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两性:易中天文集 第六卷·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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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两性:易中天文集 第六卷·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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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的虞姬,周瑜的小乔,吕布的貂蝉。然而,这些美人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气,反倒给他们惹来大麻烦。小乔给周瑜也给整个江东引来了刀兵之祸,因为据说曹操引兵南下攻打东吴的动机,是要掳去江东二乔,藏娇于铜雀台上,而周瑜也就在这场战争中短命身亡;貂蝉害得吕布身败名裂,作为专杀义父的不义小人,而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最后又因此而被杀身亡;虞姬则在项羽兵败垓下时成为累赘和负担:“虞兮虞兮奈若何”,多少影响了项王的斗志和谋略吧?最后只好自刎于乌江。这几位,都儿女情长,结果也都英雄气短。那么,中国的好汉们,要想保证自己“英雄气长”,便只好反其道而行之,做到“儿女情短”。
  可惜,儿女情这玩艺,寻常是短不了的。一旦粘上,便难免缠绵。于是,中国的英雄们,又只好“矫枉过正”,干脆割断儿女情,不去沾女人的边儿。
  第二种观念是“好汉不好色,好色非好汉”。这是前一种观念顺理成章的结论。因为中国的英雄好汉们既然已下决心割断和告别儿女之情,那么,不割舍此情的,便不再是英雄,而只是狗熊和孬种。甚至,再进一步,还多半可能是流氓和歹徒。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英雄和别的什么事物一样,也要有自己的对立面,并因这对立面的存在而存在。世上之所以有英雄好汉,是因为世上有坏蛋孬种。英雄好汉身上有的,必是坏蛋孬种身上没有的;英雄好汉身上没有的,则又必是坏蛋孬种身上有的。英雄好汉们既然“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则坏蛋孬种们必“十分好色”;英雄好汉们既然“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则坏蛋孬种们必“精于此道”。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些心中想着女人,能在女人面前充分展示男性的性特征和性魅力的人;那些有性欲,有性感,有性能力和性技巧的人;那些精于女色手段、房中技巧、性爱艺术的人,不是败类便是匪类,不是奸人便是小人,不是讼棍便是恶棍,不是文痞便是地痞,比如张文远、西门庆、裴如海之流。西门庆之流是流氓恶棍,这没有问题。西门庆之流死有余辜,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偏是西门庆这样死有余辜的流氓恶棍,才具有性魅力而让女人烘动春心,才具有性能力而让女人大得快感呢?
  这无疑牵涉到中国文化对性、爱情、婚姻、家庭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只能在以后慢慢细说。要说的只是,把性作为一种“专利”让给坏蛋孬种、流氓恶棍,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对于那些坏家伙来说,实在让他们“太占便宜”;对于好汉们而言,又未免“得不偿失”。因为依照辩证法,矛盾对立的双方,都只有当对方存在时,自身才存在。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女人,也就没有男人了。所以,心中没有男人的女人不是好女人,心中没有女人的男人也不是好男人。好汉们为了当英雄,结果却丢掉了(或部分地丢掉了)男人的身份,是合算呢,还是不合算呢?甚至连带中国的女人,也只好自认倒霉,死了那份爱慕英雄之心。中国的女人既然无英雄可爱,那么没奈何,便只好去爱“病人”、“蠢人”或所谓“老实人”,比如呆头呆脑的董永、傻里傻气的许仙和多愁多病的张生,——如果她们不想委身于西门庆之流的话。
  这可真是悲莫大焉!
  

三 忠臣孝子(1)
除了李逵一类的江湖好汉几乎无一例外地嫉色如仇或嫉性如仇外,忠臣孝子一类的“正派人物”,也差不多一样地“不好色”或“无性欲”,甚至“无爱情”。比如诸葛亮就没有什么爱情故事(他的太太则叫“阿丑”),关羽、张飞也没有,甚至连潇洒英俊的赵云也没有。赵云和周瑜一样,都是少年英俊将军。但赵云既然是真英雄,身边就不能有一个小乔。结果周瑜短命,赵云善终。至于刘备,虽然讨过好几回老婆,但那是为了“汉祚延绵”,是“政治任务”,何况刘备本人也并不把老婆当回事,还说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之类的混账话,所以仍然可以算作是英雄。
  这类“忠臣孝子”或“乱世英雄”,便是本书要说的第三类角色。他们当中相当多一部分,无妨称之为“无骨的男人”。
  如果说第一类形象多半是“奶油小生”,第二类多半是“花脸净角”,那么,这第三类形象在舞台上便多半是“须生老生”。这类人脸不白,皮不嫩,说话没有奶味,有的声如洪钟,底气颇足,有的还会弄几下枪棒(比如刘备就曾在战场上和关羽、张飞一起战过吕布,宋江也在孔太公庄上教过徒弟),照理说应该像个男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事的,也都是“男人的事业”:或出将入相、安邦治国;或为官为宦,立政安民;或日耕夜读,修身齐家;或驰骋天下,逐鹿中原。即便玩弄权术,觊觎国宝者,要干的,也是男爷们的勾当。
