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还没有人想到5月份会爆发那么大的事件，尽管武器都已经藏起来。然而，她所出版的书却预示了未来的革命，证明了她所呼唤的乌托邦。她给发现《河流与森林》并且在1965年出演该剧的女演员们送了一个礼物：两个滑稽的剧本《可能是吧》和《萨迦王国》。她决定亲自把这两个剧本搬上舞台，排练是在诺弗勒堡进行的。她来领导演员，后来成了艺术总监，指导玛德莱娜？雷诺、布尔？奥吉埃、米歇尔？隆斯达尔……在排练过程中，她进行了真正的戏剧教学，精雕细刻她新接触的东西，征服一个语言领域，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信心。“大家都喜欢玩弄词汇，”她对演员克莱尔？德吕卡和雷内？埃鲁克说，“想消灭它，杀死它，让它为另一种东西服务，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拿一个词来，弄空它的意思，给它另一种意思。我说的‘意义的汇集’，正是剧本的定义。”
她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活动频繁，而是热衷于凭直觉来倾听这个世界。慢慢地，她对政治感到了悲观，从此以后，这种情绪再也没有离开过她，她产生了一种想控诉的强烈愿望。她不加区分地猛烈抨击“权力机构愚不可及”，语言极富破坏性。她坚信必须消灭政治游戏，在政权到达其黄金时期之前破坏其基础。“当前社会的卑鄙肮脏”给了她强大和野蛮的力量，革命灵感早在1968年5月之前就产生了，像要拯救世界一样。
她坚信自己是这场正在进行的革命主要证人，她早就预见到了，她像个发布神谕的具有幻像的人。为了“重新开始人道主义”，为了创世之初的黎明最终到来，为了找到小时候躺在小哥哥温柔的怀抱中的那种可以说是乳白色的光芒，她说，必须“把那些人都扔给狗吃”，当官的，有钱的，有财产的……
好像是由于这种破坏，具有乌托邦色彩、伊甸园般的童年，这一题材悄悄地从朦胧的遗忘中冒了出来，但这种童年必须穿过暴力和恐惧不可避免的圈子。
此后，好像一切都表明她是对的。社会所不遗余力地呼唤的进步与消费的秘密昭然若揭。相对于诺弗勒堡的孤独，杜拉斯确信另一种神秘的东西，觉得它更适合攫住这个世界，对它进行革新。她一直保持着童年时代的那种幻想，现在变成了现实：必须创造另一种生活。她视若掌上明珠的独子，“小乌塔”，她是这样叫的，也在梦想加德满都的道路和“睡满了人的沙滩”，乌塔成了另一个小哥哥，由于他，世界会得到新生。在这个重新寻找回来的团体中，大家都这么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创造出来的团体，无拘无束，十分幸福。“铺石路下便是沙滩”，杜拉斯可能这样大声地说过。口号是有作用的，大家都知道。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她，在奥德翁剧院，在索邦大学，在遭到破坏的大街上，她心醉神迷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共和国治安部队的射击，“无辜”的人群，在她看来，那是一些新人种。她的共产主义好像得到了新生，重新注入了氧气。她找回了童年的纯洁和她神话般的真相。
第五章 太阳不再为谁而升（7）
她在这种左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席发言，即兴创作。乌托邦是她的领地，就像密密的丛林中那种充满生机、让人思念家乡的美，她把它深藏在心，那是小时候最后的痕迹。
她在1968年拍的照片很能说明问题。照片上的杜拉斯神情忧郁，像个安提戈涅，目光庄重，甚至有些固执。她浑身充满了暴力，衣着毫无女人味，宽大的毛衣或大翻领使她脸上的线条和身材显得更加凝滞和臃肿。她的头发梳得马马虎虎，剪得毛毛糙糙，一点都不注意。她不打扮自己，全身心地控诉那个可恨的社会，同时，她很高兴能打开一个缺口，对它进行破坏。她已经54岁了，但思想上很年轻，做事的风格甚至像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她说话粗暴，容易冲动，不由自主地和年轻人打成了一片。她想改革社会结构，蔑视各级官员，所以在那个时期，很多人都听她的。毫无疑问，她成了“可耻的小妇人”，也就是《卡车》中那个神经兮兮的女人，“夏约宫的疯女人”。
于是，幻想破灭的杜拉斯创造了一种新左派。由于“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内在生活中”，她说，她要呆在那个空旷而荒凉的空间里。她的这种左派把位置留给了诗歌，留给了那种神秘而萦绕不已的音乐。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音乐，只是他们没有展现出来罢了。同样，这也意味着接近人们渴盼的东西，接近上帝，这个上帝应该在这个她已经预感到的、她所寻找的这个新的空间的什么地方回响。
