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期，她仍然喝酒。1982年，危险之年。她不得不接受解毒治疗，在法国文坛，人们把她和扬？安德烈亚叫做“泰纳尔迪埃夫妇”１。他们像杜拉斯当年和雅洛在一起的时候那样喝酒，喝波尔多葡萄酒，也喝从超市里整箱买回来的酒。扬？安德烈亚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她，他好像觉得自己是在走邪路，但这是一条崇高的邪路，因为杜拉斯不停地写作，继续探索。而且，话越来越多，恶毒的诅咒、专横的决定、无情的语言。杜拉斯总是紧紧地抓着扬？安德烈亚，他好像进入了她的作品，成了她作品中的主人公，成了小哥哥和副领事，成了中国情人或大哥。他总是她夜晚中的英雄，夜晚，电影《大西洋人》放完了，扬？安德烈亚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银幕上；《死亡的疾病》的夜晚，故事中的男人不懂得女人的秘密及其“隐瞒”的事实，情人之间有“一条无法穿越的鸿沟”；无法完全相爱、总是与爱情“错位”，不得不接受这种“符合宇宙逻辑的突然的断裂”，虽然无意，却依然天真地相爱，种种痛苦都在夜晚爆发。
《死亡的疾病》，杜拉斯肯定地说，早在两年前就有这个计划了，然而，这本书不断地叙说扬？安德烈亚这个人是多么难以相处，扬把杜拉斯比作“漆黑的夜晚”，她的作品早就悄悄地前行了。一切都过去了，她坚信这一点，好像扬是一个向导，把她带到了离她的道路极远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她已经认为他“死了”。
“你对女人从来没有欲望？”她让书中的女主人公问。
她说：“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你再重复一遍，从来没有。”
她笑了。她说：“死亡真奇怪。”
扬？安德烈亚是否意识到了危险？他是要挑战吗？为了不被迷惑，不掉入陷阱，他进行了反抗，反叛，但又可悲地重新被这位作家的光晕所笼罩。是他陪她上医院的，是他晚上守在她的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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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试什么？（4）
然而，一切都与写作一个人，也许还与痛苦和疾病有关。在医院里的日子是在精神动荡中度过的，扬？安德烈亚都认真地记下来了。接近不同寻常的人物所产生的怪癖？害怕自己在迸发着天才碎片或痕迹的絮叨中迷失？于是，扬？安德烈亚详详细细地把那些痛苦的日子都记了下来。后来，他把它写成了一本书《玛？杜》，这本书使杜拉斯神话显得更加神秘，让杜拉斯本人走进了自己的书中，走进了传奇的世界。杜拉斯失去了记忆，说胡话，心里慌张，刻薄而专制，粗暴而沮丧，她“没有参照”，在纠缠着她大脑中挥之不去的形象中，找到了明确的证据：写作将继续进行。这种“想象的恐慌”，医生不费多大的劲就诊断出来了，很适合她。在她短暂的清醒时刻，她觉得自己的病情很适合她作品中的气候和她所活动的那些有限的区域。
后来，她以其惯有的大胆，做出了许多怪事，丰富了她的传奇故事。据扬？安德烈亚说，她曾声称，不管是谁，接受了她不得不接受的那种治疗，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那像是人们把炸药放在你的体内，却又永远不爆炸。”她的反抗、她向死亡的挑战十分值得赞赏。三个星期后，当她恢复记忆的时候，她想继续写《死亡的疾病》，她清楚地知道是在哪里中断的，接着原先的地方写下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从此，杜拉斯好像穿过了禁线。她确信自己已经抵达死亡的彼岸，作为一个从死神那里回来的人，她更深地懂得了那些秘密的本质，找到了适合表现它们的词：偏执狂，发展迅速的夸大狂，难以控制或变化不定的自恋癖，洞悉宇宙巨大秘密的预言者。对她来说，确切的身份并不重要。崇拜她已经保持了那么多年而又被扬？安德烈亚强化的性格，最后用“玛？杜”这两个字母来概括，从此以后，一切都将走向那条神秘的道路，她已经养成了大叫大嚷的习惯，现在更是肆无忌惮。
她的想象力体现在这种疯狂的冲动中，体现在幻觉中和预言者的审美意识中。她69岁了，一脸严肃的样子，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的大眼镜，很少有笑容，脸皮紧皱，不动声色，可以说很固执。她好像不想再浪费时间，总是在内心深处寻找自己的秘密。她不再喝酒，怕遭到死亡的惩罚。有时在喝石榴汁的时候，她会笑出来，因为深红色的石榴汁让她联想到了葡萄酒，她用“繁重的劳动”来弥补自己的欠缺，无情的“劳动”。
