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药物非比寻常(1)
很多人买不起药了,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或者擅自降低服药剂量。很多人羞于承认自己买不起药,他们手持处方离开医生的办公室后,并没有去花钱把那些昂贵的药买回来,结果导致这些病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治疗。每天,我们都会受到很多制药业药品广告的狂轰滥炸。不同的药物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推销方式,例如有的药品广告采用健美的人们尽情享受户外运动的形式,但在这些纷繁的广告形式背后,往往都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信息。究其实质,这些广告在告诉我们:“是的,这些处方药是非常昂贵,但这也正表明了它们是多么有价值。再说,我们的研发成本是十分高昂的,我们需要弥补这些成本。作为‘以研究为本’的公司,我们在不断地提供那些能够延长寿命、提高生命品质的创新药物,并且在极力避免医疗费用的上涨。你们是美国自由市场体系不断发展的受益者,因此,你们应该停止抱怨、心存感激,赶紧付钱吧!”说的更明白点,这话的意思就是:药品物超所值。
◎关乎金钱抑或关乎生命
确实如此吗?当然,第一句话很实在。处方药的价格确实很高,并且仍在继续攀升。现在美国每年在处方药上的支出高达2 000亿美元,并且这个数字在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1999年的增速高达18%)。药物支出是整个医疗保健支出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而整个医疗保健支出本身就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药物支出的增长反映出以下事实:人们比他们过去服用了更多的药物;这些药物往往是那些昂贵的新药而不是便宜的旧药;用得最多的处方药的价格会不断上涨,有时一年会提价好几次。
例如,先灵葆雅公司(Schering…Plough)最畅销的抗过敏药物Claritin在药物专利过期之前,5年内提价13次,价格累计增长超过50%——这是一般通货膨胀率的4倍。正如一位公司发言人所解释的那样,“提价在这个行业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样才能够使我们有能力进行研发投入。”2002年,老年人在服用最多的50种药物上的平均年支出额将近1 500美元(药物的价格其实相差很大,这里指的是公司所称的平均批发价格,这一价格与没有保险的个人在药店需要支付的金额通常是十分接近的)。
为处方药付费已经不仅仅是困扰穷人的一个问题。由于宏观经济持续不景气,健康保险也在不断缩水。雇主越来越多地要求员工自己去负担某些费用,许多公司都降低了它们在健康福利方面的支出。由于处方药的成本上升如此之快,付费者非常急切地想要将这些成本转嫁到个人身上。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将为他们的药物账单上更多的部分掏腰包。这确实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很多人买不起药了,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或者擅自降低服药剂量。很多人羞于承认自己买不起药,他们手持处方离开医生的办公室后,并没有去花钱把那些昂贵的药买回来,结果导致这些病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治疗。而医生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开出的药没有起作用,又开一些其它药物——这只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受害最深的是老年人。当医疗保险法案在1965年开始实施的时候,人们服用的处方药远没有现在多,并且一般都很便宜。因此,当时没有人认为需要在法案中加入关于门诊病人处方药福利方面的内容。那时候,老年人通常能够支付得起他们需要的任何药物。大约一半到三分之二的老年人都有额外的保险,可以部分地弥补他们在处方药上的支出,但是,这个比例正在不断下降,因为雇主和保险公司都认为这是一项赔钱的买卖。2003年底,议会通过了一项医疗保险改革法案,其中包括将在2006年实施的处方药福利计划。但是,我们预计,这项福利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将很快被上涨的价格和行政成本所抵消。
很显然,老年人比年轻人需要更多的处方药——尤其是治疗关节炎、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等慢性病的药。2001年,将近四分之一的老年人由于费用问题减少了服用剂量,或者是没有按照处方购买药物(这一比例现在肯定更高了)。令人难过的是,最虚弱的人也是最不可能得到额外保险的人。按照每一种药物一年的平均费用1 500美元计算,一个没有额外保险的人,如果他需要服用6种不同的处方药的话——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一年需要支付9 000美元,没有多少老年人能够支付得起。
更进一步而言,制药业的荒谬之处在于,药物的价格对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来讲更加昂贵,这些人根本就支付不起。该行业对一些大客户,如卫生维护组织(HMO)或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给予优惠,而那些没有额外保险的医疗保险接受者却需要支付很高的价格。因为前者是大批量地购买,因此可以讨价还价,获得十分可观的折扣,而后者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第一次看到公众对这种掠夺性的定价行为以及制药业的其他令人生疑的行为的抗议。正是由于公众的抗议,制药公司开始重视公关宣传。那些奇妙的宣传语像咒语一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所讲的无非是科研、创新和美国精神。科研、创新、美国精神,这确实是一个很好听的故事。
