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存身之地。在技术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四、文与言（3）
“什么时候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
引用了这么多，是为了不被认为是断章取义。王彬彬对中国作家的“聪明”气质和习气的批判入木三分，却不知自己作为文学批评家也是中国作家之一。所以，他的这篇文章应该视作自我反省式的批他。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中的关键词是“过分”，那么不过分的聪明是个啥呢？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聪明的过分与不过分，只要是聪明，一定是向着过分而去的。聪明的意思就是能适应环境，并能够得到因适应环境而改变自己人性后的补偿。当屠刀横在面前，能坚持正义的毕竟是少数，否则何以体现专制者的残暴？
中国当代的作家，有大名的文人，能被批评家注意到，被注目地骂，就是因为比较聪明才冒出头来。
鲁迅是那个类似战国时代的人物了，举出来并不能针对当下说明什么，如果有一个在专制环境下也能深通世故而不世故、偏不世故、拒绝世故、不屑于世故的，倒是可以拿来说说。中国文人的鲁迅情结很深，原因在于他们（我们）在现时代找不到一个相当的人物来代替。
巴金的说真话也是事后的，而且只说到“文革”为止。这样的真话是否有意义呢？萧乾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只要这样的坚决是针对当代的，就不错了。对于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牙齿已经松动，眉毛也已白尽，还能要求多少呢。
王蒙对王朔的赞赏不仅耐人寻味，也是发现了自己的接班人。王蒙与王朔都是极聪明的中国作家，成名早而大，占尽风光。聪明的作家有着聪明的文学风格，作为一种风格没啥好指责的。不能因此就恨铁不成钢，没想多伟大又怎么了。
把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当成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的必要条件实在幼稚、可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是中国社会与发达社会之间差距的一个表征。批评家总是想就文学来谈文学，是永远也谈不清楚的。
至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这个在中国从来就没存在过的东西又如何重建呢？而高扬就更奇怪了，谁能说清楚什么才是人文精神呢？
再引《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里的一段文字吧：“王朔的确是高智商的，是极识时务的，是太有现实感的，是过人聪明的，王朔看起来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亵渎，但其实他是很懂得分寸，很善于掌握火候，很能够认清对象的，他是先估量了对手再行事的。他明白什么东西可以骂可以亵渎，但在骂时亵渎时要适当搂着，什么东西骂时亵渎时不妨任意尽兴。例如，在碰到知识分子时，碰到书生时，则像阿Q碰到尼姑一样，不妨痛痛快快地骂，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因为这些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是原本就可以被任意欺侮的。”
其实，王彬彬所骂的中国当代作家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书生”、“尼姑”与“手无缚鸡之力”，所以王彬彬尽可以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任意欺侮。
说到中国作家，也是在政治、市场、文坛的夹缝中求生存，好比野草，落地生根，已经殊为不易。于是，越是地位渺小低下，写出来的东西就越豪放、洒脱。越是著名、有地位，写出来的东西就越有那么股高屋建瓴的聪明劲儿。 。。
四、文与言（4）
让中国作家有什么社会理想，纯属痴人说梦。那么，王彬彬是痴人吗？不是。文学批评家（如王彬彬）就是想拿作家当枪使，批评作家不直面专制、不裸身叫战；而至于他自己，却可以躲在二线吃干酪。这就是批评家的策略了。
广告代言时代
商业文化对汉语的需要就是：吆喝。只是这吆喝是充满视觉冲击力和蠢蠢欲动的性感刺激的广告罢了。
听听老北京的那些吆喝声，土得掉渣儿的艺术，和现在的土家烤饼差不离儿。而广告在现在和可预期的未来也是一门绝对的主流艺术。广告艺术家到那时肯定会比电影表演艺术家更吃香。
