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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女士开始更大声地喊。“活该？……你要是来这里，将会更惨……永远不要，永远不要再碰她，听到了？永远不要再到这栋楼里来。”
贝利女士摔开门。布鲁把毕比拖了出来。他的脸受了严重的殴打，流着口水，说着胡话。布鲁把他从卡崔娜和我面前拖过去，扔到“画廊”的地板上。另外两个人抓住他，带他走向楼梯间。贝利女士跟着他们，后面紧跟着租户巡逻的成员。
我跟了上去，但是卡崔娜制止了我。“素德！不要，让他们走！他们只是要把他带到车里，然后会把他扔到联邦街上。跟我来，看看特妮莎怎么样了。”
特妮莎的姨妈给我们开了门。她和特妮莎的母亲告诉我们，特妮莎正在医院，她有些瘀伤，不过看起来应该没问题。“不过，我不知道她以后会怎样，”姨妈说，“他把她打得太厉害了。”特妮莎的母亲承诺当天晚上会给贝利女士打电话。
我们下楼回到了贝利女士的办公室。她还没有回来——显然正在医院里看望特妮莎，所以卡崔娜跟我说了她了解的情况。毕比一直都在经营特妮莎的模特事业，为她预约内衣秀和舞蹈。他要从中提成四分之一，而且，据卡崔娜说，她还让特妮莎陪他睡觉。当毕比听说特妮莎要跟一家合法的模特公司签约时，他就发狂了，开始揍她。今天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事实上，贝利女士曾反复告诫过毕比停手。但是他一直在骚扰特妮莎，甚至从她的公寓里偷钱。卡崔娜说，贝利女士只是觉得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今天才召集了“一百块”和其他人组成一股民兵。在这个计划区，这是一种长期的惯例。人们会定期召集民兵，以追查丢失的财物，执行惩罚，或者只是为某位受害人讨个公道。
在这样的一个街区里，警方的反应微弱，受虐待的妇女没有避难之所，民兵有时候就成了最好的保护。“要是你没有任何人前来帮忙，就很困难了。”卡崔娜严肃地说。她坐在贝利女士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瓶汽水，声音里充满了自信，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像是贝利女士的继承人。“没有警察，没有医院的人。我们不能再这么过了！那就是为什么贝利女士这么重要。尤其是对女人来说。她会确保她们的安全。”
“我想也是，”我说，“不过这是一种糟糕的生存方式。你不会更期望警察前来吗？”
“我更愿意不住在这个计划区，”卡崔娜呛了回来，“不过女人们总是挨揍，总是被送往医院。我是说，你必须得自己照顾好自己。贝利女士让这些男人们来保护我们。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问题。除非你住在这里，否则你就不能评判我们，素德。”
出于某种原因，我控制不住自己中产阶级的评判：“你们都没有叫警察，对吧？”我脱口而出。
自从我认识卡崔娜以后，她第一次没有正眼看我，“没有，我们没叫。”
“为什么？”
她深吸了一口气，抬起了头，“因为我们害怕他们。”
“你们害怕？妇女们害怕？人人都害怕？”我问，“到底是谁害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
第五章 贝利女士的街区（14）
“人人。不过对妇女来说不一样，你不会理解的。”她停了一下说，“事态失常以后，至少我们还有‘一百块’和其他人。”很明显，卡崔娜不想要再谈了。我决定在事态平息后，就此询问贝利女士。
我曾见过有警察出现在这个街区，也曾见过他们在男孩&女孩俱乐部与奥特里合作。不过既然绝大多数租户都如此不信任警察，那我就尽量减少与他们的接触，因为我不想被看作是“跟着”警察的。
我还是很难相信租户们在遇到像殴打那样严重的事情时，不去叫警察的想法。我也很难相信警察不会出现——或者是救护车也因此而不会出动。不过既然卡崔娜现在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地瞪着我，我意识到我可能大错特错了。
我告诉她我最好回家。她没有回应我。我想要帮她做点事情。
“你想吃点东西吗？”我谦恭地问道。
她摇摇头。
“你想再给我写一篇文章吗？”我问道，“你想写写刚才发生的事情吗？”
卡崔娜喜欢写文章。在我读过之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对她而言，这是一个良好的方式。她可以借此讲述她的志向抱负以及过去的阴霾：贫寒以及我刚有所了解的糟糕的家庭状况。
她耸耸肩，我分不清那意味着肯定还是否定。
“好吧，要是你真的写了什么，我就会很开心地去读它。什么时候都可以。”
“谢谢。”她说，脸上浮现出了极为勉强的微笑。她把她那厚厚的黑框眼镜往鼻子上扶了扶，开始抽噎，并去取纸巾。她看上去几乎还不到十二岁。“再见吧，”她说，“我坚信事情会过去的。”
