龄等旧友来往外，又先后结交了基督教徒左斗山、传教士王质甫、教员魏友琴、海军军官程壁光、程奎光等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新朋友，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在广州圣教书楼后座的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的南园抗风轩（今文德路中心图书馆南馆）等处谈论时事和政治，谋求救国办法。1893年冬季，孙中山邀集陆皓东、郑士良、魏友琴、程壁光等8人聚会抗风轩，在推心置腹的秘密议论中，酝酿筹备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准备反清起事。
会后，他们就开始行动。陆皓东、尤烈、周昭岳合资在顺德县北水乡创办兴利蚕子公司，作为联络会党的场所。会党是封建性的旧式秘密结社，成分相当复杂，其成员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有的会党具有反清封建王朝的政治要求。与“会党”久有往来的郑士良四处奔走，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但此时孙中山对起事之念却犹豫起来了，他考虑到组织、推翻清廷依靠的仅仅只有这么几个朋友，而这些朋友除程壁光、程奎光是海军军官外，其他人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他反躬自问：“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路不通。于是，他把目光投向清朝政府中“识时务”的大臣李鸿章，心想如果李鸿章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也未尝不可挽救贫弱的中国。
李鸿章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手握军政大权的汉族重臣，经营“自强求富”洋务及海军30多年。孙中山的老师香港西医书院的康德黎博士称他是“中国之俾斯麦”。康德黎对孙中山颇有好感，曾向李鸿章推荐孙中山，称他为中国的可用之材。李鸿章也曾通过康德黎向孙中山表示：“同意孙中山进京候缺”。
当时的孙中山虽然有了一些革命思想，但是还没有成长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与发表过不少鼓吹改良主义主张论文的何启早有结交，又不断和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思想上受到了他们的一些影响，加上国内改良主义思潮盛极一时，因此孙中山与当时某些先进人物一样，对清朝政府抱着若干幻想，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上层某些人物。
1894年1月，孙中山悄悄地回到他的家乡翠亨村，关起门来，用10天时间，埋头写了一封长达8000多字的信——《上李鸿章书》。这封上书，是孙中山的一篇中西思想之精华相结合的，关于富强中国、发展生产的较完整而系统的早期著作。孙中山在这封上书里所表现出来的救国思想，实际上是一份赶超西方国家的建设宏图。它所议论的方方面面，对后世治国者起了很大的借鉴作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求封建统治者李鸿章“玉成其志”“陶冶而收用之”，这却是幻想。一个买办化的封建大官僚，怎么可能采纳这种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主张？结果是李鸿章没有接见他，毫不理睬他的意见，上书改良成为泡影。
兴中会武装革命（1）
1894年夏秋间，孙中山和陆皓东漫游京、津。名为漫游，实是一窥清廷之虚实。
他们“窥”到北京城内的政治之龌龊，百倍于广州。甲午战争即将爆发，国家危在旦夕，而清政府却热衷于筹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太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下令动用饷需和边防军费100万两，挪用铁路工程经费200万两，向各省和京内衙门摊派强征200万两，专供她挥霍。孙中山由此联想到广州及全国各地的情况，不由深深感到：“清政府官僚生活中的乌烟瘴气，犹如死海上的浓雾一样。清政府既借故苞苴科敛，卖官鬻爵以自存，则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乎！”他和陆皓东觉醒了，认识到腐朽的清王朝是无法用改良的办法挽救的，必须用根本改造来代替局部改良。
同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这次战争中，中国的一些爱国官兵英勇作战，宁死不屈。可是，清朝政府腐朽无能，不敢坚持抵抗，使战争遭到惨重失败，引起全国震动，人民激愤。这时孙中山再次感到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只有革命才是解救国家危难的唯一出路。他毅然下定决心与陆皓东分头活动，创立兴中会，准备武装起义，要救中国于水火。
1894年10月，孙中山从上海乘轮船经日本，再度回到自己少年时读书的地方檀香山，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于1894年11月底创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兴中会，吸收会员20多人。会员填写了入会盟书，由孙中山领导，举行了秘密宣誓仪式。选举出刘祥、许直臣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
中国封建社会从战国、秦、西汉起至唐、宋、元、明、清，经过2000多年漫漫的历史长河，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政治理论自孔子学说形成之后，逐渐有了牢固的社会基础，“三纲五常”可谓深入人心，任何企图冲破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都难以发展，而封建社会制度的弊病最终归结于帝王身上。因此，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中国，只有朝廷的变更，而无社会革命。然而，社会的发展必定有它自己的规律，任何阻挡社会规律的意愿，终归要不破自灭的。兴中会的宗旨，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它体现了孙中山早期的民主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即派员到檀香山各埠扩展组织，不久在茄荷尔蒙雷埠建立了以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为主席的兴中会分会，孙眉又亲到百衣建立了以邓荫南为首的兴中会分会。兴中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吸引会员130多人。
