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原打算借助西南军阀的武力，来进行革命斗争，保卫民主政治，然而，这些军阀多是一些具有强烈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他们从来不尊重民意，不遵守法律，心目中并没有“约法”和国会，他们只是为了保住各自的地盘，才打起“护法”的旗帜，企图利用孙中山做幌子，借以增大其“自主”的声势，便于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达到割据一方的目的。他们一开始就离心离德，多方相互掣肘。孙中山名为军政府大元帅，实际上军政大权操于桂系之手，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既无地盘，又无实力，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孙中山的政治、军事、经济主张都无法实现，命令不能出府门，最高领导机关实际上成了一个空架子。
1918年春，身为军政府元帅的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为和北京政府实行妥协，暗中加紧推翻孙中山和军政府的活动。4月10日，在桂系军僚陆荣廷和在政治上拥护北洋军阀统治的政团之一政学系政客的收买、操纵下，国会非常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取消大元帅一长制，改为总裁会议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陆荣廷、岑春煊7人为总裁，并以政学系头子岑春煊为主席，进一步剥夺了孙中山的职权，使他无法立足。孙中山愤恨桂系军阀的跋扈，而本身又无力反击，于是被迫于5月4日向国会非常会议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务的呈文。5月21日，他怀着“时变亟矣”、“国将不国”的沉重心情，黯然离开了广州再到上海。孙中山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了！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先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63号，两个多月后迁到由华侨集资购赠他的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这时，孙中山同北方军阀决裂了，同南方军阀也分道了，他目睹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不已，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他看到黄浦江面上横行无阻的是帝国主义各国的军舰和轮船；马路上耀武扬威的是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和警察；矗立着的许多高楼大厦都是帝国主义各国或军阀们的商行；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门口竖立着的是一块“中国人、狗和自行车不准入内”的帝国主义污辱中国人民的牌子……面对着此情此景，孙中山忧心如焚，心里实在有说不出的痛苦。他一生追求的是救国真理，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要使国家富强，要使人民大众幸福，但是该怎样实现这个理想，如今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依靠什么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他一时无从回答，他感到苦闷，孤独，“孑然无助”，一筹莫展，意志消沉，对“外方纷纭，殊不过问”，完全陷入了苦闷和绝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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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芙乐尔号的炮声（1）
在中国护法战争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从欧洲蔓延到亚洲、非洲和美洲，先后共有33个国家分别加入两大军事集团。这场大战，死伤3000余万人，全球经济损失达3000多亿美元，给参战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灾难。
属协约国军事集团的俄国，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最薄弱的一环，它仍保留着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工业化的程度远远不如英、法、美、德等国。早在1905年1月即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前几个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下，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了，虽然没有推翻俄国沙皇，但产生了具有国会性质的资产阶级的“杜马”。当时属第二国际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在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社会主义革命等诸多问题上观点不同形成了孟什维克（多数派）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少数派）。
到了1917年，战争已使俄国疲惫不堪，俄国一步步地走向灾难的深渊，物价飞涨，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沙皇宫廷内部动荡不安，社会躁动，人心思变。俄国首都彼得堡“首都社会安全和秩序保卫局”在1月19日的一份报告中说：“已经不正常的政治状况在日益变得更为的不正常和紧张，整个社会都在渴求摆脱这种状态的出路。”
2月18日，一场连续几天的暴风雪导致了俄国尼古拉铁路运行的中断，彼得堡的粮食供应断绝。工人罢工、街头抗议在迅猛发展。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彼得堡最大的企业——普梯洛夫工厂的约三万名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的鼓动下###，并宣布总罢工。19日，俄国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亲自去彼得堡郊区的沙皇村向尼古拉二世报告局势，并警告说，如果沙皇解散杜马，革命必将爆发，那时“革命将推翻你，你也将不再能称王称帝”。尼古拉二世却傲慢地回答说：“那就求上帝帮助吧！”罗将柯再次警告说：“上帝什么也做不了，你和你的政府把一切都搞糟了，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