她为玛德莱娜？雷诺写《萨瓦纳湾》。首演是在1983年9月，她坚持要自己当导演，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想抓在手里。她的剧本就是她的生命，她的活力，其他人谁都别想觊觎，谁都别想碰。她曾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所以，她说，她不愿意让任何人来导演她的作品。于是，她着手排练，对自己的“才能”深信不疑。甚至克洛德？雷吉都理解不了她的词语，虽然雷吉是一个极为忠诚的杜拉斯分子。杜拉斯心里对玛德莱娜？雷诺非常欣赏，甚至有一种深深的妒忌，但对她仍然很粗暴甚至刻薄。演员仅仅是剧本的代言人，他们应该毫无保留地献出一切，好像他们自己也在进行探索。她要求比尔？奥吉埃和玛德莱娜？雷诺收敛点，起作用的只能是剧本而不是演员。她坐在导演桌前，皱着眉，阴沉着脸，缩着身子，她知道玛德莱娜？雷诺能通过台词越过她所靠着的那扇“关着的门”。于是，演戏变成了暗中的搏斗，十分激烈，然而，玛德莱娜？雷诺明白，在杜拉斯专制的背后，有些不可战胜的东西，杜拉斯透过剧本搬上舞台的，是一种絮叨，它能战胜时间，弄懂感情、爱情、岁月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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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直来到他们身边（1）
儿子乌塔很热心地给母亲拍照，在他的提议下，杜拉斯同意搞一本影集，把她从小的时候到1980年代初她喜欢的照片都汇集在一起。这个计划并没有使她不高兴，相反，她准备接受考验，揭开自己的面纱，好像她也受到了出生地前所未有的呼唤。她如此精心地掩藏在小说、文章和遮遮掩掩的自白当中的东西，现在突然而且毫不讲理地要冒出来了，觉得必须说个清楚了。她已经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地点》中把在殖民地度过的童年零零碎碎地抖落了一点，那本小书1977年由子夜出版社出版，并交给米歇尔？波尔特朗读了。母亲、父亲、兄弟、屋子、她坐着兜风的豪华四轮马车，这么多照片都从家庭档案中找出来了，使读者对她更加熟悉了，更容易进入她的世界了。但乌塔现在的计划自传性更强，更现实。杜拉斯之所以同意，不仅仅是为了让儿子高兴（况且，不管她怎样想让儿子高兴，她首先想到的总是自己，想到如何建立自己的传奇），主要还是因为以前的作品，被她用来了解自己的另一种更加内在、更加有效的办法，已经从被埋没了的过去挖出了一些她不想放弃、有助于弄清事实真相的痕迹和碎片。所以，乌塔的影集便成了解说和接近总被她当作重要东西的另一种办法，“那段……青春被隐瞒的插曲”突然“不可避免”地要说出来了。
选出来的照片，尤其是童年时代的照片，她觉得都已经死了，已经埋在遗忘深处了。
除了一张，那将是一生中最让人心颤的照片，也许它并不存在，也许从来就没有拍过那张照片，杜拉斯记得很清楚，照片上是一个小女孩，穿着袒胸露肩的绸裙，带着一顶男帽，穿着鞋跟金光闪闪的鞋子，靠在渡船的栏杆上，那艘船正穿过湄公河前往西贡。
她再次打消了别人的计划，就像她对《多话的女人》和《……地点》一样，后来对《物质生活》也同样，因为她肯定，她自己能更好地走到故事的深处。于是，她放弃了编影集的计划——她说是临时放弃——投入到一个新的故事，想象着渡轮上的那个女孩绝对有那张照片。强烈的欲望使杜拉斯激动得发抖，写出那个场景，就是找到了追溯在印度###度过的童年的办法，就是回到普鲁斯特所说的那种失去的天堂。
现在必须一直“走到他们身边”。这里的他们，指的是家长，兄弟。是重新找到“焦糖的味道……烤花生、中国汤、烤肉、青草、茉莉花、灰尘、香和炭火的味道……”
现在要做的，就是完成那个神话，弄清真相，结束谎言。真相是否在关于那个中国情人的表白中？那个英俊的情人是否只是最后的炫耀，是对真相的另一种歪曲，是对小哥哥的替代？她总是在其他男人身上，直至在扬？安德烈亚身上，寻找小哥哥的影子。甚至，那个中国人也许仅仅是母亲的情人。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她在写他的过程中获得了快乐。
编影集的念头被放弃了，杜拉斯专心去写后来成了《情人》的作品，她感到自由又回来了。语言改变了风格，找到了新的激情，表述清楚了起来，她还以为是风格的缘故，是因为写得细腻了。她知道她现在触及了奠定了自己基础的东西，那东西自从她出版第一本书以来一直就没离开过她。她听从写作之“风”的指挥，听从她即将前往的“大洋”之“风”的指挥。
这工作轻松得不可思议，写作的时候她好像轻快地回到了自身的源头。主导着小说的一系列东西表面上似乎杂乱无章，其实就是她已经粉碎了的记忆，在这个只有歌中才有的整体里，记忆突然恢复了。有点像《琴声如诉》和《广岛之恋》，出现在她笔端的，是童年时代的歌，是野蛮和甜蜜的故事。西贡的嘈杂和香味、“铁石心肠的家庭”、堤坝和海洋中的水、情人和小哥哥的皮肤、黄昏时躺在平房走廊上的摇椅中、被占时期的巴黎、“被投入大海”的肖邦的音乐……一切都在那里集聚、消失。
她会因此而谈论自己，谈论自己真正的童年？她曾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我把它写出来，那是因为这是真的……”把我变成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