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5百万美元（我不由地想这对该机构委员们的演讲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超过1千2百万美元会用于资助“志趣相投的”医生、病人、学术机构和有影响力的少数族裔组织。另外1百万将用于“那些杰出的雇佣经济学家——他们及其思想领袖通过发表文章和论文来反对联邦价格管制，并且是制药业的快速反应团队。”还有给“第三团队的文章和贡献的补偿”50万美元。另外，还有1千8百万美元将用于在国外抵制价格管制和保护专利权。也许最为傲慢的一条是“为了改变加拿大的卫生保健系统”的1百万美元（加拿大人是否也认为他们能够如此廉价地被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收买呢？），还有50万美元将用于阻止药物从加拿大流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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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公司强大的影响力（6）
《华盛顿邮报》在2003年的一篇社论中总结得很好。它警告说：“任何想要讨论制药公司的人，不论其学术观点和立场看起来多么中立，都应当接受关于他们收入来源的仔细调查。”通常记者们并不这么做。一个大报的两位记者告诉我，他们不问这方面问题的原因是，如果问了只会使他们的采访写作更难完成。如果他们发现消息来源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编辑可能会要求他们寻找新的消息来源。或者消息来源会因为被问及这些问题而十分恼火。因此这里有一条潜规则——“别问也别说”。但是如果记者只确认消息来源的学术地位，而不告诉读者与其相关的利益冲突，那分明是在误导读者。
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蓝图听上去只不过是一份危机四伏的计划书而已。一份该组织的委员会备忘录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份备忘录认为，制药业现在正面临着一场“完美风暴”，这是由于“政府在国外越来越多的价格管制，导致了得不到政治支持的国际间的价格差异；通过互联网可以从国外得到越来越多的药物；各州主动投票要求降低美国的药物价格；各州强烈要求在公共医疗补助计划中给予药物折扣；以及‘人们错误地认为药物价格在以每年20％的速度上涨’。”尽管我可能对上述原因稍有微词，但是确实正在刮起一场“完美风暴”。我们能看的第一个迹象就是，原先铁杆支持该行业的议会在近期弥补了《哈奇—维克斯曼法案》中的若干漏洞，并且同意从加拿大再进口较便宜的药物。但是尽管出现了这些迹象，该行业还是拥有政治支持。
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主席艾伦·霍尔默（Alan F。 Holmer）在该组织2002年年会上说，“我们的咒语就是，无论政治环境是否可以掌控，我们将永远不允许失败发生。”而且它一直都掌控得很好。正如众议院议员伯纳德·桑德斯［Bernard Sanders （I…Vr。）］所说的那样，“即使是纽约扬基队（New York Yankees）（一个著名的棒球队——译者注）有时也会输，而洛杉矶湖人队（Los Angeles Lakers）（一个著名的篮球队——译者注）偶尔也会输掉一场球赛。但是有一个组织从来没有输过，它在议会保持了数百次胜利而无一次失败的记录。这就是制药业。”在下一章中，我将会质疑这样战无不胜的记录是否还能保持下去。
狂欢结束了吗？（1）
尽管制药业现在仍然是个巨人，它也是一个痛苦挣扎的巨人。它会怎么办呢？现在，它更加绝望地从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和大学那里寻求药物的授权；它更加努力地推广它的模仿性创新药；它开始通过兼并和收购来整合不断萎缩的药物供应链、扩大市场份额、力争获得规模效应；它为了延长市场垄断期限和对抗管制提出了更多的诉讼——还始终通过昂贵的公共关系广告来维持自身形象。制药业现在应该有些担心了。如果这个行业是从1980年开始了非凡崛起的话，那么2000年可能是它开始下滑的拐点。很难相信一个如此富有又有权势的行业——并且还刚刚在医疗保险计划中获得了处方药福利的胜利——正陷入困境，但是确实如此。部分原因是，经济发展自2000年达到顶峰后开始疲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因素影响了该行业，而且这些因素不会随着总体经济的转暖而有所改变。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些因素。人们对处方药那高昂的、并且仍不断攀升的价格开始表示愤怒。他们不再相信大型制药公司是为了弥补研究和开发成本而收取不合情理的高价的。老年人尤其愤怒，他们没法长久地享受医疗保险的药物福利，其原因我已经在前几章中解释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甚至整个城镇的人都开始从加拿大买药，那里的药物更加便宜，而且议会现在面临很大的压力要废止有利于制药业的、将进口药物视为非法的法律。