有交合的，也就意味着其值大于0。而若异常精神重合度的值虽然大于0，但还是很小，那么这样的精神世界就如野生华南虎那样濒危。每当一个这样的人死亡，就意味着人类失去了一种精神可能性的宝贵基因。
若异常精神重合度比较大，如大于50％，那么这些人就很可能是艺术家了。
因为艺术家恰恰游走在精神病院与俗世之间，或穿越，或潜行，或招摇。艺术家躲在自己的艺术语言里不出来，他知道若是出来就会变成精神病人，所以宁可待在美术学院而不去精神病院。
而一般人对艺术家还是很尊重的。因他们不能理解艺术家那异常精神重合（相似）度大于50％的艺术精神的世界以及从这个世界里分泌出的语言，从而产生了敬畏。又听说那些侥幸进入正常精神群的艺术品获得了惊人的拍卖高价，就更有了景仰。因为他们还是懂得那样的一种语言——市场语言。
至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病气质，就如搞怪、搞笑这样的行为，明明是属于正常精神群的，却非要把自己投入到精神病院的氛围里。兄弟，你没这精神底子，但你有这精神气质。
而这些行为却又不来自那个异常精神重合（相似）度大于50％的世界，无非用的还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市场语言。像芙蓉姐姐（据说她确实被车给撞过）、周老虎、相声、绯闻、丑闻、性闻、八心八剑，大都具备了这样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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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则件（1）
开会为啥不坐第一排
在一个大会议室，当有好多排坐椅时，经常可见第一排空荡荡的。于是会议的组织者就会让后排的人往前坐，以达到给自己壮胆儿的效果。于是就会有几个人零零落落地排到了前面，也就如此了。开会吧。
为什么第一排总是那么冷清呢？这似乎源于儿时学生期的心理印记。
上学时，坐的位置往往是跟个头相关，个子矮的就坐前面，高的在后面。于是坐后面的，就有种优越感，而且自由。坐前面的，容易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打小抄也不方便。坐后面的，可以搞些小动作、传字条、看课外书、假寐，也不会被发现，或就是老师懒得理你。
大了，工作了。当公司迁入一个新办公室，比较贼的员工会选择那些角落里的办公桌，一般是背靠墙壁、角落的。这样的位置是不会有人（主要是老板）有机会打背后经过的。如果玩个游戏、看个股票K线图或者查查澳门盘口，绝对不会被发现。
开会时，总有一些领导、嘉宾、老板会在第一排落座，把这第一排就权当主席台了。其他人则习惯性地往后坐。剧场也是这样，当有地位的人来观看时，前排会留出座位，虚席以待。
久而久之，即使第一排没啥事先安排，人们也不喜欢坐了。其实每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座位时，也在心中衡量着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一个人选择什么座位，也暗合了他的社会角色。
在飞机上，第一排是头等舱，不能随便坐，要付钱的。如果不满员，后面的座位可以随便了。最安全的是尾部，失事飞机的尾巴是翘的。
只有看演出的时候，第一排总是人最多。因为第一排的票最贵，看演员最清楚，最值。当一幕结束、下一幕即将开始前的换场时分，黑灯瞎火的，就见几个黑影晃到前边去了。
从大学教室占座看潜规则的生成
经常可以在大学自习室里看到有人占座。这些人占座的方式五花八门，但规律却是一个，不见占座的人，只见占座的工具。
用书占座是最常见的，不怕丢是最基本的，不过有的老兄还要放上好几本，似乎在着重说明，千万别抢，否则书丢了算你的。
有的在桌上签名就算占座了，看来即将到此一游。
有的把喝光的饮料瓶往上面一搁，到底是谁喝剩的呢，只有指纹能作证。
有的用张纸就能代表自己的使用权了，太象征主义了。
有的用粉笔画上自己的势力范围，做得够绝的。
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这样。图书馆的座位几乎被占光了，可图书馆里却没多少人。我很气愤，就把那个占座的书包往窗台上一放，顾自看起书来。
占座的是个女生，她气哼哼地拿起书包在旁边坐下来。
我不认识她，却问，你恨我吗？
她不说话。
我很天真地说，你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吗？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
首先，这块土地还不曾有人居住；
其次，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数量；
第三，人们之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
分析一下同学占座的情形，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很接近的。
首先，这块自习桌还不曾有人占住。
