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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中国的汉朝。刘邦起初斩白蛇而起的时候，还是很有道义上的优势的，到成为汉王时也差不多了。后来楚汉相争，并没什么道义上的优势，而且屡战屡败，最后靠赢得了韩信的信任和支持，才使得霸王最后自刎乌江。当刘邦缔造起大汉帝国时，他的权值大概也就吧，比下降很多。张良知道他是个小人，也功成身退。韩信等功臣被杀，证明了刘邦及吕后的心虚，也就是对权值过小的担心。
所以，那些干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勾当的人，都是对自己的权力有很深怀疑的。
说什么人心思安、天下需要统一，就会有人出来打天下，使苍生安宁、天下太平。那不起义岂不是更好，不出头岂不就没有乱。既然没有乱，又何谈使之不乱。那些打出统一天下为苍生计旗号的人，无不希望天下统一于自己、苍生计于我。那些打出统一天下为苍生计旗号的人，只是为了增加他们日后的权值罢了。
二、史辨（4）
正因如此，汉武帝才极其赏识董仲舒。一个皇权就要努力寻找它的合法性，增加其权值，通过什么呢？一个是关注民生，减少赋税；还有一个，就是确立意识形态，搞文化统治。
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加文化统治的混合体。其中尤其是提出了君权神授，这是汉武帝及汉政权得以拥有更高合法性的理论、策略、出路。它经过汉武帝一系列的政治上市包装，使得汉武帝的权值从刘邦时的上升为了。
一切皇权的最高权值，也就是。
血酬定律的递减原则
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里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血酬定律与命价几何。然而，血酬定律中还有一个以时间为横坐标、以血液浓度为纵坐标的规则：逐代递减律。
血酬定律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血染的江山只能用鲜血来夺取，而付出了足够的鲜血就应当获得江山一般的报酬。血酬定律确实指明了一条以暴易暴的金光大道，令英雄热血汹涌，让懦夫俯首甘为。中国历史为什么惊人地相似，其中一个缘由就是血酬定律在发挥余热。
当一个王朝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些开国元勋们相当勤勉，为的是牢牢掌握住这一大笔的血酬并传诸后代。但随着时间的飞逝与世代相替，那个鲜血淋漓的印象必定会减弱，后代中的大多数就不那么勤勉了。他们的江山不是在马上得的，而是在床上被决定授予的。他们手中的那份血酬不是自己拼命拼来的，而是靠着遗传性的继承制度过户来的。血色渐渐淡泊起来，后代获得的不再是血酬，而是政治遗产了。政治遗产的合法性逐代递减，于是他们必须依靠各种中兴、盛世来获得合法性的权值。
关于合法性与血酬的关系，可有这样一个公式：
合法性=血酬＋治道（治理之道）
如果一个后代皇帝昏庸无道，那么他留给更后代的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就更加微薄。如果这个后代皇帝励精图治，那么他的政治遗产就在血酬之上更有自己奋斗出来的治道分量。治道通过代代的积累可以逐渐提高王朝的合法性，并抵消掉血酬值的递减。而由于血酬值每代递减，越是后代的皇帝就越需要奋发图强。可历史偏不是这样。这样殚精竭虑为天下治的后代皇帝每个王朝只出那么几个，而创造出来的盛世每朝也就一个多点。其他的后代皇帝就在祖宗的血酬与盛世的荫庇中过活，享受，糜烂。
如万历皇帝从勤勉治国到后来因张居正表里不一而心灰意懒，是明朝的一个转折。最后的崇祯帝即使再励精图治，也难挽将倾之社稷，因为这时的血酬已逼近零值，而治道的分量再难达到合法性的阀值了。
清朝时有一个康乾盛世，而后就每况愈下，直到同治中兴。后者可说是个盛世，同治死得早，到光绪变法百日而败，清朝的合法性也就接近那个历史阀值了。
每到合法性逼近历史阀值的时候，或坐等灭亡，或赶紧改革——以期加高王朝的堤坝来抵御历史动力所产生的洪水。但随着血酬值归零，再怎么图强、改革、变法，都是没用的。因为这时候，王朝的根基不在了，反对者一样可以图强、改革、变法，凭什么就是你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王朝到了末期比较容易被推翻的原因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王朝早晚会覆灭的原因——成也血酬，败也血酬。
历史的总报应
二、史辨（5）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统计一下，多少人靠着讲史、演史、写史吃饭啊。但若抛开那些光彩照人的历史任务，仔细探究中国历史的底细眉目，就会发觉，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却都是中国历史给予的报应。