大型保险公司和州政府现在合力压制药物价格，坚持药物价格的高折扣，使用首选药物名单（处方集）。近几年，该行业还面临着联邦和各州起诉人、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消费者团体的诉讼，起诉的罪名各式各样。最后，其最为自负的理由也快站不住脚了。该行业总是自夸它不断有创新药物上市，但实际上创新药物越来越少。利润额仍是巨大的，但是销售增长却很缓慢，制药公司开始裁员，其中一些公司在过去一两年里股价跌得很惨。这可能确实是一场“完美风暴”。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关于从加拿大“再进口”药物的大辩论。这里可能有点用词不当，因为通常实际发生的是进口那些被FDA批准的药物，而这些药物最初是从美国和欧洲的制药公司出口到加拿大的。因此这只不过是将美国制造的药物在相同的国境上运输两次。你可能会觉得这种现象实在荒唐（确实荒唐），但这却是很多美国人能买得起药物的唯一办法。
加拿大
美国是唯一一个对药物价格没有管制的发达国家。其他所有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士、瑞典、英国等等——都对价格有所管制。管制方法各不相同。例如，英国没有限定价格但是限定了利润的上限。而法国为总的药物支出设置了上限。日本基于新药与旧药的对比结果，对新药制定了偿还价格。
美国人显然对加拿大最感兴趣。加拿大的国家健康保险计划并不是为处方药付费的，而是为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和残疾人士服务的。其他大多数加拿大人则要从他们的雇主那里获得补偿。此外还有一个联邦专利药物价格调查委员会，每年检查药物价格两次，以保证专利药物的价格“不会过高”。其判断标准是这些新药的价格不高于其在其他七个发达国家（美国、英国、瑞士、德国、瑞典、法国和意大利）的平均价格或者是治疗同一种疾病的旧药的最高价格。一旦药物上市之后，价格涨幅不得超过总体的通货膨胀率。各省的政府建立处方集并且可以协商更大的折扣。相反，通用名药的价格是不受管制的。加拿大对品牌药公司说：“作为对我们提供的专利保护的回报，你们应当为我们提供合理的价格。”品牌药在加拿大的价格几乎是在美国价格的一半到三分之二。
由于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药价差距越来越大，在边境居住的美国人开始到加拿大去购买处方药。这些人主要是老年人，他们在美国为处方药支付的是世界上最高的价格。他们在购买处方药的旅行中，往往会组织公交旅游和社交聚会。他们购买的多数药物是由美国或欧洲的大型制药公司生产的，并由FDA批准上市。这些药物就这样在边境上往返。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们知道了这种价格差距，美国人开始通过互联网从加拿大的制药商那里邮购药物，或者从与这些制药商有交易的药店购买药物。加拿大的医生会开处方或者拷贝美国的处方。截至2002年，累计已有一百多万美国人从加拿大购买了药物，总金额高达7亿美元。2003年，根据爱美仕市场调研咨询有限公司（IMS Health）的调查，总金额猛涨到了11亿美元。当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7％的受访者从加拿大购买过药物。加拿大现在有大约140家互联网制药公司，而1999年只有10家。
还有一个问题——从加拿大购买药物是违法的。你可能还记得，1987年，在制药公司的坚持下，议会同意了禁止除制造商之外的任何人进口药物。理由就是这项禁令保护美国人不受假冒药物的危害，但是实际上另有原因，那就是该行业坚持认为它应当从来自加拿大的“不公平”价格竞争中受到保护。一个用“自由市场”的浮夸言辞来包装自己的行业，坚持认为来自另一个国家的竞争是不合法的。该行业把美国周围的“吊桥”都拉了起来，这样美国人就不知道他们到底多付了多少钱。这个骗术一段时间内起了作用，但是今后再也不会得逞了。新罕布什尔州2003年对可能投民主党票的选民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83％的人相信从加拿大进口药物应当是合法的；只有7％的人反对。
狂欢结束了吗？（2）
而药物的安全性问题呢？当然，假冒药物确实是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原因在于有换标签的各种复杂技术做后盾，还有不断增加的不正当的供应渠道。通常并不是只有一个总批发商，而是有众多二级渠道商。制药厂本身也分布很广。实际上，大型制药公司有众多的工厂分布在世界各地。例如，辉瑞公司在它的网站上披露它在32个国家中共有60个制药厂。另外，美国品牌药的许多关键成分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而且请记住，大型制药公司中有一半总部在欧洲。
在这一链条上有许多环节，假冒药物都可能充斥进来。在最近的一个案例中，有一个批发商偷取了数百瓶用于帮助艾滋病患者维持体重的荷尔蒙，用假冒产品替代真货，而将真的荷尔蒙通过互联网卖给了健美机构。在另一个案例中，治疗贫血症的药物Procrit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