其次，同学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学习所必需的面积。确实，很少有太过分的，一下占上十个座。同学们还是比较节制的，谁都不容易。 。 想看书来
三、规则件（2）
第三，同学们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空洞的仪式，而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使用权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比如放张纸，也是劳动啊。要是搁两本书，简直就是耕耘了。
大学生的所作所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未来思想的基础。他们能够把占座思想作为社会契约论的生活实践，实在难能可贵。这种精神足以发挥到对小区物业的管理当中，业主委员会要讨论的占座问题那就复杂多了。
只是，占座一例似乎是对《社会契约论》的滥用。同学们把个人以为合理的契约强加给别人，然后也默认他人的强加。于是，这个占座的契约就能风行校园，变成一个潜规则。
中国的潜规则大约都是这样形成的。先是容忍，然后是默认，最后是同流。
潜规则也是契约。
大学生在校园里习得了潜规则的创立、流行之法，必会应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并引以为豪。
这种占座行为其实和业主委员会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同。后者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像前者那样无端制造自己的权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说法里包含了更多的契约精神，只是这样的契约精神在于不订立契约。
不订立那些类似潜规则的契约，我们的生活或许会更加简单、清澈。
蹲下还是坐着——兼论体位的尊严
那次去现场批判于丹，被保安从会议室架出来，就进了走道对面的一个房间。那保安以短促的语调对我喝道，蹲下，蹲下。
我说，我凭什么蹲下啊。
说了几遍之后，一个警察说，那你就坐下说吧。
后来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后，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一楼。他想把我带到所里（其实是吓唬），但因为现场任务重，就对我说，蹲、坐——那儿吧。那个“蹲”字，只说了半个。
“蹲下”，似乎是警察或保安给予“捣乱者”的应有待遇。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说顺嘴了。然而，蹲下还是坐着，关乎人的体位尊严。
人不是澳洲袋鼠，不适合长蹲。久了血流不畅，神经受压迫，就会麻，很不舒服。当然，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来说，要是蹲久了腿一麻，想跑都不容易。法律从来没有规定过，对于犯罪嫌疑人在不同的地点应当执行怎样的体位。即使是犯罪嫌疑人或罪犯，也都有坐的权利。
在跪、蹲、站、坐当中，一个比一个舒服，可见坐是最有尊严的一个体位。
坐离不开椅子，一坐下椅子就承担了人体几乎全部的重量，使四肢得到解放，各种腿姿、手势都出来了，这简直就是一种进化。坐椅的设计形式与装潢也是对坐之尊严的烘托与夸大，就如太和殿里的御座，其实并不舒服。
从历史上看，在国人习惯坐之前，是跪在蒲席上的。跪在蒲团上的人显得更严肃，双腿基本被废无任何体位语言可谈，两只胳膊的势力范围也受限，挥舞多了类似木偶。后来，皇帝先坐了起来，大臣们也跟着站起来。只是遇到了更正式、更庄严的场合，臣民或下级还是要跪着。这就是由于跪习惯了。
跪比起站与坐来，肯定是更低身份的。最简单地说，就是跪着显得矮，海拔上不如站与坐。可站着似乎要比坐着海拔高啊，为何不如坐的身份高呢。这里有好几个原由与层次。
先来看皇帝老儿的宝座。太和殿里的金九龙宝座和屏风安置在高约两米的金色台基之上；这下子高了吧。即使底下站的是爱卿姚明，也不会冒犯到天子的龙颜了。
三、规则件（3）
坐者可以通过提高台基的高度来体现尊严，也可以通过家具的形式来表现自我。大小公司也许规模不同，但老板桌大多一样，都是很厚、很笨重、深棕色的。这样的一个大件足以增强坐着的老板的尊严，以便在和员工、客人对话时底气十足。还有的人喜欢在桌上再摆些小红旗，在旁边放个珐琅彩的地球仪，在背后的壁橱或壁炉上放些和大官儿、明星们的合影（和人妖的就算了），哪怕是前某某长或过气的流星，那至少也证明了曾经辉煌。这些也可以增加坐姿的魅力。
坐的方向也影响到地位。在中国，面南背北是最好的。在会议室，椭圆形会议桌，坐在两端的大多是领导。在包间里，肯定与门相对的是上座。由此可见，坐在对称轴上的，更有尊严，只是要刨去南极和北极。
朱文在其小说《把穷人统统打昏》里说：从一个地方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自古以来有四种方式可供人选择。一、当然是走着去，包括爬着去；二、游着去，前提是你必须会水；三、飞着去，紧紧地勒住天鹅的脖子，然后把你要去的地方跟它讲清楚；最后一种也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