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关内共产党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推迟到上海一些领导人回广州后召开；两党在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应在国民党“二大”上解决等。协议制定后，国共双方一致同意，并在协议上签字。
对于这次上海谈判所达成的7点协议，孙科等人十分满意，他们都表示要回广州参加“二大”，并表示要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和合作。
上海谈判后，中共中央认真履行协议，将协议方针再三向基层党员报告。为将协议精神贯彻到国民党“二大”上去，陈独秀特派张国焘出席“二大”并担任中###团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二大”会议期间指导中###人行动。 。 想看书来
国民党分裂与蒋介石地位上升（3）
“二大”主要任务是针对国民政府成立、廖仲恺被害、戴季陶的反动理论、第二次东征胜利、西山会议派的公开分裂活动后的新形势，重申继续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巩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全力回击右派的进攻。
“二大”是国共合作共同召开的最后一次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是有右派出席，但没有右派作祟的全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工作因审查委员会中的右派林森在北京，老右派邓泽如不出席，改由共产党人林祖涵、毛泽东、谭平山负责，他们把好了代表关，有利于会议的正常进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56名，中共成员约占三分之一强，基本能保证会议的正确方向。
本来连代表资格都没有的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在会议讨论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意见时，蒋介石有意偏袒这一伙国民党###，以维护国民党大团结为由，极力主张“从宽处理”，采取“较为满意的补救办法”。但共产党人坚决不同意，毛泽东在会上大声呼吁：“现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否则将危害无穷！”这一提议也为绝大多数代表所接受，会议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给居正、石青阳、覃振、邵元冲、叶楚怆、张继等人警告处分；戴季陶未经中央同意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文，引起党内纠纷，要其深刻反省；确定西山召开的“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确定“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非本党的正式机关，此委员会及以前各地的所有执行部一律取消；停止叶楚怆《民国日报》主编的职务。
大会选出的国民党领导机构，同样体现出国共合作的成果，中共成员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的比例与国民党“一大”时基本差不多，毛泽东仍为中执委员，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大力支持下，蒋介石以他掌握的国民党革命军第1军的实力和二次东征的军功，高票当选为由36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首次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由9人组成的中执委的常委，排名汪精卫之后，为中常委的首席委员，其地位直线上升，进入国民党最高核心决策圈。
1月29日“二大”闭幕，出乎人们的意料，蒋介石再次宣布辞去国民党革命军第1军军长职务。他已经辞过一次职了，这次请辞意思非常清楚，第1军军长职务以他现在的身份已嫌太低，不给他统率整个国民革命军的职务他宁愿辞职，反正总不能让在东征中建立“卓著功勋”的总指挥没有军职吧？
果然正如蒋介石所料，没几天——2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对蒋的新任命到达，任命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蒋介石觉得此职与“总司令”等职务比起来，虚多于实，所以在2月8日又提出辞职，不愿担任“总监”，他转念一想，次日索性又提出辞去“军委委员”和“广州卫戌司令”职务，几乎所有的军职他都不要了。
蒋介石的一连串辞职，实是以退为进，其目的是要更大的官，要掌实在的军权。他心里很清楚，就在“二大”开幕前夕，以老同盟会会员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消灭了老桂系，通电效忠三民主义，从而实现了两广革命根据地的统一，这样势必使军事北伐成为主要政治任务，在这一形势下，组成国民革命军的统一指挥中心迫在眉睫，而以眼下的军事局势论，统一指挥国民革命军之人非他莫属。他早已打好如意算盘。
作为当时国民党的第一把手的汪精卫可不糊涂，“二大”之所以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没有作出决议，就是因为他担心蒋介石上升过快，侵犯到自己的权势。
蒋介石对迟迟不任命他为“总司令”十分不满。在他看来，如果接受“总监”位置，那么以后汪精卫任命“总司令”时可以以此为借口安排他人；而什么“军事委员”、“广州卫戌司令”等职务，他认为要与不要都无足轻重，只要新任的第1军军长、亲信何应钦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加上他眼下在国民政府军界的地位，任何人要想把他挤出军界已是毫无可能。
