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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谁为这些教育付费呢？你也许以为是医生为自己的后续教育付费，因为其他很多职业都是如此。你错了。2001年，制药公司支付了后续医药教育的60％的费用，并且这个比例后来还在不断增大。以前它们是直接赞助那些经授权的教育机构，但是现在它们通常与私营的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MECCs）签订合约，来策划会议、准备演讲材料、联系演讲人。非常奇怪的是，后续医药教育鉴定委员会（ACCME）批准了一百多家这样的新公司来提供后续医药教育——而不管这些公司其实是受雇于制药公司的营利性组织这个事实。因此，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群公司，它们为大型制药公司服务，但是还宣称自己能毫无偏见地提供药物信息。但是，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在向制药公司推销自己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事实真相。一家公司这样描述自己的业务：“医药教育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借助于它，您能够将信息传达给关键人物，让他们采取行动，从而使您的产品受益。”换句话说就是，雇佣我们吧，我们将会说服医生开你们的药物。一些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为大型广告机构所有，使得后续医药教育与药物推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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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成教育的推广（2）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被制药公司雇佣的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能够获得后续医药教育鉴定委员会的授权呢？这可能与后续医药教育鉴定委员会（ACCME）的特别工作组有关，该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帮助ACCME制定关于利益冲突方面的政策，其成员有一半是教育机构和职业组织的代表，而另一半却来自于制药业或是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本身。因此，ACCME授权于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甚至还授权于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礼来公司，就一点也不显得突兀了。显然，特别工作组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不要让制药公司介入到教育计划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
当然，会有一些强制性手段来检查后续医药教育是否受到了赞助者制药公司的影响。例如，制药公司的资助通常被解释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教育捐款”，这暗示着制药公司不会影响教育计划的内容。演讲者通常会收到制药公司的咨询费，他们通常需要披露他们与制药公司的财务联系——即使披露出有财务联系，通常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制药公司或他们的代理机构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通常会建议演讲的主题，而且会搜集演讲需要的材料和图片。医学院和医院虽然有权决定最后说什么，但是如果它们想要继续获得资助的话，就必须向资助者妥协。后续医药教育给了制药公司一个影响医生开处方的绝好机会，并且这招看上去挺灵。有资料表明，医生在参加过这些会议之后会更多地开出赞助者的药物。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话，该行业也不会舍得花这么多钱在教育项目上了。俗话说，谁负担费用，谁就有权控制。无论表面怎样，实质就是如此。
贿赂医生——还是培养咨询师？
制药公司在医生的“教育”活动上表现得异常慷慨。这种教育通常是双向的。公司向医生提供信息，医生再向公司反馈信息。但是，钱却是单向的——从制药业流向医生。医生可以以“咨询师”或是“建议者”的身份受邀去豪华餐厅参加晚宴，或者去奢侈的地方公费旅游。医生听完演讲者的发言之后，只需谈几句他对公司的药物或广告推广活动的看法即可。医生只要来参加，制药公司就会给他们报酬。一个医生告诉《波士顿环球报》：“过去，制药公司把这叫做参加晚宴，现在则叫做咨询。”
参加教育的人还可以做演讲，这样的话他们就也变成了制药公司雇佣的骗子。任务也并不繁重。演讲通常只会占用上午的一两个小时，而下午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打高尔夫球和滑雪，晚上还会有丰盛的晚餐和娱乐活动。通过将这些活动称为教育、咨询、市场研究或是这几种的综合（但就是不把它叫做销售推广），公司就不必担心违反反回扣法。同时，医生对制药业慷慨赠与他们的福利心存感激，对公司的推销行为也毫无免疫力。据估计，制药业2000年举办了30万次假教育，这占了全部后续医药教育活动的四分之一。
