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然后，相继在浙江的淳安、东阳和北京通州八里桥市场均发现有“福建沙县特色小吃”，我分别在淳安、东阳和北京通州品尝过沙县的扁肉和蒸饺。浙江东阳的沙县小吃店还是开张不不久的，两位长得清秀而穿戴利索的年轻姐妹在操持。
回到北京，我专门去八里桥市场的沙县小吃店，这是一个夫妻店，老板娘姓胡，他们的厨子是一个比方太略矮的中年女士，有４０年做扁肉的经历。不论是在东南，还是在北京，沙县的扁肉以及蒸饺，形态以及味道均觉相似，胡女士说，这是沙县政府的统一策划，沙县人出门开小吃店，全部挂“福建沙县特色小吃”的招牌，１０平米的铺面，夫妻两人经营，扁肉２元一碗，营养炖罐从５元至１０元不等。沙县人都会做扁肉，沙县官方统计，去年沙县外出经营沙县小吃累计已达10118家，从业人员35127人，占全县人口的；小吃经营收入达亿元，人均增收1389元，占全县万农民人均纯收入3599元的52％。
沙县小吃已经攻陷包括成都在内的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我觉得沙县小吃的美妙处，在于它的精细制作，扁肉、蒸饺全都精细有加，未见走形，小小的炖罐，神秘而新鲜，堪称是一颗味觉与营养的炸弹，我数度喝过鸽子罐，它是以鸽子、花旗参及其他中药炖制而成，五花八门的炖罐，都装在一个蒸桶里保温，随要随取。且店面，又是保持着额外的清洁，虽然沙县小吃皆独家小户经营，他们却似有统一制作标准，选择城市的学校、生活小区等较为偏僻的地方开店，一地开有一店，其余老乡不来参与竞争。
显然，沙县小吃保留了传统的范式，以味觉、形式和营养之要素确立它的竞争优势，与之比较，麦当劳的独家连锁，统一制作标准，沙县小吃遵循的是那个古老的传统约定，与川味遍布大江南北的各式“正宗川味”恰成对应，他们只打统一的沙县牌，沙县是他们的出发地，或者也是归宿。胡女士拿出沙县官方统一制作的沙县招贴画，沙溪之畔的沙县，清水上的沙县，一方水土的美食，今日共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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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鳝面过桥
我住过杭州的胡庆馀堂，胡庆馀堂在杭州吴山北麓，有一大片气宇轩宏、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群，为清末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集巨匠、摹江南庭院风格耗白银三十万两于1874年创建。胡庆馀堂号称江南药王，承南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广纳名医传统良方，精心调制庆馀丸、散、膏、丹、济世宁人。住在这里，隐约有一种住进历史的感觉。
胡庆馀堂出门的右手是大井巷，左手是河坊街。今日的河坊街，是一条仿古步行街，除卖些仿古工艺品外，余下就是茶楼酒肆，我喜欢早晨或静夜到此转悠，杭州的夏天也热，河坊街却是有凉风，惟那店家门前的人物铁塑，冷不丁看去以为是一个人执壶倾倒残茶。总之在河坊街，会隐约地找到一些趣味的感觉，或古旧的心情。夏天的酸梅汤也好，犹感觉河坊街小笼蒸包的绉子，旋得像朵梅花，我在心里拿它与武汉的小笼包和开封的灌汤包子的绉子比较，武汉小笼包的绉子旋得比较随意，若脐，开封灌汤包的绉子，有工整的３２道，相比较还是河坊街小笼包的绉子胜出。
杭州为南宋古都，所以杭州人的悠闲情趣不输于开封、西安、北京和南京，早晨大约都是九十点钟到河坊街吃早点，据说夏天里，他们会躲进大茶楼去吃一整天的茶。我觉得，还不如去西溪或玉皇山野餐。河坊街诸多小吃都尝了个遍，依稀记得，梁实秋喜欢江浙一带的爆鳝面过桥，我就去吃。
爆鳝面，是指面条的一个种类，移到别处说，就是加爆鳝背臊子或浇头的面条，吃法计有两种，爆鳝面和爆鳝面过桥。爆鳝面，直接将爆鳝背搁了煮好的面里，爆鳝面过桥的爆鳝背不直接搁在面里，单独另搁一盘，吃面时，将爆鳝背从盘子里夹起来吃，此谓过桥。有一说，丰子恺认为，过桥乃过浇之误，过浇，就是把浇头不搁面里。
入乡随俗，我也学着杭州人吃，要一碗爆鳝面过桥，一瓶西湖啤酒，先饮西湖啤酒，吃爆鳝背。据说，中国人一年饮啤酒，要饮干四个西湖，从西湖水体的面积推测，饮干四个西湖不算多，饮干一条长江也算不得海量。西湖啤酒属清爽型，冰镇以后，清凉爽口，那爆鳝背，是选用粗壮的鲜活黄鳝，斩头截尾剔骨后切成鳝片，用素油爆，荤油炒，麻油浇，直至鳝背黄脆为止，口感是脆韧交加，嚼得出水乡滋味。爱杭州，吃爆鳝，人间天堂要享受的事情，此样的品饮也算得其一。
