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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佐藤首相指出，在决定一国实力的各种要素中，军事力量以外要素的比重逐步上升，并发表了对国际形势的新认识：“各国的自主性增强，不仅需要军事均衡，还需要摸索更多元的均衡。”在此基础上，日本提升了“自主设定目标”的“自立”意识，提出“自主的和平努力”和“在自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由《日美安保条约》来加以弥补”这一有条件的自主防卫姿态。
１９７０年２月，美国提出的“尼克松主义”在要求其同盟国为自卫而努力的同时，也表明了“不向亚洲发生的战争派遣地面部队”的立场，并为“打开”对华关系向中国发出了信号。由于中苏关系在1969年恶化到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步，中国积极回应了这一信号。１９７１年基辛格闪电式访问中国，第二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实现从“对立”到“对话”的转变，促进了亚洲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接着，“中美和解”这一战略环境的剧变促使苏联与美国展开了更多的对话。结果，美苏关系在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广泛领域取得了进展。这些变化解放了中日关系，在１９７２年９月田中首相访华并发表了《中日共同声明》，定下了“巩固中日永远的友好关系的基础”的方针。
除此之外，以中美和解为契机的“美苏缓和”的进展促进了日本外交的多元化。日苏关系进入了“能够奠定发展基础”，“为解决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而努力”的时代。为促进“日本安定的大前提条件”即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加强美日、中日、苏日、韩日、东盟各国、太平洋诸国的关系，推进与印度###诸国的外交关系以及与朝鲜的往来”，使自主—多元性外交在质和量双重层面上把日本外交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国际协调、相互依存、“国际利益”
战后的日本从战败国的阴影之下走出来，在回归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美国。尤其是在冷战形势下，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确保安全，实际上是日本唯一现实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很难完全贯彻政治上的“自主”。不过，回过头来看，恰恰是这种环境排除了军国主义，使日本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应该说那是一种高明的做法。
日本在没有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发展经济，结果实现了被称为“获得了历史性的”的高速增长。1964年，日本成为第一个加入“富国俱乐部”——国际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ＯＥＣＤ）的亚洲国家。随后，成为亚洲唯一参加1975年开始的七国首脑会议（峰会）的成员。
不过，回避了军事或理念差异，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日本，仍然引起了亚洲各国的反感。经济至上主义使日本被批判为“经济动物”，在田中首相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历史性访问期间，当地民众“对日本企业经济活动的不满或批判”导致了对日抗议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针对这一情况，田中首相在访问前夕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到，“国际政治经过权力与对立的时代已进入对话与协调的时代”，日本“在维持日美安保体制的前提下，将为国际协调展开积极的外交政策”。回国后，他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对于国际协调的意义也做出如下表述，表明日本已经改进了利己主义姿态，将追求与亚洲各国长期、互惠的关系。 。 想看书来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4）
“正确把握国际协调的含义，并把它反映在国家的政策和每一个国民的行动上，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日本不存在民族对立或宗教、语言上的斗争，因而能成功地把那些精力放在战后的复兴和建设上。这一点，可以说我们在世界各国当中非常具有优势。另外，也不得不承认在国际协调外交上，需要我们认真反省，主动去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战后不久，从荒废走向复兴的过程中，我们未能克服的，甚至有意重拾起来的追求封闭的国家利益的姿态，不仅已经在国际上行不通，甚至可能造成某些灾难。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倾听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正当批判，改进不足，在对外交往上，全力以赴维持和促进长期的互惠交流关系。只有如此，日本才能不至于陷入自我满足的境地，成为亚洲国家的好朋友，分享亚洲的喜怒哀乐，为确立亚洲永久的和平作出贡献。”
之后的三木首相在1975年提出“维护国家利益是外交的基本目标”，但不应将其“解释为短暂狭隘的内涵”，认为“国家利益往往被理解为排除国际协调的，单方面主张的利己利益，但如今在相互依存已变得前所未有的世界上，如此狭隘的国家利益论是不成立的”，他还一再向国民宣传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1977~1978年，福田首相积极展开高举“协调与团结”的外交大旗，在对东南亚诸国进行历史访问的时候，指出应“尽量去构筑心连心的信赖关系”。福田首相发表的对东南亚的外交哲学，后来被称为“福田主义”，至今一直是日本对东盟外交的根本基础。
