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呀，老兄，”拉姆斯登说道，“你已脱离干系了，这倒自在。哈里说假如他稍微发觉出她是这么个讨人嫌的女人而还与她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他就不得好死。”
菲利普想起她在夜里坐在门口那么久的情景，当她木然地抬头望着驱赶她的女房东时，他仿佛看到了她脸上的表情。
“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
“哦，她在某处找了个工作，谢天谢地，这下子够她整天忙的了。”
夏季学期结束之前，菲利普最后听到的消息说，格里菲思被她不断的纠缠激怒了，也顾不得温文尔雅了。他告诉米尔德里德说，他讨厌受人这样纠缠，叫她最好走开，别再来打扰他了。
“他也只能这样，”拉姆斯登说道，“这事做得有点儿太过分了。”
“事情就这么了结了吗？”菲利普问道。
“哦，他已经有10天不见她了。要知道，哈里甩人可有两下子呢！这可能是他遇到过的最难对付的一个了，但他还是应付过来了。”
后来，菲科普再也没听到有关她的什么消息。她消失在伦敦的芸芸众生之中。
ＬⅩⅩⅪ 冬季学期初，菲利普当了门诊医生的助手，负责门诊病人的共有3个助理医生，每人每周值班两天。菲利普报名在蒂勒尔大夫手下当助手。蒂勒尔大夫在学生中颇有名望，大家都争着当他的助手。蒂勒尔大夫是个瘦高个，35岁，脑袋很小，红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一双蓝眼睛鼓凸凸的；他的脸色红润，嗓音悦耳，口才好，喜欢说笑话，还有点儿玩世不恭。他是个有造诣的人，有大量的临床经验，有希望获得爵位。由于常跟学生和穷人打交道，他有一副恩人的气派；又由于常与病人打交道，他具有健康人的乐善好施的神态，这是某些会诊医生所具有的职业风度。他使病人觉得自己好比是站在一位和蔼可亲的教师面前，而他的疾病是一个荒唐的恶作剧，它与其说使人烦恼，倒不如说给人带来乐趣。
学生必须每天到门诊部，观察病例，尽量学得一些医疗知识。可是在他执行助手职务时，他的责任就比较明确了。那时候圣卢克医院的门诊部有三间相通的就诊室和一间有许多大石柱和长板凳的阴暗的大候诊室，病人们在中午拿到了“挂号”后就在这儿候诊。他们排着长队，手里提着瓶子和药罐。有的衣衫褴褛，浑身污垢，有的穿得很体面，男女老少坐在昏暗的候诊室，给人一种古怪，可怕的印象。他们那副样子使人想起多米尔的那些阴森恐怖的画面，所有的房间都被漆成一模一样，橙红色的墙壁和栗色的高高的护壁板。房间里有消毒水的气味，渐近黄昏时，还混合着人体上发出的汗臭味。第一间房子最大，中间摆着医生用的一张桌子和一张办公椅。桌子的两旁各放一张略小一些也略矮一些的桌子，一边坐着住院医生，另一边坐着负责当日“病历簿”的助手。病历簿是厚厚的一本，上面记着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职业及病情的诊断。
下午1点半，住院医生走进来，扫铃吩咐门房将老病号叫来。老病号总是有许多人，需要在蒂勒尔大夫两点来之前尽量地处理完这些病人。菲利普接触的住院医生是个小个子，短小精悍，过分地自命不凡：他在助手们面前总是摆出一副屈尊降贵的架势，而对那些年纪相仿的高年级学生对他的随随便便的态度、没有对他目前的地位表示应有的尊敬表示明显的怨恨和不满。他开始看病，一个助手协助他，病人们鱼贯而入。男病人先进来。慢性支气管炎和“令人头痛的咳嗽”是这些男病人的主要病症。一个人走到住院医生跟前，另一个走到助手跟前，递出“挂号证”。假如事情进行得顺利的话，住院医生或助手就会在挂号证上写明“重复14天”的字样，于是，病人就提着药瓶、药罐到药房去领取足够再服用14天的药品。有些滑头的病人退到后面去，以便能够让医生亲自诊断。但他们也很难如愿以偿，只能留下三四个病情特殊、需要医生亲自诊视的病人。
蒂勒尔大夫迈着轻快的步伐飘然而至。他使人联想起那个一边喊着“我们又见面了”，一边跃上马戏团舞台的丑角。他的那副神情似乎在说：生病又有什么的？看我妙手回春、手到病除。他坐下来，问是否有老病号要让他看，接着便迅速地检查这些病人，一双锐利的眼睛审视着他们，同时和住院医生讨论病人的症状，不时插一个笑话，逗得助手们哈哈大笑。住院医生也笑得很开心，但却摆出一副认为助手们的笑太冒失的神气。接着，他说天气很好，或者天气炎热之类的话，然后按铃叫门房去将新病人带进来。
