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觉得他们认为‘哦，这是参议员哈奇的儿子。’我想他们看到的是三个辛勤工作的绅士并且因此而尊敬我们。”果然如此吗？相反，父亲似乎更现实一点。他告诉《洛杉矶时报》：“斯科特是我的儿子，我自然希望他的客户能对我做的事情感兴趣。”
慷慨的献金
制药业对政治运动十分慷慨。1999年到2000年选举期间，制药公司直接的政治献金达2千万，还有6千5百万的“软”资金。过去，制药公司给两党的资金基本相等，而现在80％的资金捐赠给了共和党。不过，剩下的资金给主要的民主党人也足够了。市民组织共同事业促进会对20世纪90年代制药业献金的最大受益者进行了调查。它发现并不出乎意料，在参议院中，参议员哈奇名列第一，第二名是后来成为参议院主要领导的参议员比尔·福斯特［Bill Frist（R…Tenn。）］。在众议院，名列榜首的是众议院议员比尔·托马斯，下来是众议院议员南希·詹森［Nancy Johnson（R…Conn）］。
但是一些有权势的民主党人也享受了该行业所给的巨大好处，这些人所在的州是大型制药公司的根据地，包括前参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Robert Torricelli （）］和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 （D…Conn。）］。举个例子，1999年托里切利提议了一项法案，以帮助先灵葆雅公司的畅销药和其他一些药物更容易地获得专利延期。根据共同事业促进会的报道，该法案是在托里切利任主席的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收到先灵葆雅公司的5万美元献金的第二天被提起的。参议员哈奇为该法案召开了听证会。他当时正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并乘坐着先灵葆雅公司的湾流 （Gulfstream）喷气式飞机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该公司还雇佣了斯科特·哈奇所在的那家游说公司。后来，很显然该法案让美国议会十分为难，就不了了之了。
制药业还支持了各种先锋社团，这种社团往往自诩为草根组织。其中的一个“追求更好的医疗保险的公民”，从名字来看，似乎应当是一群老年人为了提高他们的医疗保险待遇而成立的组织，但其实根本不是如此。1999年成立之后，该组织在1999年至2000年的选举期间花费了将近6千5百万美元来阻止针对制药公司的各种形式的价格管制。该组织的的执行主管提姆·赖安（Tim Ryan）是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建议委员会的主管。其成员也与制药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联合老年人协会在2002年的选举中为有利于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议题广告”（issue ads）支付了大约1千8百万美元。搜集这些广告的不是别人，就是提姆·赖安。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制药业不满时，制药公司也越来越隐藏在这些先锋社团背后。这些团体与我在第八章描述的病人拥护组织很相像。正因为它们表里不一，所以非常有效。
制药公司强大的影响力（3）
制药业对政府的影响力显然渗透进了布什政府。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是西尔列（G。 D。 Searle）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董事长和主席，这家公司后来与法玛西亚公司（Pharmacia）合并，而法玛西亚公司后来又被辉瑞公司并购。米切尔·丹尼尔斯（Mitchell E。 Daniels）是前白宫预算主管，同时也是礼来公司的高级副董事长。总统布什在上任之前也在礼来公司的董事会里供职。这种关系是如此紧密，使得每年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年会看上去都像是华盛顿官员的秘密会议。例如，2003年的年会，到会的有总统布什、卫生与公共事务部秘书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前FDA委员马克·麦克莱伦（Mark McClellan）以及共和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乔治·艾伦［George Allen （R…Va。）］。
得到的回报
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讨论了一些有利于制药业的议会法律条文，从《贝赫—多尔法案》开始到1980年的《斯蒂文森—魏德勒法案》。这些法案使制药公司可以从国家卫生研究所赞助的研究中获益。《贝赫—多尔法案》的本意是要鼓励基础研究向实践运用的转变，但是，总体而言，该法案是否成功还有待商榷。当然，该法案通过之后，生物医药专利显然迅速增加了。但是，许多批评家认为实际效果可能与预期的恰恰相反。通过鼓励将一项新技术的几乎每个方面都申请专利，虽然尊重了商业秘密，但是实际上可能会降低科学信息的分享程度、阻碍对新科学技术的开发。而且它显然没有执行这一条规定，即经学术机构授权获得的药物在“合理情况下应当公开”。这条规定被制药业、学术医药中心、国家卫生研究所和议会彻底忽略了。
