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唐代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有一天他在堤上向东散步，春天的夕阳让他踏着柳荫下的身影，诗性一下喷发出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后人以此命名为白堤。北宋元年间苏轼出知杭州时，苏东坡见西湖淤泥抬高，便出奇招，南起南屏山，北接岳庙，挖泥筑堤，疏道架桥，他将西湖分为内外西湖，其间架有桥梁六座，桃柳夹堤，有“六桥烟柳”之称。后人追忆苏轼并将西湖南北堤取名“苏堤”。
说到这里，毛泽东那双能穿透历史的双眼，望着曾担任杭州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江华诙谐地说：“将来有哪位‘知府’从钱塘江取水灌入西湖，让西湖水川流不息，那这位‘知府’将永远铭记史册。”
绍兴东湖那春和景明，山水相映，一碧万顷的美景又勾起毛泽东对浙江儿女的母亲河——钱塘江的美好遐想，满腹诗文的毛泽东脑海中突然蹦出了清代诗人黄仲则“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的诗句。毛泽东问江华：“听说你们在做新安江的文章？”
江华见毛泽东兴致正盛，便倾吐了雄略大志：“1949年刚解放的浙江省发电装机容量只有万千瓦，年发电量也只有亿千瓦时，到了1953年，全省装机容量也只有万千瓦。全年发电量刚过1亿千瓦时，这与浙江工业快速发展是极不相适应的。1947年1月，浙江省钱塘江水利资源勘测队踏勘了新安江，次年4月上书行政院，要求建电站。国民党想要办的事，我们共产党肯定比他们办得好，办得大。新安江电站建起来，我们浙江的电力就没问题了，现在我们浙江的老书记谭震林也很重视这件事。”
1．毛泽东点题（2）
毛泽东一拍书桌，用浓重的湖南乡音对这位老乡说：“你这想法好，新安江上要建大型水力发电站，我支持。但你不能仅想浙江，要为上海、江苏、安徽做贡献。如果新安江电站装机容量有个几十万千瓦，每年发几十亿度电，那将是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业一个大推进。”
毛泽东离开杭州第二个月，即1954年5月，*中央就下达决定，任命江华为浙江省省委书记，霍士廉为省委副书记。江华从此主政浙江省党政军工作，这为他施展才华，开发新安江搭起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新安江是钱塘江上游的一条大支流，流域面积11850平方公里，约占钱塘江总流域面积的四分之一，干流全长261公里，到每年汛期，从黄山脚下奔啸而来的另一条支流，汇集到新安江。奔腾的山洪，从安徽屯溪至建德铜官峡谷仅170公里长的新安江河段，就形成了100米的天然落差，这滔滔的新安江水不知要吞噬掉多少新安江畔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农田，但它也曾吸引多少水利专家、学者，甚至日本、美国也对这天然的动力垂涎三尺。
我从浙江省档案馆敌伪档案中查找到的《钱塘江街口水力发电计划概要》中摘录几节，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
自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水力发电工程成功后，世界各国对于水利之开发，莫不异常重视，本省水利蕴藏丰富，勘测研究历有年所，限于财力，未能见诸实施。抗战期间，本省地临前线，变乱之余，财力两缺，乃商准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总处同意，特设钱塘江水利勘测处，并指派徐主任洽时主其事，费年余之努力，计勘定水力发电地点：街口七里陇、罗桐埠、邵村、灰埠、黄坛口等六处共可发电227000千瓦。街口一处，形势天成，施工简易，而发电量可达8万千瓦，且地点适中，可供宁沪杭三角地区之需求。尤具经济价值。应争取时机提前兴筑，以树全国经建事业之先声，第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未易奏功，有本省商准资源委员会水利部既上海市政府联衔具呈行政院赐准。
…………
宁沪杭鼎峙之一大平原为我国工商业发展最盛之区，其原动力向惟火电是赖，抗战期间，电厂损毁惨重，致难以供应与日俱增之工业及一般需求，惟火力发电厂之重建或修复则殊非所宜，良以区内煤藏贫瘠，须仰给于华北，比因匪患未靖，运输至为困难，钱塘江水电之开发遂为解决目前迫切需要动力之惟一途径。钱塘江为横亘浙省北境一巨川，绵长350余公里，流域面积42500公里，年平均雨量约1480公厘，上游及支流河床陡峻，水利蕴藏至丰，勘测结果，发现适宜于开发水电坝址之处颇多，源出皖境之徽港穿行丛山中，汇入钱塘，河床坡降约万分之十四，适流抵皖浙交界处之街口附近，山势约束，成为建坝发电之良好地址，坝成以后，淹水损失，至为轻微，其电力可输送至宁沪杭一带，全部由其消纳，江中常年流量为坝所调接后，每秒所可供给100立方米以上，对下游航运，裨益良多，水库有容纳供水作用，水害损失当可极度减少，欲求振兴多元开发钱塘之水力，则街口计划关系至巨，殊宜首先建设也。
很快，淳安街口电站的建设已经摆上国民党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甚至被当做“解救当今危机”的重大举措。
1．毛泽东点题（3）
据1948年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余森文的一段回忆，其中记录了新安江开发鲜为人知的细节。
余森文原是学农的，对农业水利工程极为熟悉。1947年，他在担任温州地区专员，兼任温州地区水利工程委员会主任时，接待来温考察的美国水利专家麦克洛博士，麦克洛博士不仅对温州水利工程感兴趣，对浙江省的水利情况也想了解，二人谈得十分投机。麦克洛博士回杭州后，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沈鸿烈接见他时，在沈鸿烈主席面前夸了余森文：“余森文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对水利建设也十分的内行，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麦克洛博士的一番话，引起了沈鸿烈主席的浓厚兴趣。
