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评级机构的盈利来源是金融机构而非投资者，因此，所谓的“专业评级”，也早已在金融机构的糖衣炮弹中沦为粉饰的工具。
同时，评级机构反应迟钝，在相关债券信用质量严重恶化时未能及时更新信用评级。从整个危机的发展过程来看，评级机构的动作有意或无意地、主动或被动地慢了节拍。事实上，次贷危机于2006年底便已初现端倪，在2007年三四月间正式爆发，大量次级贷款和中间级贷款违约风险急剧上升，导致相关的债券和衍生产品质量严重恶化。但直至2007年7月，评级机构才开始大规模调降次级债券的评级，这一动作反而引发了市场的恐慌性抛售。在此过程中，评级机构不仅未能起到预警作用，其评级更新甚至远远落后于事态发展。
而且，整个评级体系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陷，评级机构出于利益考虑没有动力去纠正这些缺陷，甚至放任一些低级错误的出现。
国际清算银行的相关调查曾指出，在结构性融资产品的评级过程中，评级机构不仅评估信用风险，而且直接参与产品的构建，发行方会获得评级机构的建议以提高产品评级，在此过程中评级机构极易产生利益冲突问题。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08年7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来看，面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的评级，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曾经有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调查还显示，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工作人员竟然直接参与相关产品评级费用的确定工作。
“在次债还未到来的时候，经过评级的CDO被卖给全球的投资者。这时候投资者已经远离了风险源，因此次债风险的隐蔽性很强，事前确实很难被预见到，很难看得明白。”对我的看法，林毅夫表现出很高的兴趣，说，“您说得很对，评级机构并未履行其职责，在对抗风险上，投资者基本是孤军奋战。高盛的次债损失少，但他们的高层在剑桥学习班上讲课也承认：并非是有先见之明，只是恰好在风险爆发之前将这些债券卖出而已。不过，高盛管理风险的方法值得借鉴，他们在产品研究部和风险管理部之间设防火墙。当两个部门的意见越来越分歧，对事务看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争吵越来越厉害的时候，高盛就会警觉，就会非常慎重，首席风险官就会亲自过问此事，他们在避免次债危机的过程中就是这么做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五章 相聚重庆楼（6）
“现在国内外投资者都在观望美国，大家都想知道能不能从本次危机中找到一些机遇，对于这一点，您有什么看法呢？”我问道。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现在来美国投资或者并购的时机都不是很成熟，难道贵行有什么打算吗？”林毅夫惊诧地问我。我笑着说：“我们的纽约分行刚刚开业，如何让它稳健地发展是我们最大的打算。”林毅夫点头说：“东京三菱日联银行乃是前车之鉴啊。”
“本次危机又正好发生在大选期间，美国所谓的两党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会影响及时决策，平时体现不出来，像金融风暴这种分秒必争的事情，一旦贻误了救市的时机，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话锋一转，谈起大选对救市的影响。
对这个问题，我深以为然：“国会第一次投票的时候，你投一票，我投一票，力求保持票数均衡，两党都怕担责任，结果没有通过7 000亿美元注资救市的方案。这个事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其中很多人将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结果失去了救市的良机。现在虽然通过了方案，但损失已经扩大了，而且，按照麦克唐纳的观点，这次的7 000亿目标并不明确，并未起到重振市场信心的作用。”
说到这里，我想起前一天看的电视节目，有一个媒体讨论着：“美国政府现在拿钱收购金融机构股权与中国政府注资国有银行有什么区别？”我笑着问林毅夫：“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林毅夫说：“美国政府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这些大公司的背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影响到了国计民生。”凯文补充说，他认为中国政府注资行为比美国政府要聪明，起码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
“现在什么都麻烦得要命，收购本身反倒成了最快捷的事情。”我告诉林毅夫和凯文，昨日在纽约，杰米·戴蒙跟我说他三天就完成了一单收购。他们听了哈哈大笑地说：“杰米·戴蒙是个快枪手，他是指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吧？摩根大通做事比较激进，他们在和世界银行打交道的时候也是这种风格，这种文化都和杰米·戴蒙分不开。”我点头说：“对，戴蒙先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尤其对他看准的事情。”
林毅夫接过话题，问我：“现在国内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告诉他这次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直接影响很有限，但对中国沿海一些外向型企业影响较大，中小企业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面临很大挑战。“林行长，咱们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很大难关啊。”林毅夫连连叹气，说：“现在危机正向实体经济蔓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降下来。现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是世界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开发协会去年总计募集到了420亿美元资金，在未来三年内，将会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性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甚至是给低收入的人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等等。”
