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父亲的下落，就领着我们去了一趟。这顶帐篷和那顶一样，也是蓝白相间的，但它不是用来祈祷和唱歌的，我们和从我们国家来的其他人就住在里面。诊所的护士说，不算小孩子，我们一共有两百人——还有新出生的婴儿，有的是在穿越克鲁格公园的路上出生的。
甚至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帐篷里也很黑暗，那里边却住着一个村子的人。每个家庭都没有房子，只有一个用口袋或箱子纸板——或者我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圈起来的狭小地方，以便告诉别的家庭，这是你的家，即使没有门，没有窗，没有茅草顶，他们也不应进来。所以，如果你站起来，如果你不是小孩子，你就可以看见别人家里的情况。有的人甚至还用地上的岩石制作了颜料，在麻袋上描绘了图案。
当然，实际上是有房顶的——帐篷就是房顶，离地面远远的，高高地盖在上面。它像天空。它像一座高山，我们就在山里面。光线裹着灰尘，通过缝隙射向地面，灰尘非常多，使人觉得可以顺着它们向上爬。帐篷挡住天上落下的雨水，可是地上的水却从帐篷四周漫进来，淹没各家的小地方之间的通道。通道里一次只能过一个人，弟弟那样大的小孩子在泥水中玩耍时，你得从他们头上跨过去。弟弟没有玩耍。星期一有医生来，奶奶领着弟弟到诊所去了。护士说，我弟弟的脑袋有毛病，她觉得是因为我们家里吃的东西太少了。因为战争。因为父亲不在家。而且因为弟弟后来在克鲁格公园时被饿得太厉害了。弟弟喜欢整天躺在奶奶的身边，躺在她的腿上，或者靠着她身体的什么地方；他眼巴巴地望着我们，一直望着我们。他想要点什么，可是你知道，他不能。如果我给他呵痒，他可能只是笑一笑。诊所给我们特殊的粉末，让放进稀粥里给他吃，他可能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我们刚到这里时，我们——哥哥和我——也像他这样。那时的情况我几乎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住在大帐篷附近村子里的人把我们带到了诊所；在那里，你得签名说明你来了——从远处来的，穿过克鲁格公园来的。我们坐在草地上，到处乱糟糟的。一位护士模样漂亮，留着直发，穿着好看的高跟鞋，她给我们弄来了特殊的粉末。她说，我们必须用水搅拌它，慢慢地喝下去。我们用牙撕开纸袋，用舌头舔食，它黏在嘴里，我把黏在嘴唇和指头上的粉末全都吮吸得干干净净。和我们一起来的孩子有的呕吐了。不过，我只觉得自己肚子里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动，吃下的那东西像蛇一样在里边转悠，不停地打嗝使我觉得很难受。另一位护士让我们在诊所的走廊里站成一排，可是我们却站不起来。我们东倒西歪地坐在地上，身体互相靠着；那位护士伸手一个一个地抓住我们每个人的胳膊，给我们打针。她用另一些针头把我们的血抽出来，注入细小的瓶子里。这是治病用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觉得自己在走路，草长得很高，我看见了大象，我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 地方。
但是，奶奶的身体仍然强壮，她仍然站得起来，她会写字，所以为我们签了名。奶奶给我们弄到了大帐篷里靠近边缘的地方，这是最好的位置，因为虽然雨水会漂进来，但遇到天气好时我们可以打开帐篷的门帘，让阳光照在我们身上，让帐篷里的臭气散发出去。奶奶认识这里的一个女人，她告诉奶奶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好草来编席子，奶奶给我们编了几张。运粮食的卡车每个月来一次。奶奶带上一张有她签名的卡，它被打了孔以后，我们领到一袋玉米粉。有手推车可以把它运回帐篷去，哥哥帮她推车，他和其他男孩子比赛，看谁先把空车送回诊所。有时候，哥哥的运气好，村子里有个购买了啤酒的男人付钱让他送货——虽然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应该将手推车直接还给护士。如果被我发现，他会买一瓶冷饮和我一起喝。每个月的另外一天，教会在诊所的院子里放上一大堆旧衣服。奶奶带上另一张卡让人打孔，我们就可以选点东西：我挑了两件衣裳，两条裤子，一件运动衫，这样我就可以上学了。
村子里的人让我们在他们的学校里读书。我感到惊讶，发现他们也讲我们的话；奶奶告诉我，这就是他们允许我们待在他们国家的原因。很久以前，在我父亲年轻时，没有杀人的围栏，没有分隔他们和我们的克鲁格公园，我们都是国王统治下的同一民族的人，从我们离开的村子到我们来的这个地方都属于一个国家。
