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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精神的语法，贯穿在这部大书之内，通透璀璨。它，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杨炼
伦敦，２００９年１月６日
“风与光的君王”（1）
——译者序
他的故国是叙利亚，在一个叫做卡萨宾的海滨村庄出生、成长。
他拥有黎巴嫩国籍，又常年定居巴黎——他自我放逐的地方。
他在诗中写道：“他有多重身份，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
他还说过：“我真正的祖国，是*语。”
他的名字是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
阿多尼斯也是他的名字。
阿里——阿多尼斯——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之家。因为贫穷，他13岁时尚未进入学校读书，但庆幸的是，父亲虽是农民，血液里却继承了*民族对诗歌的热爱。在父亲的引领下，他进入了*古典诗歌的奇妙世界。在学习、背诵古诗之余，他的诗才也逐渐展露。1944年，当时的叙利亚总统前往阿里家乡附近的塔尔图斯城巡视，少年阿里有机会对总统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并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城里的法国学校。阿里入学后苦读法文，两年后便能阅读法国诗人的原文作品。随后，他进入大学攻读哲学，并开始以“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叙利亚国王忒伊亚斯之子）为笔名发表诗作。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其间因为曾加入过左翼政党而入狱一年。1956年，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他结束兵役后只身前往邻国黎巴嫩谋生，刚进入黎巴嫩国境五分钟，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同埃及并肩作战，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法、以三国。只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却多了一位诗人。
在贝鲁特，阿多尼斯结识了诗人优素福·哈勒，两人意趣相投，共同创办了在*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杂志《诗歌》，为*先锋派诗人提供阵地。此后，他又担任另一份文学刊物《立场》的主编，并在黎巴嫩大学任教。作为诗人、学者、思想家的阿多尼斯，对贝鲁特这个*世界“政治的边缘、文化的中心”情有独钟，并经申请获得了黎巴嫩国籍。1973年，他以优异成绩获贝鲁特圣约瑟大学博士学位，其旨在重写*思想史的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分四卷出版后，在整个*文化界引起震动。20世纪80年代，阿多尼斯旅居巴黎，并任西方多所大学客座教授。80年代以来，他曾荣获布鲁塞尔文学奖、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阿联酋苏尔坦·阿维斯诗歌奖、法国的让·马里奥外国文学奖和马克斯·雅各布外国图书奖、意大利的诺尼诺诗歌奖和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国际大奖。近年来，他还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阿多尼斯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画家。除了极为丰富的诗歌创作外，他还著有十余种文学评论与思想理论著作，编选过多部*古代与现代诗集，并有十几部译作问世。近年来，阿多尼斯还尝试涉足现代绘画，在巴黎举办过个人画展。他绘制的具有现代风格的抽象画，常被用作自己诗集的封面和插图。
阿多尼斯是*诗歌现代化最积极的倡导者，他提出的一系列诗学见解，为*新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看来，以新诗运动为标志的*诗歌现代化，关键并不在于形式的革新，而在于内容、语言的革新，在于看待人生、宇宙观念的革新。因此，诗歌体现的不仅是文学与审美的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是一个“关乎人、存在、人道与文明的问题”。新诗首先应该代表一种新的观念，“其核心是探寻与抗议：对各种可能性作探寻，对主流发出抗议”。新诗不能满足于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抒发感情，而应体现全面、崭新的文化观，表达对人生、社会的全新认识。诗歌也不能满足于像现实主义诗人那样反映现实，而应该启迪读者，如火焰一样为他们照亮新的天际。文学应与政治分开，不应沦为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诗歌是一种最崇高的表达人的方式，应着力探索心灵、爱情、疑问、惊奇和死亡的领地。现代性并不在于时间的新近，而在于是否具有创新、突破的精神。诗歌现代化没有止境，没有界限，而是一个不断变化、求索、超越、反思的历程。要实现诗歌现代化，既应该借鉴西方现代思想与理论，又应该从*文化、文学传统中汲取养分。对传统应该重估，尤其应发掘遭主流意识长期压制、排斥的革新思想的价值。重估传统应回归到对经典文本本身的重读，而不应依赖注释家对文本的注释与解读。