那个时候，她的小说中带有1968年变化的巨大痕迹，让读者对她感到非常陌生。太难懂了，太抽象了，好像要彻底消灭传统的小说，好像是实验室的练习，新小说派也不会否定这种研究工作。但对杜拉斯来说，共产主义、弗洛伊德的学说、萨特、阿拉贡、罗布…格里耶以及电影，一切都已经显得太陈旧了，已经死亡了，被取消了。写作应该找到自己的自由，走向陌生的“叙述区”。她一生都问题多多，在当作家的过程中也不例外。《摧毁吧，她说》，这部小说的书名完全可以当作是某种信念的象征。
她成了边缘人，这种远离社会的态度使她周围的人都把她当成了“疯子”。她的敌人，有些文学评论家对她的每本书都进行猛烈的攻击，张开利齿想把她吞了。但她毫不在乎地继续走自己的路。“疯狂：话都说到这种份上了，他们还能再说什么呢？”她说。
她采用一种野蛮的分析法，试图不再根据已有的参照物来思考和做事。她想充分展示自己的性格，“没有教条”。
在那个时期，她好像老有一种想破坏的需要。她宣称“失去了政治主张和政治要求”，“喜欢空白，一个真正的空白，而不喜欢包含20世纪所有意识形态的大垃圾桶。”她还说：“必须克服对缺乏的恐惧，对混乱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反复灌输的结果。”
“我说过，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怕了，他就会危害所有政权。”
她所发展的乌托邦是一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它是从自身复活的，应该已经消除了自己的错误和恐惧，一直处于她所安排的地方，在一个“永远需要探索的野蛮之地”。作为一个女性，说出这些话显得更加粗鲁。1968年5月的事件解放了她身上强烈的甚至具有攻击性的女权主义思想。她在往往向男性开战的女权主义——同性恋的这种变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种愚蠢的理论”，它可能会倾听妇女和儿童的意见。于是，她身边围着一些女人，她们绝大多数都要求得到同性恋的身份，声称建立了一个没有男性的新社会。杜拉斯支持她们的某些说法，支持某些女权主义的示威和某些杂志，甚至承认某些女性的友谊，但她并不一定参加过她们的活动。很快，同性恋运动不再把她视为同路人，因为杜拉斯首先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作家，从来不为某种性别或任何学派服务。
同性恋并没有对玛格丽特？杜拉斯影响太久，最多使她更加了解了女性的真正本质及其真正的秘密。在这方面，她从儒勒？米什莱１ 的中篇小说中借用的关于巫婆的寓言很有启示性。在她看来，女性能适应黑夜中森林的力量，不怕刺眼的灯光，在阴暗处心旷神怡。她后来把它叫做是“拉辛的森林”，它让人沉思，让人默想，让人保持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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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太阳不再为谁而升（8）
在中世纪的战争时期，女性曾代替男性出发打仗，所以，只有女性懂得跟大自然说话，听得懂大自然的声音，懂得森林巨大的隐秘。
只有女性拥有这种通灵的本领，能够更清楚地听到大地不可逆转的运动和它“在这种黑暗中交配”。她还知道只有女性能够看家，因为她们好客、温柔。尽管她们可能在家中受到奴役，她们仍承认无法避开“寒冷、恐惧和欲望”。女权主义者以为自己已经为她们的事业争取到了的那个女人，突然说话自相矛盾，她支持她们的斗争，却又指责她们过于极端；她在她们的请愿书上签名，却又批评她们值得怀疑的政治信仰：“女权主义分子……要躲她们远点……我根本不是女权主义者……由于听说男人都很坏……真想掉转方向，支持他们……”
她曾根据1970年代的口味与女记者萨克维埃尔？戈蒂埃合作了一本谈话录，她说了一句与女权主义战士通常说的不一样的话。很快，她的书就引起了众多的议论，她觉得自己与女权主义战士们不一样，她说她不愿意过一种没有男人的生活，男人，她爱他们胜过一切，她“占有了他们的……要爱他们就必须极大地占有他们……”
然而，关于黑夜的作品仍在继续。杜拉斯借1968年的影响，写的作品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句法，句子的省略也越来越多，故事越来越单薄。她在进行神秘的炼丹术，把散文变成了富有诗意的歌曲，对话变成了戏剧剧本，打破了习惯的叙述规则。这是写《阿巴恩 沙巴纳 戴维》、《爱情》、《黄太阳》和《娜塔丽？格朗热》的时期，她正走在“快乐的失望”的道路上。她周围的人都说她迷路了，也误导读者，没有人再跟着她了。《费加罗报》对她攻击最厉害，猛烈得让人惊讶，但她躲在神秘的写作当中，她知道这种写作会给她明确的认知符号。她的那几个住处就是她孤独的港湾，她喜欢在那里休息，大家来看她，几个朋友来拜访她，但她说话专横，越来越疯狂，从来没有这么疏远过大家。然而，她没有失去勇气，不管发生什么事，对自己都很有信心。她的书销售量大跌，伽利玛出版社出的《阿巴恩 沙巴纳 戴维》只卖了几千册，但仍继续出。她劝她的编辑继续跟着她，因为，她说，作品的好坏不能根据经济收入的多少来衡量，应该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