限于篇幅，对于大型制药公司从与之合作的议会那里得到的所有好处，我只着重讲几点。我们在上一章中了解到，有几条最有利可图的法规都是与扩张药物的垄断权有关的。还有一些是关于重大的税收优惠的，这样世界上最赚钱的制药公司只需要将其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用于纳税。有一条规定最近正讨论得热火朝天。1987年，在制药业的压力下，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除制造商之外的任何人从其他国家进口处方药——即使药物是美国制造的也不行。正是这项法案阻止了人们从加拿大获取更便宜的药物。
还有一些议会的行动是针对FDA对该行业的监管能力的。例如，1997年的FDA现代化法案就是对制药业的巨大让步。该法案降低了该机构批准药物上市的标准（例如，有时仅仅用一个而不是两个临床实验就可以了）。但更重要的是，议会并没有授权FDA在批准新药时要求将新药与旧药进行比较测试。正因为制药公司只需要将新药与安慰剂做比较，才造成了该行业现在可以靠模仿性创新药维生的局面。不然的话，制药公司将别无选择，只能努力去研制真正的创新药物了。
议会给大型制药公司的最隐秘而又最大的礼物，就是授权由制药业赞助的私营公司决定医疗保险是否应当为处方药标签之外的用途付费。尽管制药公司不能在FDA批准的用途之外推广药物，但是医生可以将处方药用于他认为可以用的任何疾病。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保险公司是否应当为这些用途付费——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大约有一半的处方药都是用于标签之外的用途。这一问题对医疗保险计划尤其重要，该计划是美国最大的为门诊病人药物付费的政府计划。1997年，议会授权给Drugdex信息服务公司，使其成为能够决定医疗保险计划将为标签之外的哪些用途付费的三个组织之一。Drugdex公司将药物及其用途列示在一个大目录里，它将这个目录卖给制药公司以及所有支付3 823美元年费的人。如果一种用途被列入其中，那么医疗保险就不得不为用于该用途的处方药付费。
Drugdex公司的股东是汤姆森公司（Thomson Corporation）。这个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旗下有一些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以及许多分支机构。这就导致了一种“混乱”的关系，汤姆森公司为制药公司进行后续医药教育来赚钱，而制药公司通过将自己的药物列示在汤姆森公司的Drugdex目录上赚钱。此外，这些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教育”医生如何将这些药物用于标签之外的用途。鉴于Drugdex公司与制药业的关系，Drugdex公司授权的标签之外的用途是其他两个非营利组织的目录的两倍，也就不足为怪了。2003年，据《华尔街杂志》报道，Drugdex公司对美国最畅销的12种药物共列示了203种标签之外的用途。例如，其中对Neurontin（一种治疗癫痫症的药物）就有48种标签之外的用途。这样，Neurontin就可以用于打嗝、戒烟、偏头痛和许多其他疾病，医疗保险都需要为其付费。
因为Drugdex的目录比其他目录列示的标签之外的用途多很多，实际上它就是规则制定者。它引用文章来支持它的目录，但是这些文章并不需要符合任何科学标准。最近甚至还有一个制药公司建议委员会来检查Drugdex公司的目录。《华尔街杂志》的记者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写道，当他为写作一篇关于Drugdex的文章而向该委员会调查的时候，该委员会突然解散了。总之，Drugdex是一家与制药业关系密切的公司，它控制着医疗保险受益者的处方药福利。而花费的全部是纳税人的钱。这着实是一项大礼。另外，由于这种安排不需要FDA的批准，使得FDA科学审查的职能几乎丧失殆尽。显然，Drugdex公司把任何东西放进目录里，制药公司会都同意。
制药公司强大的影响力（4）
国际性的尴尬
当第三世界国家抱怨大型制药公司将艾滋病药物定价过高时，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都袒护了制药业。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时候，其成员要求药物享有20年的专利期（当时，许多国家甚至都不懂得药物是可以申请专利的）。当出现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时，可以有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们可以发布“强制授权书”，让其他制造商生产需要的药物。贫穷国家可以在2005年之后再执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急需控制艾滋病疫情的南非，威胁说要生产或进口通用名药。制药业强硬地抵制这种行为。克林顿政府（无疑受到了制药业在华盛顿的影响）警告说要进行贸易制裁。随后，政府由于人们的愤怒而退缩了。几家制药公司走投无路，宣布降低在几个非洲国家的药物价格，但即使是打折后的药物也没有印度制造的通用名药便宜，并且很难获得。
后来，布什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的143个成员国中独树一帜地反对放松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专利保护。美国只允许贫穷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