1948年春，沈鸿烈主席召见余森文时开门见山地说：“不久前，你见了美国麦克洛专家，他向我推荐了你。”接着，他恳切地说：“美国对新安江电站建设非常关心，非常重视。前段时间，美国专家在新安江上已勘测多次了，现在勘测队长徐洽时和美国专家都在淳安。最近南京国民政府也从美国援助资金中拨出了1700万美金，给我们浙江兴建新安江水力发电站。”最后，沈鸿烈爽朗地说：“你愿意和美国专家一起干这事吗？”早就想离开温州的余森文，见到这么一个好机会，忙说：“只要主席信任，我愿意尽力而为。”
1948年6月21日，陈仪取代了沈鸿烈，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陈仪和蒋介石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同学，又同是同盟会会员，从20年代开始跟随蒋介石。蒋介石称陈仪为桑梓，是民国史上一位风云人物，他亲自从美国援助中国的款项中拨出了这一大笔建设资金用于新安江水电站。陈仪见这么大一笔来之不易的资金，便亲自召见了余森文：“蒋委员长拨出这笔款项，一定要在新安江上造出世界一流的电站。”余森文兴奋了，他和麦克洛的足迹踏遍了新安江两岸的山山水水，汛期一到，大雨瓢泼，他们被滚滚的山水所吸引……
1948年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美国觉得国民党已摇摇欲坠，就把在新安江的美国水利专家全部撤走。麦克洛博士离开淳安时，留下一句话：“新安江的水力太厉害了，聪明人都会去开发利用的。”
新中国诞生，中国工业起步跃上了新的征途，中南海瞄准了上海的中国工业制高点，但要解决它的动力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初，燃料工业部一位名叫张铁铮的领导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局对新安江的期待：“全国解放，蒋介石时刻妄图*，作为我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日益受到威胁，而电力则是袭击的主要目标。1950年2月6日上午，上海的各个电厂都在发电，国民党的飞机分批进入上海上空，杨浦与闸北两个火电站遭受严重破坏，2月21日，修好发电的闸北电厂，再度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损失更为严重。只有14万千瓦装机容量的上海火电厂远远跟不上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年春节期间，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把我叫到中南海，要我汇报水电开发情况。当我汇报到新安江时，这位上海籍的中央主要领导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说能在新安江上建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沪杭宁等城市供电就有了保证。我组织了几位专家对新安江实地察看，1952年6月20日，我又专程赶到杭州，我和徐洽时、王宝基三人写成了《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报告》，“报告”以绝密形式报给当时身为华东经委的曾山和谭震林两位主任，“报告”建议在罗桐埠修建一座110米的高坝，年发电量14亿千瓦时，解决华东10年甚至20年供电不足问题。”
这份绝密“报告”上报后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关注。张铁铮去中南海向李富春副总理汇报时，请求将新安江开发列入“一五”电力基建计划，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陈云、李富春的批准，同意列入重点基建项目。开发新安江丰富水力资源的新蓝图从此铺开。
1952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燃料工业部组织力量开始描绘蓝图，在新安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增设了51个水文测量站，搜集整理水文资料；对120米高程以下可能淹没区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对沪宁杭为中心的广大供电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状况及发展远景进行调查研究，论证开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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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震林拍板（1）
在淳安、在龙泉、在江西、在安徽，只要有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地方，就有一块抹不去的阴影，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阴影一代代传承下来。有一席话传了50年：“新安江水电站的总设计师是安徽人，原来坝址在安徽街口，是他大笔一挥，向下移了100里，安徽人不移，淳安人全移了，我们吃的苦，全怪这个安徽人。”这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