说到广告，我立刻想到了那些凤毛麟角的时代格言。像：“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改成Lenovo呗。但这条广告语实在太经典，世界人民都舍不得失去联想，只得让联想把IBM给收购了。
澳柯玛冰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新飞冰箱就说，“广告做得好没有新飞冰箱好”。
Solvil Titus（瑞士牌手表）的广告这么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自从小两口们有了这句座右铭，社会的离婚率也提高了不少吧。
还有更绝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但这话不是广告词，是电影《大腕儿》里专门用来讽刺广告词的。
没想到为时代立言的工作竟然被广告承担下来了。想想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如今只要把“忧”换成“优”，不就是很好的广告词吗？
这些广告词除了为时代代言外，还让我们懂得了活学活用汉语能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那些广告词的创造者不仅不拥有著作权，就连署名都不行。他们是无名的汉语大师。
而更多的广告词还是依靠改造传统汉语（成语）来博得一些惊异的蓝绿眼球。
好色之“涂”（涂料广告，来自“好色之徒”）；
“咳”不容缓（止咳药，来自“刻不容缓”）；
口服心服（某矿泉水的，来自“心服口服”）；
不打不相识（打字机广告，很不错的应用）；
一毛不拔（牙刷广告）；
金利来皮鞋，足以自豪的世界（这里的“足”从形容词变成了名词，语法上就不通了）。
北京竟然出台规定——禁止广告词对成语改头换面、李代桃僵，这实在滑稽、可笑。《诗经·周南·桃夭》中有“桃之夭夭”，是形容桃树枝叶茂盛。后来人把“桃”改作“逃”，才有了成语“逃之夭夭”。那这不是窜改吗，谁管了。
像“好色之涂”就也属于对成语的活学活用，使成语从词典里走出来，变成在消费大众面前熠熠生辉的新成语。
举了上面这些例子，再往下说就容易了。
现在诗歌没落了，没市场了。所谓“人穷而诗工”的说法现在也不适用了。可自从高考允许多文体写作，也包括诗歌，于是诗歌的繁荣就指日可待了。
无论高考、商业、科举，其实都是市场在起作用，在把握着创作者的笔杆子。广告词、短信日后都会成为类似日本俳句的文体的，而且很多现行诗人也会变成这种文体的大师。
这不是蜕变，而是进化。
再来说说我到北京东北三环转了转、看到如此宏大的汉语大排档后的小收获吧。这块儿是北京的CBD，富人多在这儿转悠，所以广告词也漂亮。如：
香草天空（康城叠拼别墅广告）；
提香草堂（西南鼎级别墅广告）；
列踞豪门，贵而不俗（天鹅湾广告）； 。 想看书来
四、文与言（5）
小居大富（富贵园广告）；
步步为“赢”（思科网络广告。看来北京的禁令没奏效啊）。
这些广告所叫卖的东西应该西方都有，都是跟洋师傅学的嘛。但这些广告词的创意和内涵却是汉语独具，也许这是比所售商品更有价值的创造。
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广告，那就是取一个叫得响的名字。当初洋货盛行，洋名也需要扬名。音译法自近代中国睁眼看的第一代介绍外来学说、知识就已大规模采用，最高境界莫过于形意俱佳。
在洋货大潮中，可口可乐算是起得最好的名字，虽然我还是不知道喝了那玩意儿有啥可乐的。
爱立信，爱立于信誉。和可口可乐有一拼。
摩托罗拉，昵称“磨（摩）磨蹭蹭”、“拖（托）拖拉拉”、“啰（罗）啰嗦嗦”。同样是通信领域的，虽然比起“爱立信”，“摩托罗拉”这名字有些不妙，但生意大好也就行了。
麦当劳，要想吃麦子，就应当劳动。怪不得那么多家长爱带孩子来这儿呢，德育啊！
肯德基，肯定是德行的基础。有点儿不知所云，似乎很高深。看来它不如麦当劳起得好。
如今洋货日益被国货所取代，或引进，或合作，或合资。但洋货们的中文大名却可以一直启发后来者。于是大量国货的名字都跟来自国外似的，像澳柯玛、海尔、波导、科隆。这些早就国产化的电器厂家还把自己打扮得跟个外商似的，就是利用了“洋名=扬名”这个原理。
诗歌将被短信拯救
手机是个人的便携通信终端，短信就成了最即时的聊天方式。如今的短信已经变成了一种文体，显然这是科技进步造成的额外效应。这个额外效应首先就表现在语言的变化上了。
看看所谓的第一部短信小说《城外》（作者：千夫长）版权被一家做SP的公司花十八万给买了。内容极其一般，无非是讲男女之间围城内外那点事儿，而且语法不通之处屡见不鲜。作为“第一部短信小说”，其粗糙性确实也算实至名归了。而无论这是否算个噱头，都很是刺激了那些企望在短信方面挣到名利却苦苦挣扎在点击率温饱线上的写手。
短信受到手机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只能以文字为主，其内容多是笑话、祝语。经常流传的那些笑话已是千人抄、万人笑，专写此类的戴鹏飞也因此成名。等到了春节等重大节庆，几亿人一起为了若干条短信抓狂，让###有事没事偷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