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后，大卫？李嘉图开始创立自己的经济财富理论。在1823年他英年早逝之前，李嘉图简要地提出了比较成本的理念，解决了国家如何从贸易中获益这一基本的经济学难题，而这一难题一直困扰着斯密直至他去世。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资源和生产能力方面比另一国有优势，那么这两国都将从贸易中获益。举个简单的例子：让我们假定A国专长于生产布料，B国专长于生产纽扣。为了相对容易地（低成本地）生产衬衣，这两个国家应该进行贸易。但如果A国拥有绝对优势，既能生产布料又能生产纽扣，而B国只能生产纽扣怎么办？李嘉图认为这种情况下贸易仍然是合理的，因为A国如果集中人力物力去生产B国不能生产的商品，情况会更好。A国集中生产布料获得的利润比它分散一部分人力物力去生产纽扣的利润更多，它可以通过贸易从B国获得纽扣。
和斯密一样；李嘉图也认为民族国家是基础的经济单元。但到了19世纪晚期，早期的地域理论家们开始对于为什么制造业集中在诸如曼彻斯特和匹兹堡等制造业中心提出新的观点。再晚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了解释为什么公司和行业会聚集在一起的基本理论：获得聚集在一起的经济利益（欲了解关于这一题目的更多讨论请参阅第7章）。。 最好的txt下载网
越聚越大的Superstar（2）
尽管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对于城市和聚集的本质有了新的洞见，但他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围绕公司和民族国家展开。对于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而言，城市经济增长并无重大影响——它们只是为国家的经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讨论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经济规模增长这一问题时，经济学家仍然会忽略地点的重要性。
直到20世纪中叶，流行的理论认为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将产生更大的经济产出。也就是说，工厂规模越大，机械工具越多，赚钱就越多。
在大萧条和二战后，这些都改变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商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认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理论：决定经济增长的是创新和企业家，而非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这也导致了他称之为“创新型破坏”的浪潮，它破坏了既有体系并催生了新的公司和行业。他指出改进很重要，但不能低估创造全新事物的价值。在他的晚年，熊彼特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作风发出哀叹，因为他认为官僚作风影响到了公司的研究和实验室的发展，而且将会把发明的渴望和企业家排挤出局，而这两者对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
1957年，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发展了熊彼特的理论。他采用经济计量学工具，严格测算了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6索洛通过他的模型计算出，美国人均经济增长的4/5左右应归功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使得人力和资本的使用更为有效。根据索洛的模型框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长期拥有科技优势，但某些地方可以拥有短期优势。索洛还在论文中说明科技的成果能够自由流动。
新的增长理论是由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在1980年到1990年间提出来的，新理论对索洛的观点做出了重大调整。发生在“体系外”的创新并不会带来额外的经济增长，财富是由对现有资源自身进行创新而产生的。技术知识不是在系统外产生然后应用到系统上的，而新理论和知识是从内部产生的，这些新理论和知识催生的新技术和新信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用罗默的话来说：
当人们用更为有效的方式重新安排资源时，经济就会增长。经济产出可以用做菜来打比方，为了创造有价值的最终产品，我们根据菜谱将便宜的配料混在一起，人们只能根据配料来做菜。大多数经济中的“做菜”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如果经济增长只是通过做越来越多相同的菜来实现的，那么最终我们会缺乏原材料并且要承受污染和灾害。然而，历史教育我们，经济增长是通过更好的菜谱，而不仅仅是更多同样的菜来实现的。对于每一种原料来说，新的菜谱通常会有较少的副作用并有更高的经济价值。
这些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理念，但是新的增长理论仍旧没有考虑地点的重要性，它也认为知识能自由在各地之间流动。理论上，经济增长是一个与地点无关的抽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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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为家与故土难离（1）