其实精明的汪精卫已看清蒋介石以退为进、假辞真要的用心，为遏制蒋，他索性置之不理，既不准辞，也不挽留，让蒋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丢人现眼。
颇有权谋的蒋介石见此情形，立即改“以退为进”为“以进为进”的策略！于是，汪精卫联合蒋介石赶走胡汉民的“蜜月期”结束，羽毛已丰的蒋介石与他获取最高权位的最大阻力汪精卫的争斗开始了。
中山舰事件（1）
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大革命的中心阵地黄埔军校内部，虽然作为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一直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者，在军校学生大会上，从来不谈右派理论，总是反复宣传三民主义，一再表示拥护国共合作，但与正在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分左派和右派一样，黄埔军校中的学生组织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一派是孙文主义学会。
据当事人曾扩清回忆：“开学不到两个月，学生第一队的共产党员学生蒋先云即与在粤的粤、桂、湘、滇各军所设立的军官学校的学生取得联系，酝酿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并向黄埔军校建议成立这个组织，意在以革命的黄埔学生，来影响各军官学校的学生，以免成为各军在广东争夺地盘、各霸一方的罪恶工具。这个建议，不仅为全体黄埔同学所赞同，而且得到了蒋介石的特许。当即推蒋先云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筹备员，我亦在被推之列，蒋介石还亲笔写了一篇发起这个组织的序言，说明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革命意义。到10月左右，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基本建立起来。加之军校第二期的共产党员同学周逸群、王一飞等的积极活动，在大多数的青年军人中，树立了相当的威信。”
黄埔一期学生徐向前元帅也曾回忆说：“黄埔从筹建开始之后，在共产党特别支部领导和支持下，以共产党员蒋先云同志为代表的进步学生，发起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名义上是联系青年军人的群众组织，实际上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我们党对青年军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
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和组织下，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广州地区军校左派学生的中心，发展成员2万余人。联合会以黄埔军校为核心阵地，组织军校学生，支持统一战线，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配合军校中心工作开展革命活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担心。曾扩清回忆说：“早在黄埔军校开学时，国民党的老顽固分子谢持由上海来广州，说是参加军校典礼，他住在广州大沙头医院，以养病为名，极力拉拢军校中的右翼分子，如教授部主任王柏龄等以及学生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极尽煽动之能事，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等等，危言耸听，激起了上述诸人对共产党员同学的仇视。后来他们又得知蒋先云、周逸群等在学校内公开散发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而他们又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核心分子，就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不是一般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从而决定采取以组织对组织的行动。孙文主义学会，就是在这样情势之下，专为对付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起的。”
孙文主义学会，并不是为了要学孙文主义。曾扩清回忆说：“他们一经发动，就千方百计地找共产党员同学惹是生非，寻衅肇祸，种种蛮不讲理的情形，真是举不胜举。由于他们经常大打出手，恶名就传遍了广州。”
因青年军人联合会接受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使蒋介石对其大失所望，于是转而暗中对孙文主义学会大力支持。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胡静安经常向蒋报告共产党员的生活情形，颇得蒋的欢心。孙文主义学会的血花剧社的社员，都由蒋直接领导，逢年过节，都齐集在他家聚餐，关系比一般同学亲切。蒋在筹建党军时，除了不得不征用一批军事素质和群众基础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进步学生外，挑选的军官人选大多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
戴季陶的“纯正的三民主义”出笼并风行广州时，孙文主义学会把戴季陶的理论奉为“圣经”，大力鼓吹。这时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人物是已有军职的王柏龄、贺衷寒、冷欣、林振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等，这伙人政治野心大，权欲强烈，在蒋介石的暗中怂恿下，活动越来越猖狂。在胡汉民、邹鲁、谢持等老右派的活动被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