尼古拉二世在一批掌握实权的军人的支持下，极力主张对###示威的群众进行镇压。对于这种决策，代总参谋部长米·瓦·阿列克塞耶夫将军向尼古拉二世进言说：“陛下，您在有意为自己准备绞架。请不要忘记那些乌合之众是不会讲礼貌的。”然而沙皇尼古拉二世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2月26日，在沙皇军队的镇压下，有数十名示威者被打死，171名示威的带头人遭逮捕，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几乎均被逮捕。在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工人们重新走上街头，示威者喊出了“打倒战争！”“打倒沙皇！”“要求面包！”的口号，并且攻占弹药库，夺取枪支弹药，从监狱中释放犯人……骚乱最终转为革命——一场终将结束沙皇罗曼诺夫家族300多年专制统治的二月革命。
在此情况下，罗将柯要求沙皇责成可信赖的人组成新政府，以挽救王朝的命运。但尼古拉二世不以为然，他称罗将柯为“爱说胡话的胖子”，对他的要求没有给予回答，仍然命令军队开往彼得堡进行镇压。矛盾顿时激化。
27日，杜马的代表趁机选举出了“恢复首都秩序和各机构及人士联络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简称“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当晚10时，国家杜马接管政府权力并着手建立新政府。
就在同一天，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成立。于是，在2月27日这一天，同时出现了两个权力机构，并且都在塔夫利达宫行使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支持尼古拉二世的军队纷纷倒戈，末代沙皇陷入众叛亲离的尴尬局面之中。
3月1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杜马临时委员会举行谈判，最后达成了成立临时政府的协议。
1917年3月3日，俄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领导者为克伦斯基。
临时政府的成立不仅意味着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而且也意味着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且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和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彼得堡执行委员会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着深刻分歧。
1917年11月7日（俄历为10月25日），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下，红色工人赤卫队攻打冬宫，停在彼得堡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对着盘踞在冬宫的临时政府开炮猛轰，炮声中临时政府土崩瓦解，克伦斯基在经过“一番荒唐的改装”后逃跑，政权转入以工人、农民、士兵为主体的苏维埃手中，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翻身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这就是震撼世界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
阿芙乐尔号的炮声（2）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打碎旧世界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给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带来了希望，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十月革命”深深地震撼着古老而灾难深重的中国。
“十月革命”给对中国革命前途陷入苦闷和绝望困境中的孙中山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他仿佛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他站在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上欢迎俄国的十月革命，希望革命后的俄国成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真正同盟者。孙中山指导下的在上海出版的《民国时报》，在中国最早报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该报1917年11月10日的大号标题是《美克齐美占领都城》。美克齐美乃Maximalist的音译，是过激党之意。此后，该报不断刊载俄国革命的消息。
当时在中国第一个站出来热烈欢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他在当时由陈独秀主办的颇有名气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一文。
与李大钊一样，当时孙中山也密切注视着升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红旗的俄国。那时世界上14个资本主义国家像对付洪水猛兽似的立即从四面八方把这刚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包围起来，妄图一举把她消灭在摇篮里。俄国国内的白匪帮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也遍地燃起了反革命野火。刚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内忧外患，疮痍满目。白匪帮破坏了交通，控制了产粮区，除武装攻打外，还妄图用饥饿手段，把革命心脏彼得堡扼死，革命导师列宁英明果决地组织并领导工农红军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血战……曾有过艰难革命经历的孙中山深深地同情俄国革命者眼下艰难的处境，他在上海想了很多办法，准备和苏维埃取得联系，希望中国的革命者能对俄国革命有所帮助。
1918年夏季，正当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一致疯狂地诅咒和诬蔑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时候，孙中山毅然地通过美洲华侨以个人的名义向十月革命领袖列宁和苏维埃政府拍发了一个贺电，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苏俄劳农政府的成立。电报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这份电报表达了中国革命者对苏维埃革命者的友好和支持，也表明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孙中山的进步。
虽然俄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