林毅夫身上渗透着为国为民乃至为整个社会思考的忧患意识；言语间也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知性与缜密，真心希望他和世界银行能在应对本次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后记
2008年10月3日到10月14日，在华尔街遭遇金融严冬的最寒冷时刻，我恰好在纽约和华盛顿，出席招商银行纽约分行开业仪式并参加世界银行年会。这10天的美国之行使我亲历了这场危机的“百年不遇”，并有幸与漩涡中心的不少关键人物会晤交流。
虽然已经时隔大半年，可华尔街衮衮诸君的言论，仍让我不时回味。那些对于金融危机成因和走势的分析，那些对于已经采取的和应该采取的策略的热烈讨论，那些对管理缺失、监管真空、决策失误的痛切反省，那些对已然逝去或错过的好时光的慨然嗟叹，以或沮丧或兴奋，或忧虑或愤慨，或直白或含蓄的方式一一道来，确实异彩纷呈。而他们一些人的故事，或听他们自己讲述或从其他渠道得知，也每每让人感慨。人间百态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历史剧里跨越时空再次呈现。
今天看来，那些对话中阐发或碰撞出的各式各样的观点，有的被已经发生的历史证明是对的，有的被正在进行的实践证明是错的，有的还有待未来的时间去检验。这些观点的对与错、是与非，现在来看已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它们为我们在金融危机仍在持续、未来仍不确定的环境下，反思教训、明确方向，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有益视角与素材。这是我时隔多时仍愿撰文以记的第一个原因。
写作此书的第二个原因，可以与一个圣经故事相联系。传说上帝毁掉巴别塔时，让不同民族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极大妨碍了人类的互相交流。在这个世界上，由于不同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背景差异，形成了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是今天的现实。但我的亲身经历让我深信，不同的价值观不一定相互认同，但可以，也应该相互认识。我们走了多远？还能走向何方？这些问题的答案与选择都和这种“相互认识”息息相关。在同一个危机之下，秉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思路，从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美国的这10天进而延伸到为了进入纽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而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这10年中，正是通过坦诚对话和沟通，我和许多原本陌生的甚至存在各种偏见而不太友好的外国人成了朋友。如今，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崇洋媚外的心态正渐行渐远，这无疑是值得高兴的；但与此同时，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我们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应妄自尊大。学会和不同价值观的人平等、理性、坦诚地交流和相处，应该成为中国人关注和实践的课题。我希望以一些亲身经历带给读者一点这方面的启发。
经典社会学理论认为，危机不仅意味着一种无序状态，更意味着危险之中的机遇，弃旧之中的图新。这是我想借此书印证的第三点。
书里书外，我对此有这样一些体会：
一是危机往往是“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条件。1857年，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爆发，其后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使得原本沉疴难去的奴隶制得以废除；久议不决的宅地法得以实施，发展重工业成为可能，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是危机往往是旧制度积累的各种问题的总爆发。它能使不合时宜的制度安排受到猛烈冲击，使对旧制的弊端认识更为深刻，使改革和新政面更易达成共识。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共同深刻反思金融体制的弊端，也促使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明显加强了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的配合，金融危机几乎一夜之间颠覆了外界对西方金融制度的简单迷信，也使“改革金融体系、预防类似危机”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呼声。当然，这种愿望的实现自然需要各国的通力合作，尚需走很长的坎坷道路。
三是危机往往是重大历史转折的开始。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一个人也如此。如果不是危机的出现，克鲁格曼恐怕很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没有全球救市的机会，恐怕布朗首相已难掌相印。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民众在大危机下思“新”求“变”，奥巴马即使才华盖世，也不那么容易成为