一瓶西湖啤酒饮罢，已经不渴，爆鳝面过桥余下半盘，悉数倒入面中，复又煨热焖绵，鳝香释散面里，就精细地吃面，杭州人吃食雅致而斯文，声音的分贝不甚高，如夏天的鱼儿在荷下吃食，啵啵啵的细小声音，弥漫在水汽之上，而西湖的烟波，送给了柳风。我想那南宋的大夫，居此偏安，估计就不思中原了。上世纪著名的湖畔诗人汪静之，在西湖结成湖畔诗社，号称湖畔诗人，写下了许多的抒情诗，汪静之的名作《惠的风》，便是如此抒情：
蕙的风
是哪里吹来
这蕙花的风——
温馨的蕙花的风？
蕙花深锁在园里，
伊满怀着幽怨。
伊底幽香潜出园外，
去招伊所爱的蝶儿。
雅洁的蝶儿，
薰在蕙风里：
他陶醉了；
想去寻着伊呢。
他怎寻得到被禁锢的伊呢？
他只迷在伊底风里，
隐忍着这悲惨而甜蜜的伤心，
醺醺地翩翩地飞着。
漂泊中的美丽乡愁（1）
肖卫东
记得1995年年底，我在书店看到一本散文集：《男人的蜕变》，作者是古清生。我翻了翻，喜欢里面的流浪的文字，就买下了，尽管当时我身上没有多少钱。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古兄描述的文字中，陪着他一起流浪北京。在当时许多人（包括我）还以吃皇粮为荣的年代，古兄却抛弃工作，背着一台286电脑闯北京，我真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从那以后我一直关注着古兄的作品。
因为我也爱好文学，发表过一些作品，我就非常向往古兄那样的生活。后来我跟女朋友说，我也想去北京流浪写作，象古清生那样。女朋友抚摩了我的额头，说，你发烧了吧！我没发烧。97年，我离开了单位，不过没有去北京，而是南下到了广东，我的身上带着《男人的蜕变》这本书。后来，我进了外资企业，因为生存的需要，我与文学几乎绝缘了。《男人的蜕变》这本书也被同事弄丢了，而古兄笔下的北京也成了我心中的痛。
后来，我又买到了古兄的《漂泊者的晚宴》，也很喜欢。在打工期间，它陪我度过了许许多多酸甜苦辣的日子。
今年五月初，我终于得到了一本古兄亲笔签名的书，书名是《大嘴吃八方》。在我以往的心目中，古兄是以一个流浪作家的形象出现的，心想他怎么会写起吃来了。
晚上，我坐在床上，随手翻了几页《大嘴吃八方》，我那迟钝的味觉细胞，被古兄灵动的文字调动起来了。恍恍惚惚的，我也随着文字的流动而在书中与古兄神游。。。。。。
在浙江，我们去杭州吃蒸味，去温州吃虾子酱、子姜芽、卤鸭舌。一天，在吃马蹄笋时，古兄美滋滋对我说“吃鲜笋是我幼时就有的喜好，幼时待在赣南的乡下，我叔叔开着中药铺，总是有人来抓药，买药酒或者无所事事聊冬天打猎。那个时候，虎是极难见到了，我总共只见过一次被打的老虎，是用红布裹了嘴巴和四爪的，四个大汉用门板抬着虎走，招摇得很。遇村子便停在村口展示一番，将门板搁在条凳上，人亦乐得为他们搬条凳，感觉谁打到老虎都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当然，人也至少要有豹子胆才敢打虎，常人的胆是不足以打虎的。好在那时候还有山猪、麂子和野鸡可供一般人打，我见过他们打的山猪，嘴尖而长，据说也是吃笋的老手。有一个瘦瘦的前辈，称其会挖冬笋，直把我的敬佩全部地俘获去了，因为冬天笋还不出头，连地表上一点点爆裂也没有，那冬笋也只能说是竹子生得大一些的芽，皆在土中。该前辈说，他是凭了经验判断竹的主根朝哪边长的，循了根去，就不愁找不着笋子。那时候，我是喜欢吃冬笋炒腊鸭，腊鸭的腊味很香，冬笋的竹青味很鲜，闻到冬笋炒腊鸭的味道，我就迈不动腿。甚至只要见到谁家门口有新剥的笋壳便要浮想联翩，就是冬笋炒腊肉也好啊。”（《好竹连山觉笋香》）
有时我们还跑到楠溪江、雁荡山去吃。
我陪着古兄到处流浪，去兰州吃拉面，吃羊头。在西安吃面条，吃羊肉泡馍，还站在城墙脚下吹埙，旁则有人伴以唱秦腔，其声其韵，竟至悠远深邃，好似出自千年深忧积怨的肺腑，还有绵绵的羊肉泡馍味。在平遥古城吃“外宾早点”，在临潼吃羊肉泡馍，在广东，吃清淡鲜活的菜和汤。在武汉吃热干面。在上海吃精致的烤麸。在青岛吃烤虾，在樟木溪吃丝瓜。
当然猪肉、荠菜、外婆的腊肉糍粑也是少不了的，还吃过卤八哥。不过，在北京这个深藏不露的美食中心，我只吃过北京的湖北菜，还没吃过古兄用紫铜火锅做的菜，不晓得味道怎样。
闲时要么陪古兄上街买蟹，要么陪古兄读《儒释道论养生》，要么去北京通州八里桥茶叶街，陪古兄买茶和聊茶。有时听听施特劳斯或“二泉映月”这样的古典音乐，有时看小桥流水、霜芦稻香的景色，还有远树的栖鹤，或缓行于湖滨江畔的牛群。有时还去茶馆看茶艺表演。
吃红蕃茄与水乡鱼冻时，古兄盯着肉片汤上的葱花，跟我谈什么民族的牙齿。
吃豆角时，古兄就谈他的豆角情结，“我读书第一次逃学，老师就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