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夫特的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处理方法是合理的，他们认为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制药公司只是投资者对投资渠道的一种选择。但是，尽管对投资者来说可能是这样，但对公司而言肯定不是这样。制药公司没有其他选择，如果它想要在制药业中生存的话，就必须在药物研发上花钱。它们并不是投资公司，如果对制药业的研发费用进行机会成本的处理，显然毫无道理。
这项研究结论的第三个问题在于，这是税前的数字，但是研究开发费用是可以进行税收减免的。另外，制药公司还可以享受数十亿的税收优惠，例如测试“罕见病用药” ——这一产品的市场预期不超过20万人——的成本享受50％的优惠。1983年，对罕见病用药实行税收优惠以来，到2000年，FDA已经注册了231种罕见病用药。其中的一种就是前一章中提到的立妥威——第一种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随着世界范围内艾滋病的流行，立妥威的市场远远超过了20万人，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被看作是罕见病用药。此外，如果制药公司能够证明某种药物不能盈利，那么它也可以得到税收优惠（别的公司怎么没有这样的好事？）。也许制药公司认为这些税收优惠的信息只应当上报给美国国内税务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而不愿告诉任何人，就像他们处理药物的研发成本一样。人们会怀疑这些信息是否会接受审计，会怎样接受审计。
无论如何，考虑到所有的税收优惠，大型制药公司需要交纳的税额是比较少的。1993年至1996年，制药公司的税率大概是162％，而其他行业的平均税率却是273％。许多专家认为，药物研发费用不应该包括减免的税收成本。制药公司的税收减免额会大大降低研发费用，降低幅度至少相当于34％的公司税率（还不考虑税收优惠）。如果你同意这样调整的话，塔夫特估计的4亿3百万美元的税后成本（未加入“机会成本”）将会变成每种药不超过2亿6千6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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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公司在新药研发上究竟花多少钱？（3）
但是，请记住，这只是制药公司内部开发的新分子实体药物的实际税后研发成本的平均值，而不是所有获得批准的药物的平均成本。多数进入市场的获得批准的药物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药。我估计，每一种药物的真正成本平均在1亿美元之下。如果它真的是接近8亿2百万的话，制药业也不会对有关数据讳莫如深了。
高额研究开发费用，高额利润
制药业为什么会对这8亿2百万美元的数字如此兴奋，可能是由于它们往往将研究开发成本等同于价值。但是情况并不是如此简单。事实上，这些数字还可能是效率低下的证明。默克制药公司（Merck）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吉尔马丁（Ray Gilmartin）对该行业提出了一个警告：“如果有什么事情值得忧虑的话，那就是还存在一些效率低下的制药公司以及没有生产出有益患者康复的药物的公司。”非常正确。事实上，平均研发成本不断增长的结果仅仅是没有多少新药上市。做个极端的假设，如果整个行业只有一种新药上市，那么平均研究开发成本是多少呢？2001年的数字是300亿。这能说明价值吗？它能被作为行业生产力的代表指标吗？当然不行。
当然，这样极端的假设是很荒谬的，但是与之相似的事情却正在发生。在过去的几年中，新药的数量正在下降，同时其质量也在下降。然而研究和开发费用却直线上升。关键问题是巨额的研究开发费用花得到底值不值。开发新药的过程中花多少钱算多，这由谁来决定？是否真的如吉尔马丁先生所言，整个行业都在变得“缺乏效率”——用更多的钱带来更少的收益？这些问题很重要，不仅因为我们需要好药，也因为行业希望能够弥补它在研究开发上的支出。
让我们回到大型制药公司最关键的论点上——降低价格会损害它的研发投入。果真如此吗？不管每一种药物的上市成本到底是多少，根据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的报告，该行业的总体研发费用超过了300亿美元，这一数字包括加入该组织的所有美国公司和国外公司，这个数字确实十分巨大。但是应该把它与同时报告的销售和管理费用做一下比较，后者几乎是研发费用的两倍还多。此外，关于大型制药公司财务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尽管它们花费巨大，但它们的利润也很惊人。
2002年，财富500强中的美国十大制药公司的全球销售总额为2 710亿美元，它们在研发上仅花费了大约14％，也就是大约310亿美元，而它们的利润率是17％，也就是360亿美元。因此，利润比研发成本高出许多。更令人吃惊的是，它们在营销和管理上足足花了销售额的31％，大约670亿美元。
看了这些数据，我们很难相信价格降低会导致研发费用的减少。事实上，价格管制是否会影响到研究开发，关键是看制药业的选择。例如，它们可以选择缩减管理费用或者销售费用，或者它们可以选择接受较低的但是仍然非常可观的利润。但更可能的情况是，它们宁愿选择缩减研发费用来维持利润和销售费用的水平。