◎花言巧语与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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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药物非比寻常(2)
尽管花言巧语甚嚣尘上,但事实真相根本就不是它们所描述的那样。首先,研究和开发(R&D)只是大型制药公司预算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被其掩盖的是用在销售和管理上的巨额费用,研究开发所占比例甚至比利润还小。事实上,将近20年来,这一行业在美国都绝对是最赚钱的行业(2003年,制药业第一次丧失了自己第一的位置,排名第三,落在了“采矿、原油生产”和“商业银行”的后面)。制药公司制定的价格与药品制造的成本之间相距甚远,大幅度的降价也根本不会对研究和开发带来任何威胁。
第二,制药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近年来投放市场的新药中只有极少数是真正重要的,而且它们大多是财政资金资助的学术机构、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或者国家卫生研究所(NIH)研制出来的。绝大多数的“新”药根本就不新,只不过是对市场上已有的旧药进行了些微的变动。这些药品被称为“模仿性创新药”。它主要是通过制造与畅销药十分相似的药物来抢占已经确立的有利可图的市场份额。例如,我们现在市场上有六种降胆固醇药 (Mevacor; Lipitor; Zocor; Pravachol; Lescol; 以及最新的Crestor),后几种都是第一种修改后的产品。正如凯泽医疗公司(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的副执行董事莎伦·莱文(Sharon Levine)博士所言:“如果我是一个制造商,当专利快要到期的时候,我能通过仅仅改变配方中的一个分子,就再获得20年的专利权,然后说服医生开这个新药,让消费者使用这种新药,用每周服用一次的Prozac取代每日服用一次的Prozac。既然这样行得通,那我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冒那么大风险去研制一种新的药物呢?”
第三,该行业很难算得上是美国自由企业的典范。可以肯定的是,它确实可以自由地决定应当开发何种药物(例如,开发模仿性新药而不是真正的创新药物),并且它也确实可以自由地定价——将价格定在人们可以忍受的极限,但是该行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政府以专利的形式赋予的垄断权以及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市场垄断权。如果说它在发明新药物方面并不是十分创新的话,那么它在探求扩大其专利权的道路上倒是十分创新并富有攻击性的。
此外,该行业并没有体现出什么特殊的美国精神。它们通常都是跨国公司。几乎有一半大型制药公司的总部设在欧洲(确切的数字会由于并购而发生变化)。2002年的十大制药公司是美国的辉瑞(Pfizer)、默克(Merck)、强生(Johnson & Johnson)、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和惠氏(Wyeth)(前称为美国家庭用品American Home Products),英国的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阿斯利康(AstraZeneca),瑞士的诺华(Novartis) 和罗氏(Roche); 法国的安万特(Aventis)。2004年,安万特(Aventis)与另一家法国公司赛诺菲圣德拉堡集团(Sanofi…Synthelabo)合并,排名前移至第三名。所有的公司在经营方面都十分相似,其药物在美国的定价都高于其他市场的定价。由于美国是主要的利润中心,制药公司仅仅出于公共关系方面的考虑而大肆宣扬美国精神,不管它们到底是不是美国公司。确实有一些欧洲的公司将研发中心建在美国。它们宣称这是因为很多其他国家实行价格管制,而我们不实行。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它们想要成为美国大学和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举世无双的研究成果的食利者。也就是说,不是私人企业,而是我们财政赞助的研究机构将它们吸引过来的。
◎直截了当地说
这本书要揭示制药业的真相。制药业最初的崇高目标是为人类研发和生产有用的新药,但该行业过去二十多来年的发展却与其初衷渐行渐远。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卖药的市场营销机器,所销售的药物的疗效令人生疑。制药业利用它的财富和权力去影响任何一个可能阻碍它的机构,包括美国议会、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学术医学中心(Academic Medical Center)以及医生。它们的营销努力大部分是针对医生的,毕竟医生掌握着开处方的权力。
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工作了20年,亲眼目睹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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