自陈胜吴广始，中国解决制度危机的方式就是暴力。农民起义是一场轮回，新建立起来的王朝是一场轮回。
在这样的轮回中，能产生的积累就是历史、文学与伦理。在历史中积累历史，再自然不过了。从文学看，诗词歌赋曲剧小说自不必多说，就是那些煌煌历史著作也堪称文学巨制。而历史与文学都是纸面的东东，只有伦理，不仅有来自历史、史书的那份神圣，而且有文学作品的渲染，更具备了可说是血腥的实战功能。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事，先做人。
——这个“做人”，就是做伦理。
中国的伦理可能来自于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吧。但还可以看出，法家的权术以及老庄的阴阳之法也在其中，还有很多厚黑学的技术与潜规则的知识。中国的伦理实在是一个大杂烩，当然也可以从中理出些头绪来。
中国的伦理就是如何在父母、亲人、家庭、朋友、工作单位、社会当中努力做一个“好人”。
——这个“好人”，就是“圣人”的现实肉身简装版。
与好人相对的，是坏人。好人与坏人，类似君子与小人的二元态势。如何做一个好人，自然离不开中国伦理所竭力倡导的那些美德：忠诚、信义、孝悌、友爱、节俭……世世代代被歌功颂德的，大多是些好人。但这些好人在活着的时候，大多打不过坏人，也没坏人活得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坏人更能适应中国的伦理生态。那中国的伦理生态到底怎样呢？
小人有时也是君子，坏人也可以是好人。人性本来就很复杂。但这样的复杂还是有则可循的。即使是小人、坏人，他们对待父母、亲人、朋友还可能更孝、更爱、更忠义，而对待社会、天下或陌生人，则可以不孝、不爱、不忠义，而且会变得非常残忍。也就是说，在中国伦理当中，忠诚、信义、孝悌、友爱、节俭，这些伦理价值都是有范围、有限制的，都不是什么普适的价值。而一个君子、好人，无非是把这些伦理价值的范围扩大了一些，把限制放到更远的地方去而已。大，不过到大海。全，不过在中国。
一个人治的社会，情大于法，法只在情不得解的情况下施行。不尊重规矩，但很尊重规矩的制定者，于是谁都想自己成为这个人。权力崇拜，在权力的角逐中运用忠诚、信义、孝悌、友爱、节俭等，使之看起来更像一门门的技术。
这就是中国的伦理生态。这个伦理生态是残缺的，它抛弃了真，使得善独自占据了制高点。而“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真实，一个是真理。就真实而言，中国人一直就处在自欺欺人当中。就真理来说，这是不少中国人始终不敢面对的，更别说追求了。轮回依旧、始终不得脱胎换骨，而中国历史的总报应就在于此。
A。相声的讽刺
经常能听到一些相声演员（据说叫“表演艺术家”）说自己的艺术真谛就是一个“情”字。相声是讽刺艺术，是要贡献些真实的东西的，不是叫你在那儿唱情歌。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段时间，相声学会了讽刺“文革”和当时的不正之风，因而红火出了一批星。现在不让他们讽刺了，他们也就只能自我讽刺，弄些伦理哏，或者往对方脸上吐唾沫——这是怎样的悲愤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史辨（6）
B。流行歌曲的情调
中国的流行歌曲一直以来就是“你……”“我……”，都是些小情调的玩意儿。这些玩意儿不敢直面真实的人生，只会以肌无力的风格解除掉对现实的警惕。倒是那些网络歌曲越来越喜欢通过改变的方式来反映些诸如暴力拆迁、禽流感、死了都不卖的股票等现实问题，令人洗耳。
C。中国足球青年队队员的蜕变
中国足球青年队的队员一旦进入成年队，一旦进到中国的职业联赛里摔打，很快就不会踢球了，但其他的本领进步得飞快，神似邯郸学步。在中超，一个巨大的夹杂着黑五类的人情大染缸让他们更专注于情与钱，而忽视、遗忘了足球战术与技术的真。
D。古董行的真
古董行当特别喜欢唠叨的就是捡漏儿、打眼之类的与真假有关的故事。如果没有了假古董，那这一行还有什么意思，还骗谁去，还靠谁来发财呢？其实是不是真古董只需经过一些科学检测即可确定，而那些行家却非要靠一双眼睛来博得个名声，使得真与假更加模糊与不可捉摸。这些行家要的不是真，而是对真的权威性的垄断。即使那是假的，日后不过被叫做走眼而已。
E。百家讲坛的唾沫
《百家讲坛》经年累月地讲述各个朝代的历史故事，不惜用泡沫塑料来装点国学的殿堂。讲解的内容都是要吸取古人为人做事的经验教训，更精明更会算计更要装得像一根老油条而已。
——以上的五个例子是说，中国人固有的伦理观念渗透到各个时代、阶层、个体之中后产生的结果。
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了情的国度，而且有意让世界也充满爱。中国伦理之盛，早就超过了国人对真理的热情。善高于真，儒家（非道家）定义下的道德高于真理。
在善与真之间，中国的伦理定义出了“诚”（“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