“风与光的君王”（2）
阿多尼斯的诗歌属阳春白雪，知音主要是文化水准较高的诗歌爱好者；他主张变革、创新的诗学理论虽具有革命性，但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文坛诗界。然而，他对*政治、文化、社会作出的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则对整个*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他成为当今*世界最具争议的文化人之一。
祖国与民族不幸的现状，是阿多尼斯忧伤与悲愤的根源。在他看来，*民族有着辉煌的过去，丰富的遗产，其人力资源、战略位置、物质财富均得天独厚，历史上也曾有过气度恢宏的开放，致力于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有了这些良好的条件，当代*人完全应该在人类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独特的历史性作用，但可悲的是，*的现实与之相反。在阿多尼斯看来：“今天的*，是历史上几个黑暗时期——蒙古人洗劫巴格达，拜占廷的战争，安达卢西亚的沦陷，奥斯曼的殖民，巴勒斯坦的割让——的延续。”为了揭示*现实困境的根源，他不畏其艰，深入考察了*思想与文化史。他在巨著《稳定与变化》中指出：*思想史的主要特征是“稳定”，这种稳定近乎“沉睡”，已成为妨碍*人前进的桎梏；*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中长期受到排斥、处于边缘的“变化”因素；以“变化”超越“稳定”，是*文化的希望所在。他还深刻解剖了*政治现实，揭示了*文化、社会与政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如：因循守旧思想严重，宗教蒙昧主义肆虐，专制、*的政治文化盛行，反省与质疑的意识匮缺……等等。阿多尼斯对传统与现实的批判，往往思想尖锐，言辞激烈。譬如，对于*世界的专制统治者，他这样予以痛斥：
“面临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蚕食、帝国主义的凌辱与奴役，面对外来的野蛮，那些以另一种形式的野蛮对待自己人民的政府，那些不断侵犯国民的权利，实行紧急状态，建立特别法庭，肆意拘捕无辜，剥夺公民办报、建党、结社的自由，甚至剥夺他们言论和工作自由的政府，那些将自己的人民淹没在*、疾病、失业、文盲、饥饿、污染、沙漠化、水荒之中，拜倒在西方技术成就脚下的政府，如何能够实现进步，抵抗外来的霸权主义？那些奴役自己人民的政府如何摆脱来自外部的奴役？那些不停地摧毁自己人民力量源泉的政府，凭什么力量去和外敌斗争？”
阿多尼斯思想中质疑传统、抗拒权势、批判时俗、忧国忧民的意识，既和纪伯伦、塔哈·侯赛因、马哈福兹这些*文学大师一脉相承，也和全人类的思想、文化精英遥相对接。阿多尼斯对*社会文化的批判之尖锐和激烈，可以和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批判相提并论，两者同样具有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效应。正是这些激烈的批判与呐喊，在*当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澜漪，让人们看到了*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
阿多尼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其诗集有《初期的诗》（1957）、《风中的树叶》（1958）、《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1961）、《随日夜的领地而变化迁徙》（1965）、《舞台与镜子》（1968）、《灰与花之间的时间》（1970）、《这是我的名字》（1971）、《复数形式的单数》（1975）、《长诗5首》（1919），《围困》（1985）、《行进在物质地图上的欲望》（1987）、《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1988）、《第二套字母》（1994）、《书：昨天、空间、现在》（三卷，1995—2002）、《风的作品之目录》（1998）、《身体之初，大海之末》（2003）、《预言吧，盲人》（2003）、《女人身体上撕裂的历史》（2007）、《出售星辰之书的书商》（2007）、《安静，哈姆雷特：你能嗅到奥菲莉娅的疯狂》（2008）等。 。。
“风与光的君王”（3）
在诗歌创作中，阿多尼斯践行着自己极具革命意义的诗歌理论和文化思想。诗人阿多尼斯是一位态度鲜明的叛逆者，他毫不讳言地宣称：“我是鬼魅的主人。”“我生活在火与瘟疫之间/在一本传授秘密和堕落的书本里。”“我是个背叛者，我向被诅咒的道路/出卖我的生命，/我是背叛的主宰。”对于传统的价值，他是一位辛辣的嘲讽者：“什么是通行的道德？/——蜡烛，快要熄灭在令人窒息的洞穴里。”“什么是绝对？/大脑来了月经。”对于世俗的观念，他是一位彻底的颠覆者：“罪过：对自由的另一种赞美。”“你与你的时代作对吗？/那么，你走在一条通往更深、更美境界的道路上。”他以歌唱来抗拒压迫与恐惧：“我由于恐惧而歌唱/我由于被压迫的反抗而歌唱。”他以讥讽，表达了对暴君的蔑视：“给老鼠一根皮鞭/它会像暴君那样趾高气扬/老鼠的子宫里挤着一只羊和一头狼。”他对这个世界的抗争，显示着百折不挠的倔强和信念：“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他心甘情愿，要做西西弗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