檀香山兴中会虽然带有狭隘的地域性，缺乏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它的成立非同寻常，它发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它不仅标志着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初步形成及其革命活动的正式开端，并且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形式上的初步形成，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从此之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进入了新时期，孙中山登上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舞台。
孙中山在建立了檀香山兴中会后即到了香港，召集陆皓东、郑士良、杨鹤龄等人，讨论在香港建立兴中会的组织事宜。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参加人数达几十人。为避人耳目，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
不久，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赴广州秘密串联，设立了广州兴中会分会，陆续加入者达数百人，并设立了起义机关。
早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便开始着手引导会员筹集军费，并召集宋居仁、夏百子等20余人组织兵操队，聘请一丹麦人为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回国进行反清武装起义。香港兴中会总机关一建立，他就同大家商议发动起义，筹划袭取广州。孙中山打着行医的招牌，积极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共谋举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兴中会武装革命（2）
同年4月17日，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日本侵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勒索了二亿多两白银的赔款，还允许日本资本家直接来中国办工厂。全国人民闻讯，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许多人撰写文章或诗歌，声讨清朝政府卖国罪行。反对割让台湾、要求废除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的孙中山这时更是激愤，认为时机已到，不能再等待了。他立即筹备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清朝政府，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为发动起义，孙中山和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辛勤奔走，往来于港、澳之间策划部署一切，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为掩护起义的机关，又在香港同兴中会领导成员多次开会，讨论起义计划和起义后的具体政策。孙中山亲自承担军务，拟订攻取方略，并率陆皓东等到广州主持起义事宜。孙中山决定由杨衢云、黄咏商等留在香港负责筹措经费和购运军械等后勤工作，由谢缵泰与《德臣西报》主笔黎德、《士蔑西报》主笔邓肯联系，争取这两家英文报纸的支持，又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联系，想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经过半年的积极活动，起义机关购买了600支新式手枪，联络并组织了广东省各地的防营、水师军队及附城一带会党、“绿林”和游勇等，先后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在筹备工作大致就绪后，孙中山决定于当年10月26日（旧历9月初9）利用重阳节回乡群众来省城扫墓的机会，炸毁两广总督署，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规定参加起义者用红布缠臂作标志，以“除暴安良”为口号，陆皓东又设计了一种青天白日旗以代替清朝的黄龙旗，并制定了夺取广州后北捣清廷的计划。到10月25日晚，各地的“绿林”首领、军队首领等，都集合到了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准备起事。但由于内部步调不一，谋划不密，起义事先被清朝政府察觉，从香港秘密运送的枪械又被海关查出扣留，香港殖民当局也将兴中会活动情况向清政府的两广总督告密，两广总督谭钟麟急调军队加强广州防卫，并派兵封闭革命机关，搜捕起义人员，这次起义没有正式发动就被镇压了。参加革命的陆皓东、朱贵全等牺牲，另有40余人被捕入狱。
被孙中山称誉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的陆皓东，在他慷慨就义前的供词中豪迈地写道：“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他深信起义之火必成燎原之势，含笑慷慨就义。
虽然广州起义带有单纯军事冒险的性质，缺乏群众基础，以致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