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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摄影术和电报并不是一锤击倒了印刷文化的大厦。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阐释的习惯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这种习惯统治着世纪之交的美国人的思想。事实上，20世纪的前几十年也见证了语言和文学的辉煌时代。在《美国信使》和《纽约客》这样的杂志里，在福克纳2、菲茨杰拉德1、斯坦贝克2和海明威的小说中，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和《纽约时报》这些大报的栏目中，所有的文字都散发出震撼人心的魅力，愉悦着人们的耳朵和眼睛。但这却是“阐释时代”的绝唱，就像歌手临近死亡时的歌声那样，最动听、最甜美。这预示着“阐释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在它即将逝去的旋律下，一个新的音符已经响起，确定曲调的正是摄影术和电报。在它们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它们的语言是图像和瞬息时刻的二重奏，一起吹响了迎接美国公众话语新时代的乐章。 。。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7）
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电子对话的每一种媒介，都步步紧随电报和摄影术，并且在表现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些媒介，例如电影，从本质上就具有这样的潜能。其他的媒介，如广播，比较倾向理性的话语，但在新的认识论的冲击之下也转而成为新认识论的俘虏。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当然，玩躲躲猫游戏并没有什么过错，娱乐本身也没有过错。正如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报和摄影术为中心的交流媒介创造了躲躲猫的世界，但在电视出现之前，没有人想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家万户。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电视时代的第二代观众，对于他们来说，电视是他们首选的、最容易接近的老师，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电视也是他们最可靠的伙伴和朋友。简单地说，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没有什么人会因为年幼而被禁止观看电视，没有什么人会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舍弃电视，没有什么教育崇高得不受电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
电视在很多方面也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充当着指挥中心。例如，我们对于其他媒介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的影响。通过电视，我们才知道自己应该使用什么电话设备、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买什么磁带和杂志、听什么广播节目。电视在为我们安排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
这里还有一个具讽刺意义的小例子：在过去数年中，我们了解到电脑是未来的技术。总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会使用电脑，我们便无法完成学业，继而会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也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电脑，就无法经营生意，无法列出购物单，无法把支票本保持整洁。但是，关于电脑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对于它的任何了解都来自电视。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就在同时，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电视还赢得了“神话”的地位。他认为，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神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我们无形意识中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电视的方式。我们早已经不会为电视这个机器本身感到惊喜和迷惑。我们不再重复电视给我们带来的奇迹；我们不再只把电视机放在某些特定的房间里；我们不再怀疑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根本不会意识到电视提供给我们的特殊视角；甚至连“电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这个问题也被我们丢到了九霄云外。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奇怪的问题，就像有人问耳朵和眼睛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一样。20年前，“电视到底是塑造文化还是仅仅反映文化”这个问题曾引起许多学者和社会批评家的广泛兴趣。随着电视逐渐成为我们的文化，这个问题已经被遗忘了。我们不再谈论电视本身，我们只谈论电视上的东西，即它的内容。电视的生态学（不仅包括其物质特征和象征符号，而且还包括我们和它的关系），如今在我们看来都是天经地义了。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8）
电视已经成为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面镜子，是过去一个世纪中电子媒介最醒目的剩余物。它已经彻底地融入了美国文化，我们已经注意不到电视机在黑暗中轻轻发出的嘶嘶声或摇曳着的灰色灯光。这些都证明，电视的认识论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建立起来的躲躲猫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显得陌生。
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本书后面的一个目标是要让电视认识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我要用具体的实例来证明，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除此之外，我还想证明，为了加入伟大的电视对话，美国文化机构正竞相学习电视的术语。换句话说，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很有可能，到最后，我们会接受它并且喜欢它。这正是奥尔德斯·赫胥黎50年前担心过的，现在终于发生了。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七场著名辩论的序幕，是1858年8月21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托瓦拉开的。按照事先约定，道格拉斯先发言半个小时，然后林肯作一个半小时的答复，最后由道格拉斯再次发言半个小时来反驳林肯。这次辩论持续的时间在两人的历次辩论中算是相当短促的。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交锋过几次，每一次都是唇枪舌剑，不到筋疲力尽誓不罢休。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道格拉斯首先发言3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作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5点钟，他可能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1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顺便还应该提一下，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不是总统候选人，在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当时的各种集市上常常有演讲的节目，大多数演讲者可以得到3个小时的时间来陈述观点，而且既然演讲者都不希望打无对手之战，他们的反对者也会得到同样多的时间来反驳。（我们应该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演讲者都是男人，在斯普林菲尔德持续了几天的一次集市上，“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女人在院子里作关于‘妇女在当今进步运动中的影响’的演讲”。1）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9）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仅仅依赖集市或特别场合来满足自己对于演讲的需要。“树墩”演讲者在当时非常盛行，特别是在西部各州。在伐木之后的树墩边或任何一块空地上，只要有演讲者，他的周围就会聚集起一群人听他说上两三个小时。虽然这些听众非常专注并对演讲者表示足够的尊重，但他们绝不会沉默不语或无动于衷。在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过程中，常常有人大叫着来鼓励其中一方（“告诉他，亚伯！”）或表示蔑视（“有本事你就快回答”）。如果听到什么精彩之处，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鼓掌。在奥托瓦的第一次辩论中，道格拉斯以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来回答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的朋友们，”他说，“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2对于听众的良知，甚至他们的判断力，我们无法过多评判，但谈到他们的理解力却是有话可说了。
首先，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听众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今天有哪一个美国听众能够容忍7个小时的演讲？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