他们一个个地进来，走到蒂勒尔大夫的桌子跟前。他们有老人、年轻人和中年人，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如码头工人、运货的马车车夫以及酒吧侍者；可是有一些人也衣冠楚楚，显然是些社会地位较优越的售货员、职员之类。蒂勒尔大夫以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些人。有时候，他们故意穿破衣裳装穷。但他眼睛锐利，能制止他认为是弄虚作假的把戏。有时，他干脆拒绝给那些他认为很可以付得起医疗费的人看病。女人是最令人头痛的重犯者，不过她们总是伪装得很笨拙。她们会穿着破烂不堪的外套和裙子，却忘了把手指上的金戒指摘掉。
“你既然能够戴得起首饰，也一定能够请得起私人医生。医院是为穷人看病的慈善机构。”蒂勒尔大夫说道。
他将挂号证还她，叫下一个病人。
“可是我已拿到挂号证了。”
“我不管你有没有挂号证，你出去。你没有权利上这儿来，浪费真正穷人看病的时间。”
这病人绷着脸，气冲冲地走了。
“她可能会写信给报社，控告伦敦医院严重管理不善。”蒂勒尔大夫拿起另一份挂号证，以敏捷的眼光瞟了病人一眼，微笑着说道。
大多数病人都认为医院是国家的机构，而他们已向国家纳了税，也就为这机构付了钱，把他们前来看病看作自己应有的权利。他们认为给他们看病的大夫的酬金优厚。蒂勒尔大夫让他的助手们每人检查一个病人。助手们分别把病人带进里面房间，这些房间较小，每间有一张铺有黑马毛呢的长沙发。助手问病人各种各样的问题，检查他的肺、心脏和肝，将病情一一记在病历卡上，在心里考虑好自己的诊断意见，然后等待蒂勒尔大夫进来。他一看完男病人就到小房间来了，后面跟着一群学生。这时，助手便读出他所检查的结果。蒂勒尔大夫问了他一两个问题，亲自检查病人。假如有什么有趣的东西要听的话，学生们便用上听诊器了：你在病人的胸部可以看到二三个听诊器，在背上可能还有两个。其余的人不耐烦地等着要听。病人站在他们之中有点别扭，但发现自己成了注意的中心倒也高兴。当蒂勒尔大夫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一病例时，病人糊里糊涂地听着。两三个学生又重听一遍，以辨认出医生描述的心脏杂音或咿轧音。然后才叫病人穿上衣服。
当各种病例检查完毕时，蒂勒尔大夫又回到大房间，在自己桌前坐下来。他随便问一个碰巧站在他身旁的学生，如何给刚才检查过的病人开处方。这个学生便提出一两种药来。
“这样开吗？”蒂勒尔大夫说道，“嘿，无论如何，你的处方倒是别出心裁，不过，我想我们不能轻率从事。”
这话总是逗得学生们哄堂大笑。然后，大夫为自己机智的幽默高兴地眨着眼睛，开了另一种药，而不用那个学生建议的药。当两种病例同类型时，那个学生照医生给前一个病人开的处方治疗时，蒂勒大夫却又别出心裁地想出别的方案。有时，他知道药房里的人已累得要命，他们总愿意拿那些已经准备好的药，那些多年的临床经验证明疗效灵验的该院的混合剂。但他为了开心，故意开出复杂的处方来。
“我们得给药剂师找些事儿干，假如我们老是开‘合剂：白色的’他的头脑就会迟钝。”
学生们哈哈大笑，医生便来回看了看他们，对自己开的玩笑颇欣赏。然后他按电铃。当门房探头进来时，他说道：
“请叫复诊女病号。”
他将身子向后仰，悄声与住院医生闲聊着。这时门房赶着老病号来了。她们走进来，有成群结队的贫血的女孩子，留着蓬松的刘海，嘴唇惨白。她们不能消化那些恶劣的且食不果腹的食物。老太太，有胖有瘦的，由于生育过多而早衰。她们一到冬天就咳嗽不止。女人们往往患这个病那个病的。蒂勒尔大夫和住院大夫很快地看完她们的病，时间在流逝着，小房间里的空气也变得越来越浑浊了。大夫看了看手表。
“今天有很多初诊的女病人吗？”他问道。
“我想有不少。”住院医生说道。
“我们最好让她们进来，你继续看老病号。”
她们进来了。男人最常见的病都是饮酒过度引起的，女人则是由于营养不良。大约6点，病人都看完了。菲利普由于老站着，空气又浑浊，再加上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累得他疲惫不堪。他和其他助手们慢慢地走到医学院去用茶。他发现这是项引人入胜的有趣的工作。艺术家在加工的那些粗糙的原材料中存在着人情味。当菲利普突然地想起自己现在正处于艺术家的地位，而那些病人们正是他手中的胶泥时，他感到一种奇特的兴奋。他风趣地耸耸肩膀，回忆起在巴黎的生活，他热衷于颜色、色调和明暗配合，天晓得是些什么玩艺儿，一心要创造出美好的事物。现在，直接与男人、女人接触使人有一种他从来不曾知道的力量。他发现，看着他们的面孔，听着他们说话，本身就有无限的乐趣。他们走进来，各有各的特色，有些是粗鲁地拖曳着脚步，有的踏着轻快的碎步，有的则迈着沉重的、缓慢的步伐，还有些则羞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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