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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哈尔斯（1580？—1666）：荷兰画家。
克郎肖生不逢时，要是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他的生活一定会混得很好的。因为那时候，能说会道是结交名流的通行证。而且喝得酩酊大醉也畅通无阻。
“我本该生活在19世纪，”他自言自语地说，“我需要的是一个艺术保护人。我应该靠捐助来出版我的诗集，并将它奉献给一位贵族。我渴望能替某个伯爵夫人的狮子狗写几行韵文对子。我渴望能同达官贵人的侍女谈情说爱，同主教大人说古论今。”
他援引了浪漫诗人罗拉①的诗句：
①罗拉（1300—1349）：英国隐士、神秘主义者、诗人。
“在这古老的世上，我生得太迟了。”
他喜欢陌生的面孔，对菲利普有好感。菲利普同人交谈似乎掌握了一种难得的技巧，言语不多，刚够引出话题，又不至于影响对方的滔滔不绝的谈话。菲利普被克朗肖迷住了，他没有认识到克朗肖说的简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克朗肖谈话中的个性具有一股奇异的力量，他的声音悦耳、洪亮，他的表达方式对年轻人有无穷的吸引力。他所说的似乎很发人深思。劳森和菲利普从饭馆回来，常常在陪对方回各自寄宿的旅馆的路上，讨论克朗肖偶尔提出的某个观点，出于青年人凡事热衷于追求结果的菲利普来说，因克朗肖的诗歌有负众望而感到困窘不安。克朗肖的诗从未出过集子，大多数发表在期刊上；经过一番劝说，克朗肖总算拿出从黄皮书、《星期六评论》和其他杂志撕下的一扎纸片，每页都登有他的一首诗。菲利普惊奇地发现大多数的诗作都使他回想起亨利①或者斯文本恩的作品。克朗肖把他们的诗变成自己的，倒也需要运用他卓越的表达才能。他向劳森说出了自己对克朗肖的失望，而劳森又无意中把这些话传出去，因此，菲利普下一次上丁香园时，这位诗人圆滑地笑着对他说：
①亨利（1849—1903）：英国诗人、批评家及剧作家。
“我听说你认为我的诗不怎么样。”
菲利普局促不安。
“没这回事，”他回答，“我非常喜欢读你的诗。”
“别想来安慰我了，”克朗肖说，挥动了一下那只肥胖的手。“我对自己的诗作并不太重视。生活是为了让人过，而不是为了让人写。我的目的是探索生活提供的各式各样的经验，汲取生活每时每刻激发出来的情感。我把写诗看作是一种优雅的成就，它不是吸收生活的乐趣，而是增添生活的乐趣。至于子孙后代如何评价——让他们见鬼去吧。”
菲利普微笑着，因为人们一目了然地看出，眼前的这位艺术家一生中从未创作出什么像样的作品。克朗肖若有所思地盯着他，为自己斟满了一杯酒，打发侍者去买盒香烟。
“我这么谈话，你会觉得好笑。你也知道我贫穷，同一个对我不忠实，跟理发匠和咖啡馆侍者胡来下流邋遢女人住在顶楼上。我为英国读者翻译拙劣的书籍，为那些连骂都不值得骂的、可鄙的画作写评论。然而，请告诉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哎呀，这倒是个难题，你自己作出解答好吗？”
“不，除非你自己找到答案，否则便毫无价值的。你想活在世上究竟为了什么？”
菲利普不曾想过这个问题，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哦，我不知道，我想是尽自己的责任吧，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避免伤害别人。”
“总之，人以德待我，我以德待人。”
“我看是这样。”
“基督教的精神。”
“不，才不是呢，”菲利普愤愤地说，“这与基督教的精神毫无关系。这只是抽象的道德。”
“但根本就没有什么抽象的道德。”
“要是那样的话，假如你喝醉了，走的时候忘了拿钱包，而我捡了，为什么你认为我该归还你呢？并没必要害怕警察呀。”
“那是因为你怕犯了罪要下地狱，也因为你希望积德行善好上天堂。”
“可是我既不相信地狱，也不相信天堂。”
“那也可能。康德提出绝对命令时，也是什么都不相信的。你已把一个信条抛在一边，但你保存了以这一信条为基础的伦理。实际上，你仍然是个基督教徒；同时，假如天上真有上帝的话，无疑地会得到报偿的。上帝决非教会所说的那样傻，要是你遵守他的法规，不管你信不信他，我认为他丝毫不在乎。”
“可是假如是我忘了拿走钱包，你当然会归还给我的。”菲利普说。
“那并非出于抽象道德的动机，而只是由于害怕警察。”
“警察几乎绝无可能查出此事。”
“我的祖先长期生活在文明国度，因此，对警察的恐惧已渗入我的骨子里。我的看门的女人将毫不犹豫地把钱包拿走。你说她属于犯罪的阶层，其实不然，她只是缺少庸俗的偏见罢了。”
