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既然中国军人手无寸铁，自然只能“尽任日军所为”了。
【七】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说明它默认并且赞同张学良的处理方针
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力图诉诸悲情，证明曲在日方，“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路轨之理”。其办法是诉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东北干部会议，作出的决定就是“一切听各国裁判”。在随后召开的东北外交委员会上，顾维钧提出，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顾维钧*》（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4页。张学良和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其后，南京国民政府采纳的就是顾维钧的方案。
蒋介石从上海方面得到沈阳发生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张学良，要张向外宣传时“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东北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无一语谈及军事准备与军事斗争。《中日关系史料》，第1页。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之行动。”《*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81页。2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以防“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中日关系史料》，第12页。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曾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这就说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默认和肯定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8）
当然，揭穿日方谎言是必要的，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下达任何一个军事准备与抵抗的指示，却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当时就提出：“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戴传贤、朱培德电蒋中正，中央决请主席回京》，《中日关系史料》，第2页。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邵元冲日记》，1931年9月19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4…775页。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和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1932年1月12日，蒋介石下野还乡，在奉化武岭学校演讲时说：“中国国防力薄弱”，海陆空军不足，一旦给日本提供“绝交宣战”的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317页。应该说，这段话道出了蒋介石的思想症结。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还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当时，蒋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灭在江西等地不断发展的*和红军的力量，自然，对外必然采取息事宁人的对策。9月20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级党部“唤起全国国民，努力救国”，但是，其第一条却居然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79页。
九一八之后，日本进一步企图在华东地区挑衅。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说：“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中日关系史料》，第21页。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这就较“不抵抗主义”向前进了一步了。
附记
此文写成，承台北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赐告，蒋介石《事略稿本》1928年5月11日记载：“上午辰刻，电冯玉祥云：已与谭、吴诸公商决，正如兄意，对日暂取不抵抗主义，各部仍以积极北伐为原则，已分头进行矣。”此电可证，冯玉祥当时亦是“不抵抗主义”的创意者之一。关于此，当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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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1）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出了“持久战”思想。有一种说法，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是*，特别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直接影响的结果。其实，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相关说法并不正确。考诸史实，国民党有意识地吸取*的“持久战”思想，主要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初，可惜好景不长，未能长期延续。
【一】程思远回忆错误
国民党人“持久战”思想中有两句关键的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有人称之为“十二字方针”。关于这两句话，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这就是说，这“十二字方针”的提出者是白崇禧，而白又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启发下提出的，因此，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和毛泽东密切相关。由于白崇禧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著名的军事家，程思远又长期追随桂系，熟悉桂系内情，所以历史学家们对程思远的这段回忆均深信不疑，竞相引用，成了*“持久战”思想影响了国民党的铁证。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传》都加以引用，并评论说：“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
事实果真如此吗？否。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系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的演讲，其中明确指出，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该文提出了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一整套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方针，深刻地分析了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诸种作战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01…477页。通观全文，完全没有谈到空间、时间、小胜、大胜之间的关系。同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中，也不曾谈到相关问题。白崇禧何从归纳得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白崇禧本人的回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虽是他提出来的，但其时是在1938年初，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迁移武汉办公之后不久。
1963年12月21日，白崇禧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三井教授访问，谈到“太原会战之检讨”时曾说：自太原失守，二战区有少数（士兵）渡黄河到河南者，当时我在武汉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正式提议，第二战区全体官兵不得因太原失守而退过黄河或其他战区，否则以军法从事。当时我并建议对日抗战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幸蒙采纳，并令各部于山西境内以游击战与正规战并用，保障山西根据地。《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231页。1964年4月21日，白崇禧再次接受陈三井教授访问，谈到游击战时又说：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幸蒙委员长接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352页。第二战区，指晋察绥战区。太原失守，时在1937年11月8日，少数士兵自山西渡过黄河到河南必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白崇禧的回忆明言国民党最高当局召开会议，检讨第二战区作战的时间是在1938年，其具体时间虽不可确考，但是，蒋介石采纳白崇禧建议并给山西当局下令的时间却是可考的。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2）
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武昌中枢纪念周演讲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