制药公司对那些被称为思想领袖的人尤为关注。这些人通常都是著名专家，他们在医学院或教学医院工作，撰写论文并编辑教材，还在医学会议上做演讲——所有这些活动都会极大地影响他们所在领域内药物的使用。思想领袖的影响力很大。制药公司给他们大量的便利条件，邀请他们担任公司的荣誉咨询师和演讲者，为他们到豪华之所参加会议付费，表面上却假装是为了听取这些人的建议。在许多强调药物的医学专业中，基本上找不出一个没有接受过制药公司报酬的专家。制药公司以“美食、奉承和友情”来招揽医生。对于思想领袖来说，奉承显然更为重要。他们被告知他们的专家意见对于公司开发新药有多么巨大的贡献。但是实际上，思想领袖通常都是临床医生，他们是在药物被开发出来之后才研究药物的。他们能给制药公司带来的利益只不过就是说服其他更多的医生开处方罢了。
我在第六章中提到过布朗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科主任为生产抗抑郁药的公司做咨询一年就赚了50万美元。在我任主编期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他和他的研究人员关于抗抑郁药物的一篇论文。杂志中没有足够的版面将所有作者的利益冲突披露出来，完整的名单被列示在网站上。在一个脚注中，我写到：“我们的政策要求原创论文的作者披露所有与被研究药物制药公司或其竞争产品制药公司的财务联系。在本文中，由于作者众多，他们与相关公司的财务联系也很多，受版面限制，在这里无法全部披露出来。然而，读者应当注意到，12名主要作者中除了一位之外都与百时美施贵宝公司有财务联系，而这家公司赞助了这项研究，该公司与其他一些公司都生产用于精神疾病方面的药物。这种财务联系包括咨询、接受研究资助和奖励、参加建议委员会。”我还写了一篇相关的社论，题目是“学术医药研究是为了销售吗？”，在文章中我表达了自己对商业和学术研究日益混杂的担忧。后来，一位读者给编辑寄来一封信，很有技巧地问道：“学术医药研究是为了销售吗？当然不是。现在的掌权者对这种情况高兴得很呢。”
职业会议
职业协会的会议，比如美国心脏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和美国血液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都由制药公司部分赞助。这些会议是很多医生的后续教育场所。每年一度的会议都有上千名医生参加，制药公司会召开它们自己的座谈会——有免费的午餐和晚餐。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这样的座谈会。它在主会场旁边的一个四星级酒店举行，大概有两百名医生参加。会议的主题是骨质疏松症。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赞助者生产那几种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中的哪一种，但我很快就猜出来了。一张接一张的幻灯片，就是那个在所有药物列表中位居第一的那种药，即使它可能是最无效的。在讨论多数假定的病情时，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来拒绝使用某种更有效的药。例如，一个病人除了患骨质疏松症外还患有溃疡，因此就不能给他使用那种最有效的药物。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情况。简言之，整个座谈会倾向于第三种治疗方法。主演讲者是一所著名医学院的很有名的内分泌专家。这位专家后来告诉我，那个公司给他的部门赞助了10 000美元，而且还负责这次活动的费用，并付给他一笔酬金。他的幻灯片也是该公司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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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成教育的推广（3）
许多大型职业会议就像杂货铺，到处都是制药公司俗气的展示，还有朋友般的推销员用礼物极力游说医生的场景。医生在这巨大的展厅里四处游荡，手上拿着印有制药公司标志的帆布袋，满心欢喜的样子，大口嚼着免费的食物，尽情享受各种免费服务，如胆固醇检测、打高尔夫球。这些会议不是严肃的职业会议，那气氛就像是一场内部预演的小贩叫卖会。
有篇文章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波士顿环球报》的一名记者描述了她在美国精神病学会（APA）的年会上与一位精神病医师相遇的经历：
Ivonne Munez Velazquez，来自墨西哥的精神病医师，翻着她的帆布袋，兴奋得像万圣节的小孩。来参加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年会，她得到了抗抑郁药Prozac的制造商赠送的一个鸡蛋样的小闹钟；另一种抗抑郁药Paxil的制造商赠送的光滑的热水瓶；Depakote（一种抗惊厥的药物，通常用于精神紊乱）的制造商赠送的镶嵌银饰的名片夹。她从Risperdo（一种安定药）的制造商那里得到一个上好的CD整理箱；从Celexa（一种安定药，实际是一种抗抑郁药）的制造商那里得到一个护照夹；从Remeron（一种抗抑郁药）的制造商那里得到一个小巧的绿色压纸器；还有一个启信器，她记不清是哪种药的制造商送的了。但是，整个周末她最感谢的还是辉瑞公司，辉瑞支付了她从墨西哥飞到这里的机票（还有她的30名同事以及她18岁的侄子的费用），并且将他们安顿在离会议很近的酒店里。当晚，当然还是辉瑞公司的盛情招待，她还将参加费城艺术展举办的一个豪华晚宴。
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新指南将禁止这种行为，但是这些指南是自愿的，没有强制性。而且，即使遵照指南的规定，只要将她叫成一名咨询师，就不算违规。
美国医学会成员的年费正在下降，这是非常可能的。根据《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