  说起来,这一类男性形象,原本应该是颇有希望,可以看好的。因为他们既不像“小白脸”们那样地无用,又不至于像“黑旋风”们那样地无情,照理说应该成为“英雄气”不短,“儿女情”也颇长的理想人物。然而遗憾的很,这类人物的麻烦更大。因为既相当“无性化”,又相当“女性化”。不同之处仅在于:第一类男人的女性化,是彻里彻外的,外貌、言行、性格、心理,都像女人;这一类男人,则只是内心世界女性化,不认真分析,还看不出来。
  证据之一,便是他们大多“好哭”。
  在这方面,刘备算是最典型的一个。他文韬不如孔明,武艺不如关张,惟一的本事就是会哭。“潸然泪下”、“涕泪横流”是他的拿手好戏;“放声大哭”、“泣不成声”是他的惯用伎俩。他借了东吴的荆州不还,鲁肃一来讨,他就哭,哭得鲁肃心里酸酸的,再也开不得口。这虽然是诸葛亮的“阴谋诡计”,但此计能够奏效,也是看准了两点:一是刘备会哭,二是鲁肃怕哭。一个有女人本事,一个是妇人心肠,都够女人气的。
  历史上会哭的男人,当然绝不止于刘备一个。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忠臣孝子,都会哭,而且都必须会哭。他们写给皇帝的奏折、表章中,常有“临表涕泣”或“感恩涕零”之类的话,而在朝堂之上当众哭将出来的事,也不少见。这些人,在自己家里,或自己的衙门、营帐里,也许十分威严,相当地男性化,但一到皇上面前,便立马变成了女人。尤其是,如果受到了皇上的嘉奖或恩典,更是非哭不可,否则便是奸臣。
  事实上,这些人往往从小就被施以哭的教育,并被告知:哭,乃是一种非常正当的手段。司马光的《家范》中就有这样的话:“父母有过,谏而不逼”,“三谏而不听则告泣而随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父母有了过失,或者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就要劝谏。劝一遍不听,劝第二遍;还不听,就劝第三回。连劝三遍都不听,怎么办呢?那就哭!这岂不是公开教唆以哭为手段么?

三 忠臣孝子(2)
所以,中国的忠臣孝子或正人君子,几乎没有不会哭、不爱哭的。因为非哭不足以证明其忠,非哭不足以证明其正。尤其是当父亲过世,皇上驾崩之时不但要哭,而且要哭得昏天黑地爬不起来,叫做“苫次昏”。结果,慢慢地,哭,就成了他们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与之相对应,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就是一部“痛哭流涕史”。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始,到前不久还风靡一时的台湾言情小说,眼泪都是其中常见之物。什么“泪眼问花花不语”啦,什么“泪珠不用罗巾挹”啦,什么“遗民泪尽胡尘里”啦,什么“初闻涕泪满衣裳”啦,不一而足。痛哭流涕者,有女人也不乏男人。最有豪气的说法,也不过只是“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直到建国以后,由于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总算不大哭了。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某邻国,其电影中的民众,仍以热泪盈眶为家常便饭。
  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哭,也并不认为一个男人就哭不得。但毕竟,“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男人,如果动不动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便不免有些女人气了。
  证据之二,便是他们大多“善跪”。
  与“哭功”一样,“跪功”也是这类人物的基本功,从小就训练惯了的。不但见了父母、长官、皇帝要下跪,便是见了朋友、敌人,甚至俘虏,有时也下跪。宋江就曾多次跪拜自己的俘虏,从清风山跪拜秦明始,到后来活捉了高太尉,都一律是“扑翻身子,纳头便拜”。但秦明、呼延灼、关胜等人,“本是天罡星之数,自然凑合”。宋江的跪拜,只显得“义气深重”,大家没有话说。但一百零八人聚齐以后,宋江抓住了官军将领,也如法炮制,就说不过去。因此梁山好汉,也有私下里杀俘的事。可见到后来,好汉们也觉得宋江动不动就“躬身下拜”,未免窝囊。
  当然,跪拜原本是中国人的礼节,和当今的鞠躬握手一样,所以不能一律看作没出息的表现。比如武松等人见了宋江“纳头便拜”,就只是仰慕敬重恭敬谦虚,并不失英雄身份。没出息的只有两种。一种是跪在女人面前,大叫“娘子恕小生则个”,或“娘子可怜见小生”。比方说《西厢记》中的张生,便是又跪小姐又跪红娘,前前后后跪了好几回。不过前已说过,这类人物,原本是女性化的,他们的膝盖发软,也就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即便是西门庆这样的恶棍,多少会几下拳脚的,也跪女人。当潘金莲问他“你真个要勾搭我”时,西门庆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结果,“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可见女人还真吃这一套。所以,中国那些怕老婆的男人,就有一个雅号,叫“床头柜(跪)”。另一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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