自*以来，阶级已经成为所有社会的决定因素。高薪人士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占世界1％ 的最富裕人口所占经济产出的比重越来越多，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了。
但还有一个观察经济财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角度很少有人触及，那就是地点的重要性。
我从地理范畴来考虑社会经济中的阶级，把它们简单地分成两种，四海为家者和扎根故土者。四海为家者愿意而且有能力和资源，去寻找并迁移到最能发挥他们才智的地方。他们并不是生来就喜欢漂泊，他们也不是生来就富有。四海为家的人们明白，对经济机会的追求使他们必须四海为家。
出生在匈牙利的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曾经说过，如果呆在家乡他很可能一事无成，因为他的家乡缺少能让他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移居美国以后，他的过去就是历史了。
今天，大约有2亿人口——全世界每35个人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出生国之外的地方。而且第一代和第二代国际移民的后代越来越多。已故的《纽约时报》作家赫伯特？马斯卡姆（Herbert Muschamp）将这些数量日益增长的四海为家的人称作 “全球游牧民”。不论怎样称呼，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城市区域中，在国外出生的人已经占到40％。我的课堂就是这个高度流动社会的一个完美缩影：我的学生来自欧洲、日本、中国、印度、南美和非洲——当然还有加拿大和美国本土。
扎根故土的人数更多。有一些人当然运气很好，一直生活在经济繁荣、机遇很多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人实际上被困在了资源有限，经济落后，机会越来越少的地方。当然，有人生来贫困，没有办法离开故土。
但并不是所有故土难离的人们都是因为经济环境，有些有能力的人也植根故土。他们对于生活很满足，即使他们知道在其他地方或许能够过得更好。这不是坏事，研究表明：靠近家庭和朋友们，而且经常拜访他们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我应该留下来还是离开？
当社会学家讨论流动性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指社会经济学意义上的流动性，即人们是否能很容易地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层级中流动。但我的研究和个人经验使我相信，社会经济学上的流动性和地理意义上的流动性相互联系，并不互相排斥。
2007年谢菲尔德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地点在我们的社会地位、健康状况、教育选择和经济意义上的流动性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研究表明，出生在相对劣势地区的人们往往在随后生活的各个阶段都会带着这种早期的劣势。该项研究的负责人之一贝森？托马斯（Bethan Thomas）说：“在你生活中的每一步，你的机会都会受到限制，当然这不是决定性因素，确实有很多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完成了生命中的跳跃，这种麻烦在最具优势地区的人们是不会碰到的，但这种例子往往是特例。”研究人员发现，高于和低于平均水平的区域数量很像一条钟形曲线也称做正态分布曲线。（贫穷和富裕区域在曲线两端，而大多数区域分布在两者中间）。今天我们的地理位置可以分为明确的两类，一类是不发达的，一类是发达的。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们总结说，这种阶级的地理分布更为清楚地反映了“你的居住地能够决定你从摇篮到坟墓这一生的机会。”今天，居住地与种族、教育、职业和收入一样，成为划分“拥有者”和“不拥有者”的界线。在过去，一个人的地位主要是由他们出生在何处决定的。在今天这个高度流动和相互联系的社会中，一个人一生的机会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迁移和重新定居的能力的影响。
四海为家与故土难离（2）
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已经开始关注四海为家和植根故土这两类人了。流动性高的这一类人往往受过很好的教育，职业要求他们经常迁移。其中也包括年轻人，因为他们可能是这些四海为家的人的家人或者好朋友，他们将从迁移中得到更大的收获。
尽管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少想到迁移。谁能有时间和能力去评价每一个候选地点的优劣呢？只有到了紧要关头，大多数人，借用耐克的一句话，“做就是了（Just Do It）”。有些因素最终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更好的家、更有吸引力的工作和将过去一笔勾销重新开始的希望，我们告诉自己远方可能风景更好，这样我们就会很快作出决定。我不是信口开河，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对此进行过研究，发现确实如此。我们大多数人都过高地估计了迁移的好处，一头猛扎进去。
在一档很流行的电视节目《超级制片人》（30 Rock）30 Rock是洛克菲勒中心的简称，该片中文也译作《我为喜剧狂》。中有一集很有意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女主角利兹完全融入了纽约的生活，但是她来自克利夫兰的新男友拒绝了到纽约工作的晋升机会，而准备在当地的律师事务所找一份工作。于是利兹决定去克利夫兰看看。他们住在闹市区；沿着克利夫兰河边的休闲娱乐区散步，参观了克利夫兰摇滚名人纪念堂。人们很友好，跟他们打招呼，问长得很普通的利兹是不是模特。吃晚饭的时候，当地一家电视台的执行官问利兹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