现在，我们在大帐篷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我满十一岁了，弟弟也快三岁了；他个子很小，只有脑袋很大，他仍不习惯住在里边。有的人开垦了大帐篷附近的空地，种上了青豆、玉米、大白菜。老人们用树枝编成围栏，将自己的菜地圈起来。不允许人到镇上去找工作，可是有的女人在村子里找到活干，有钱买一点东西。奶奶的身体仍然强壮，在修建房子的地方找到了活干——在这个村子里，人们用砖块和水泥建造漂亮的房子，而不是用我们在家盖房用的泥土。奶奶头上顶着筐子，为这些人运送砖块和石头。这样，她有钱买白糖、茶叶、牛奶、肥皂。商店给了她一张日历，她把它挂在我们的帐篷门帘上。我的学习成绩好，她把人们扔在商店外面的广告收集起来为我包书。她要哥哥和我每天下午在天黑以前做家庭作业，因为在帐篷里只有供人躺下的地方，就像我们在克鲁格公园时那样，紧紧地挤在一起，而且蜡烛很贵。奶奶还没有钱给她自己买一双上教堂穿的鞋子，可是她买来黑色的学生鞋，擦洗干净，给哥哥和我穿。每天早上帐篷里的人起床时，婴儿们哭成一团，人们挤在帐篷外的水龙头边推来推去，有的孩子已经在剥取前一天剩下的稀粥锅巴；这时，哥哥和我在收拾鞋子。奶奶让我们坐在席子上，把两腿伸直，这样她就可以仔细地检查我们的鞋子，看我们是不是把鞋子弄好了。住在大帐篷里的其他孩子都没有上学穿的鞋子。我们祖孙三人看着鞋子，好像我们重新住进了真正的房子，既没有战争，也没有离开家乡。
拒收（6）
有的白人来到这里，为住在大帐篷的人拍照，他们说要拍电影。虽然我知道电影是怎么一回事，但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白女人挤进我们住的地方，问我奶奶问题；有人懂得那女人的话，他用我们的话把问题讲给我们听。
你们已经这样生活多长时间了？
她说是在这里吗？我奶奶问。在这个帐篷里，两年零一个月了。
你希望将来怎么样？
不希望。我在这里。
但是，你希望孩子们怎么样呢？
我希望他们上学，他们就可以找到好工作赚钱。
你希望回莫桑比克，回你自己的国家去吗？
我是不会回去的。
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就不会让你们待在这里了。难道你不想回家？
我想奶奶不愿再说了。我想她不会再回答白女人的问题了。白女人侧着头，对着我们笑。
奶奶把脸转向一边说，什么都没有了，家也没有了。
奶奶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我要回去。我要穿过那个克鲁格公园回去。战争结束以后，如果不再有土匪，妈妈可能正等着我们呢。还有，可能在我们离开时，爷爷只是没有追上我们，他后来设法找到了路，慢慢地穿过了克鲁格公园，他会在家里的。他们都会回家的，我会记得他们的。
译者简介
严忠志，翻译了十八部长篇小说和学术著作，其中包括近作《男人与男孩》、《猎物》、《后现代主义文化》、《商业文化礼赞》。现为四川外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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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游猎（1）
非洲的冒险活动如今仍在进行……你也可以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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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体验终极游猎或探险之旅。
——摘自《观察家》上的旅游广告
伦敦，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７日
那天晚上，妈妈到商店去了，她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回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父亲有一天也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可是，他在打仗。我们也在战火中，可我们是孩子，我们就像奶奶和爷爷，我们没有枪。父亲打的人——匪徒，我们的政府是这样叫他们的——在这里横行，我们躲着他们，就像一只只被狗追赶的小鸡。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妈妈到商店去了，因为有人说，你可以去买点油用来烧菜。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尝过油味了，当时感到很高兴；可能她买到了油，在黑暗中被人打倒，把油抢走了。可能她遇上了土匪。如果你遇上他们，他们会杀了你。头两次他们到我们村子里来，我们逃走了，藏在树丛里，等他们离开后回家时，发现他们把东西全抢走了；可是，他们第三次到村子里来时，再也没有什么可抢的了，没有油，没有吃的，他们点燃了茅屋，我们家的房顶塌了下来。妈妈找到几块白铁皮，我们把它们搭在屋顶的部分地方。我们那天晚上一直等着妈妈，她却没有回来。
我们很害怕，不敢出去，甚至不敢出去干活，因为土匪真的来了。他们没进我们的房子——它没有顶，肯定看上去像是没人住的，里边什么也没有——可是冲进了村子。我们听到有人在尖叫，在奔跑。没有妈妈给我们指路，我们害怕极了，甚至不敢跑。我是三姊妹中的老二，是女孩子，弟弟双手搂着我的脖子，两腿钩住我的腰，身子紧紧地贴在我的肚子上，那样子就像一只贴着母猴的小猴。哥哥整夜手里都抓着一截烧断的木棍。如果土匪发现他，那木棍可能救他的命。
我们在家里等了一整天，等妈妈回来。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天是星期几；那时我们村里既没人上学，也没人去教堂了，所以，你不知道是星期日还是星期一。
太阳落山时，我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