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认为，共产党是由一些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一知半解的年轻学生组成的“青年共产党”，其所信奉的主张是“反对政府、反对私有制和宗教等破坏中国社会制度的理论”，认为其“惑世诱民，凶于兵祸”，欲除之而后快。在他们的眼中，共产党就是“洪水猛兽”。共产党则认为南方的国民党与北方的各党各派是“一丘之貉”，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之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在共产党眼中，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毫无区别，实不能与之为伍，因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便决定不与他们建立任何关系，“应采取独立的攻击政策”。一个高举###大旗，欲尽快除之而后快，一个冷若冰霜，拒彼于千里之外，两党真可谓冰炭不可同器，水火不能相容。
当国共两党成员还在互相敌对、互相攻讦的时候，历史性的变化却悄然发生了。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思想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战略决策。
作为共产国际的执委、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正式代表，马林想方设法实现共产国际的意图。他为促进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与势不两立的国民党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经过仔细的调查，他认为孙中山的国民党，是中共在中国可以联合的革命党。
他根据自己在爪哇从事革命斗争的经验向陈独秀提出，中共应放弃排斥国民党的态度，并让共产党和他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
也许是为尊重这位共产国际代表，陈独秀笑了笑，不置可否。
马林见得不到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支持，毫不气馁，于1921年10月主动在上海会见了国民党人孙中山在上海的代表张继，他建议国民党选派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初步表示了共产党希望与国民党建立联系的愿望。
此时，正如共产国际所希望的那样，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广州政府于1921年9月统一两广之后，接着利用当时北洋军阀中奉系、皖系与直系的矛盾引发的战争，出师北伐，向由直系军阀主政的北洋政府开火，于12月4日率领三万大军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
12月23日，当中国北方还是寒凝大地的时候，经李大钊介绍，马林由中###人张太雷陪同，经汉口到长沙，然后到广州，再由国民党###廖仲恺派人护送到温暖的桂林与孙中山会见。
当时共产国际设在西北利亚伊尔库茨克的远东局并不看好南方的孙中山，而看中北洋直系军阀中的实力派吴佩孚，他们希望中共能与吴合作，以此保障苏俄在华北的利益。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正式代表的马林，则希望借助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崇高威望和孙中山同陈炯明合作在广东建立的“根据地”尽快把刚成立不久的中共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不断发展壮大而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马林在桂林整整呆了9天，与孙中山就国共合作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会谈。
孙中山向马林详细地介绍了国民党的斗争历史及其信奉的三民主义。马林也翔实地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的革命斗争及眼下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战争创伤的情况。
通过前些时对国民党情况的调查和孙中山的亲口讲述，马林更清楚的了解了国民党。在他看来，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历经了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五个阶段，历经了清末、民国初年、北洋三个时期，虽说成立将近30年，可党不像党，没有举行过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也没有正常的中央组织机构，更没有日常基层组织活动，这必然导致严重缺乏战斗力。马林认为，国民党自发动秘密反清武装起义到反袁护法，虽经过无数次的斗争却多告失败或收效甚微，党本身的组织建设没搞好是重要原因之一，国民党没有自己的军队，一直靠借用军阀军队或雇用军阀军队作战。鉴于此，马林诚恳地向孙中山提出三条建议：
共产国际的训令（2）
一、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
二、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
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尽快掀起革命的高潮。
孙中山很佩服马林的见解，马林的见识和口才折服了孙中山。孙中山深感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是真诚地在帮助他，解决了他一直在探索而一时理不出头绪的问题，他兴奋地对马林说：“我同意马上与苏俄建立非正式的外交联系并愿意派一个最能干的人作代表去莫斯科。”但在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孙中山还犹豫不定，只是表示“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其他有关合作办法，得慢慢实行”。这说明孙中山对共产主义及新成立的年轻的中共还缺乏充分了解和足够信任。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在马林的极力推荐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组团参加了这次大会。
大会期间，对中国革命十分关心的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及工人代表邓培。他关心地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表示了他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希望。
为了促成国共两党的尽快合作，1922年3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到达上海，随即被莫斯科任命为苏俄政府全权代表同孙中山谈判。
此时孙中山的北伐因陈炯明暗与直系军阀勾搭在内作祟而危机重重，孙中山不得不由韶关回到广州。4月27日达林由中共瞿秋白、张太雷陪同，在广州会见了孙中山。会见的地点，是在孙中山总统府的一间小房子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此时孙中山经由上次与马林会谈已深深认识到革命党建立自己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关心苏俄红军的建制和它的组织、教育情况。达林向孙中山作了详细介绍，并坦诚的指出孙中山手下现有的军队不能担负起革命的重任，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像列宁组建苏俄红军那样重建一支革命的军队。随后达林十分热心地提到国共合作的问题。这时的孙中山对共产党的了解比以前增多，也对共产党有了更多的好感，因此一扫过去的犹豫态度，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在联合的形式上，他反对国共两党平行合作。对此，达林告诉孙中山，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他认为：“这样加入国民党就是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但即使是这样一种合作形式，孙中山也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以何种形式合作是反帝联合战线的具体问题，可待以后逐步解决。他眼下迫切希望苏俄对他进行经济援助，他对苏俄决定帮助中国建筑一条途经土耳其，将莫斯科和广州联系起来的铁路十分感兴趣，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革命最紧要的事业。
在上海的马林在达林与孙中山会谈后即赶赴北京，与当时苏俄政府驻北京公使派克斯商量，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具体建议。
在马林的建议下，1922年4月在杭州召开了中共中央全会，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与马林出席，在马林的主持与影响下，在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确定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基本方针。
4月23日，马林离开上海，经新加坡、马赛、阿姆斯特丹、柏林和雷维尔，于7月中旬回到莫斯科复命。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继派出马林之后一而再地派出代表来中国，急于促成国共两党合作，但他们没想到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也许是因为刚刚成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并不深入，也许是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的状况以及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都缺乏认识，在马林离开中国后便开始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建议，当时有独立自主倾向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表示反对，尤以个性特强素来不愿人云亦云的陈独秀反对最烈。陈独秀与最早到中国与他和李大钊联系的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维金斯基关系颇好，1922年6月陈独秀写信给维金斯基，陈述了他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宗旨及依据的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合军阀张作霖、段祺瑞等，其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政纲，在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看来，国民党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党，共产党如加入该党，则会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在青年人中，将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中山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中山派向来对于新加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已无加入之可能。 。 想看书来
共产国际的训令（3）
但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因北伐受阻而回到广州的孙中山任命李烈均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总指挥，改设大本营于韶关并发布攻击令，北伐军即分三路向江西进击。江西是当时在北洋政府执政的直系在华南统治力量最薄弱的省份，一经北伐军进攻，即迅速溃败，北伐军一举攻占了江西南部重镇赣州，直系军阀陈光远弃职逃窜。接着北伐军乘胜以破竹之势，又攻占吉安，威胁省会南昌，整个江西指日可以平定。此时，革命军的声威大振，革命形势很好，加之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的认识不断加深，开始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