回顾一下，以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为代表，日本对经济相互依存的意识开始有所提高，这也影响了国家利益论争的动态。
福田首相曾宣称，“世界的相互依存正在加强，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谋生是不可能的，大家互相让步、弥补，以实现各国自己的利益”，并指出了国家利益的“互补性”。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提倡“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共同体”，1983年中曾根首相表示“相互依存深化的今天，世界的命运就是日本的命运”。这些都说明，日本的决策者对“国际利益”或“世界利益”有了深刻的认识。
评价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
以上，我梳理了一下战后日本是如何对战争进行反省，积极展开和平主义与国际协调外交的。正如田中首相所说：“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和平宪法，制定不依靠武力解决国际纷争的方针，坚持无核化原则，对于和平国家的生存来说”是“正确的道路”。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战后的日本外交。日本在战后奇迹般的复兴和发展无疑是这一外交的成果。中曾根首相曾经表示说，“战后日本的４０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不仅在日本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是值得国人自豪的时代”。其实，世界也对通过战后２０年的奋斗发展，达到ＧＤＰ世界第二位的“日本的奇迹”刮目相看。可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日本的奇迹是在“作为和平国家”的前提下实现的。中曾根首相的话也指出了现实：“战后日本的繁荣是在提倡和尊重自由、和平、民主和基本人权的现行宪法的基础上，在《旧金山和约》以及日美安保体制下才得以实现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5）
日本战后的成功不仅依靠每一个国民的努力，还依靠被务实的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支撑的外交活动。在战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正因为日本领导人冷静而准确地把握国际社会的现实，对时代的把握以及把它反映到具体政策上的见解和领袖能力，巧妙运用如前所述的“外交三原则”展开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才使这些成功变得更加可能。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佐藤荣作首相曾感觉到“军事力量以外因素的比重正在提升”（１９７０年），他当时的见解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一潮流如今更加明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国的经济力和所谓“软实力”变得更加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中曾根首相认为：“对于战争，最大的约束力量从长远看将是对人权的尊重和国内外自由的信息交流。”他以尖锐的视角，现实地预测了两年后“柏林墙”的倒塌和随后的苏东剧变以及社会主义的低潮。
纵观东亚的历史，通过不断加强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促进人员和信息等的交流，推动政治、安全保障领域的协调，成为外交必需保障的要务，而这也是日本外交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
总之，我们对日本战后的外交可以作出如下评价：以日美同盟确保国家、国民的安全这一国家利益，不靠军事力量，而靠经济、ＯＤＡ等力量为东亚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它在确保日本的国家利益方面是成功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国际协调下的“自主外交”。
（3）冷战后的国家利益
如前所述，“在充满不安全因素的世界形势下，正在享受着自由、和平、繁荣的日本是最为幸运的国家之一”。但以１９８９年为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利益的讨论也相应地发生着转变。
正如某一历史学家所说，“历史每时每刻都包含着惯性和变化两种现象”，从历史的脉络看，1989年的确是“变化”的一年。
东欧爆发的民主化浪潮转动了历史的车轮。冷战的象征——“柏林墙”倒塌，越南军队从柬埔寨撤退，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退。美苏首脑在马耳他岛举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谈，向世界宣布了冷战后新时代的到来。假如没有这件影响历史的大事发生，恐怕地中海的小岛国马耳他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当时，我在外务省正好开始担当新闻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那是亲身感受到一个接一个到来的历史“转折点”的一年。
这一年，日本昭和天皇逝世，动荡的“昭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