“这么说荣誉、德行、善良、体面及其他一切就统统得去掉了。”菲利普说。
“你犯过罪吗？”
“我不知道，也许犯过吧。”菲利普回答说。
“你说话的口气像是一个非国教派的牧师。我可不曾犯过罪。”
克朗肖穿着破大衣，竖着领子，帽子扣得很低，红红的胖脸上一双小眼睛闪烁着，样子显得异常滑稽，菲利普太认真了，竟笑不起来。
“你从未做过值得后悔的事吗？”
“我所做的都是不可避免的，怎么会后悔呢？”克朗肖反问道。
“可那是宿命论。”
“人有一种错觉，即以为他的意志是自由的，这种错觉太根深蒂固了，因此，我乐于接受它。我像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人那样行动。一个行动能完成，显然是由于永恒的宇宙间的各种力量协力促成的。我无力阻止它。它是不可避免的。若它是件好事，我不请功求赏；若是件坏事，我也不受任何非难。”
“我有点头晕了。”菲利普说。
“喝点威士忌，”克朗肖把酒瓶递过来，说，“要想使脑子清醒，这玩意儿最灵。如果你老喝啤酒，你的脑子就会变迟钝。”
菲利普摇摇头，克朗肖继续说，“你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可惜你不喝酒。节酒妨碍谈话。可是当我讲到好与坏……”菲利普明白，他又接起刚才的话题，“我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并没有给这些话附加什么意义。我拒绝对人类的行为划分等级，把荣誉归一些人，而把污名归另一些人。善与恶对我毫无竟义，我不赞扬也不责备：我只是接受。我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是世界的中心。”
“但是世界上总还有其他一两个人吧。”菲利普反驳道。
“我只代表自己讲话。只有当人们限制我的活动时我才知道他们的存在。世界也是围绕每个人转的，每个人也都独自成了宇宙的中心。我对他们的权力，只限于我的力量所及的范围。我能够做的也只局限于我可以做的。我们在社会中生活，因为我们爱群居交际，而社会是靠力，也就是靠武力（即警察）和议论的力量（即格伦迪太太①）而结合在一起的。你的面前既有社会的一方，又有个人的一方：每一方都是力求自我保存的有机体。这是力量与力量的对抗。我势单力薄，必定要接受社会现实，但是也并非不情愿地接受。因为我向社会纳税，社会保护我这个弱者免遭另一个比我强的强者的欺凌，以此作为回报。我服从社会的法律，因为我必须服从；我不承认法律的公正：我不知道公正，我只知道权力。当我为豢养保护我的警察而纳了税，同时，假如我生活在一个法律上规定实行征兵制的国家，又在保卫我的房屋，土地不受侵犯的军队里服役，那么我便偿清社会的债务了；至于其他情况，我以足智多谋来对付社会的力量。社会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制定法律。假如我犯了法，社会就将我投进监狱或将我处死：它有力量这样做，它也有这种权利。假如我犯法，我将接受国家的报复，但是我不会把这看作是对我惩罚，也不认为自己犯了罪。社会用名誉、金钱和同胞的夸奖来引诱我替它效劳；然而我不在乎他们的夸奖，我视名誉如草芥。我虽无万贯家资，但照样活得很好。”
①格伦迪太太：18世纪，英国戏剧家托马斯·莫顿喜剧中的人物，其邻居事事怕她挑剔，以致谨小慎微。现常用来指心胸狭窄、拘泥礼俗、事事好挑剔他人的人。
“但是，假如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想，一切都崩溃了。”
“我与别人无关，我只关心我自己。其实，人类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报酬才去干事的，他们于的事直接或间接地给我带来方便，我正是利用了这一事实。”
“在我看来，这样看问题太自私了。”
“但是，你认为人们干事有不出于自私动机的吗？”
“是的。”
“这是不可能的。当你年纪大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尚可忍受的生活场所，首先需要认识到人类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你要求别人不自私，要求别人应该为你牺牲他们的愿望，这种要求是荒谬的。他们为什么应该牺牲呢？当你承认这样的事实：人生在世都是为了自己，你也就不会对同胞有所奢求了。他们不会使你失望，你也会更加宽容地看待他们。人在一生中只追求一件事——享乐。”
“不对！不对！不对！”菲利普喊道。
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