卡崔娜安静地离开，贝利女士在医院，而“一百块”和其他擅居者又找不到了，我不知道还能跟谁聊天。我想要去拜访，但是每一次我问他关于贝利女士的任何事情，他都会让我闭嘴。“你想要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去跟着她混，”他说，“我什么也不会跟你说的。”对贝利女士的权威不太在意，因为那偶尔会挑战他自己的权威。比如说，她完全有权向他的销售小组关闭一楼大厅。想要我自己去获得有关贝利女士的体验，以看他自己要应付什么。
我搭公车回家，但是决定先在吉米之家（Jimmy’s）停一下。这是一家当地的酒吧，许多芝大的教授和学生都会聚在那里。那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得以安静地坐一下，清理一下在我的田野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会去那里写我的笔记，但更多时候，我只是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我的杯子。我去得越来越频繁，吉米之家也成了我回家路上必去的一站。在吉米之家，正如那些最好的酒吧一样，不会有人在意我会带来何种麻烦。绝大多数人都是独自坐着，像我一样，而我想他们也都在操心着自己的麻烦。
吉米之家给了我一个地方，可以摘下一顶帽子（田野工作者），戴上另外一顶（学生）。我需要这个空当，因为我开始感到精神分裂。这就好像在计划区里是一个人——有时候我发现自己甚至在以不同的腔调在说话——而回到海德公园，就成了另外一个人。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开始迁怒于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在对自己发火。要阻止我所面对的困难，社会学家的标准工具似乎力不从心，这让我愤怒不已。我的同事们所建立的有关住房、教育和雇用穷人的抽象的社会政策，似乎都对此一筹莫展。而另一方面，计划区里的生活对于社会科学家们所能够开出的呆板药方来说，又显得过于粗野、艰难和混乱。我震惊地发现，无法很有效地劝说年轻人待在学校里：如果孩子们可以在街上赚更多的钱，那么给他们更少的工资和不体面的工作的意义在哪里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 贝利女士的街区（15）
威尔森主持召开了一个有关贫困的研讨会，有一些最好的经济学家前来讨论最前沿的研究。由于接近那些家庭，所以我冒昧提出了自己对贫困的独特观点。我信口雌黄，为了一己之私而反诘道：“在座的诸位似乎没有谁与贫困人口共度过很长时间，但如果你做了，你就会发现……”或者是，“要是你实际观察过贫困人口，而不是只去阅读统计报表，你就会明白……”我感到其他的学者们仿佛都住在气泡里，但是我那傲慢的语调无助于任何人来倾听我想要说的东西。我担心我的行为可能会让威尔森难堪，不过我当时过于悲愤，而不愿意作出任何让步。
我不是说我当时在实质上已经对学术生活感到幻灭了。我仍然去上课，与教授们共事，赶功课，拿到很不错的分数，并且甚至还得到了几份有名的奖学金。我仍然自视正在成为一位像威尔森那样的教授。但是日复一日，我更难调和在芝大和在计划区里的生活了。
我的女友、室友和朋友们大部分事实上都很支持我，并且对我的研究很好奇，但我只是自己独力承受这些经验，而不会跟他们分享我的挫败。我怎样解释“一百块”和其他人刚刚担任过的义务治安维持员这件事？我怎么解释我自己在那次殴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自己都不理解，而且我也担心我会收到朋友们这样的建议：要是他们不叫警察，你就应该去做……你涉入得太深了……你走得太远了……
在试着讲述我的田野工作时，我会感到尴尬。事实上，我有时候会面临着为帮派和他们的暴力行为辩护的情形，或者是把计划区里的状况浪漫化的情形。所以，为了保持理智，我通常只是告诉人们奥特里在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工作，或者在被逼问的时候讲一些帮派生活里的故事。
我变得越来越安静，也更加习惯独处。我的研究生同学们，甚至还有一些教职员都认为我难以接近。有谣言说我过于雄心勃勃，过于冷淡，但我意识到，我只是必须要忍受这一切。我有一点点希望，一旦田野工作结束后，生活会回复正常。但是结局似乎并不近，所以我只是独力面对。
我想要多了解一些有关毕比的事件。为什么贝利女士派出擅居者去攻击他，而不是把他交给警察来处理？打电话叫过警察了吗——卡崔娜说他们没有，但是我想要确定——如果叫过，那为什么他们不回应？贝利女士自己来处理这一事件会有何种后果？
我一直等到“支票日”才去见贝利女士。“支票日”是指福利支票兑现的日子，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租户都会出门去购买食品、衣物和日用品，并且因此而不会来到贝利女士这里提要求。
在去她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