制药公司不会接受较低的利润率，也不会削减营销费用——它们认为这是利润的源泉。它们会说，华尔街要求它们将股东的股票价值最大化，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想方设法提高利润。这样做是它们的信托责任所在。但是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我们将新药开发的重任放到了一个只对它的投资者而不是对所有公众负责的行业身上（制药业只在在药物应当安全有效这个有限的意义上对公众负责）。
另外，为什么这个利润如此庞大的行业需要这么多的权益资本？它本可以从销售中轻而易举地为研发筹得资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制药公司的员工报酬中有一部分是股票期权。非盈利组织“美国家庭”研究了2001年十大制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所持有的未执行股票期权的价值——平均为5千2百万美元。但是股票期权只有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超过股票期权的执行价格时才有价值。这就给管理层一个强烈的动机，想要让股票价格一直上涨。安然（Enron）的管理人员试图用非法的途径来运作，这种动机在其他管理人员持有股票期权的公司中同样存在。
药物定价——研发与它有什么关系？
大型制药公司想要让我们相信，它们的畅销药价格之所以特别高，是为了弥补其成本，包括所有最终没能上市的药物的成本。这似乎是说制药公司只是在挣扎着求生存——但是我们知道这根本不是事实。而且，没有关于研发成本的详细信息，我们无法评估有利可图的药物在多大程度上补贴了那些无利可图的药物。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研发费用花得到底值不值。如果患者每年必须花费成千上万美元来买药的话，难道公众没有权利知道涨价的原因以及钱的流向吗？我们知道我们花的大部分钱都变成了利润和销售费用，但是我们还需要知道公司在哪些药上花了多少钱，花钱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应当对财政资助的研究、专利保护和税收优惠心存感激的行业——简言之，这大大降低了制药业的风险——难道仅仅披露研发费用的总额就够了吗？它应当打开这个黑箱。
与制药公司花言巧语的宣传相反，这个行业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不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事实上，制药公司不愿意冒任何一点风险。举个例子，测试罕见病用药的成本可享受50％的税收优惠，前面提到的法案将这种优惠扩展到了其他药物上，也就是说，如果“一种药物的销售收入不能弥补开发费用及其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成本的话”，也可以享受优惠。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能赚钱，政府会帮助你。这是一个受到完全保护而远离损失的行业。风险性企业的收益通常都会波动，但是年复一年，制药业在美国一直是最赚钱的行业。波士顿大学健康改革计划的联合主席艾伦·塞奇（Alan Sager）认为：“如果你每次去拉斯维加斯带着1 000美元，回来时总会带回1 400美元，你的家人会责怪你赌博吗？”事实上，制药公司要求的不仅是弥补其研发费用，它们还要求获得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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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公司在新药研发上究竟花多少钱？（4）
真相就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研究开发成本与药物的定价有关。默克公司（Merck）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吉尔马丁先生似乎十分坦诚地承认这一点。当谈到高达8亿2百万美元的平均成本时，他说：“药物的价格并不由其研发成本所决定。相反，它是由它们在预防和治疗疾病中的价值所决定的。不论默克公司在开发药物过程中花了5亿美元还是10亿美元，是医生、病人以及买药的人决定了药物的真正价值。”这话在我听来，就是他承认了该行业会不遗余力地将价格定得尽可能地高，并且这个价格与研发成本基本没什么关系。确实如此。但不幸的是，与吉尔马丁先生所说的相反，这个价格与药物的医疗价值也没有多大关系，我将会在下文中讲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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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业还有创新的能力吗？（1）
制药业仍然是在坐等外部的研究成果。它正在原地踏步，等待大学和生物公司研究出什么新东西。它正在等待“戈多”。这简直不像一个号称最具活力的、有着最具创新性的研究的行业形象，但这就是事实真相。这也是为什么大型制药公司要纷纷在重要的研究大学和医药中心周围设立研发中心、在全世界的小公司中挑选可供授权的药物的原因。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质疑“药物的价格是为了弥补研发成本”的论调时，制药业转而执行B计划——宣称高昂的价格是为了支持创新。制药业承认：“是的，我们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